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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澧（1919.9-1995.2.15）男，汉族,四川阆中人。

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外文系，1940年代末赴美国华盛顿大学英语系，师从史密斯·泰勒教授，专攻莎士比亚研究，并于该校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澧先生立即动身回国，1951年任四川大学外文系系主任，1954年调往中国人民大学，历任外国文学研究室主任、中文系副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1980年代与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代名师共同发起成立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并担任副会长。1995年2月去世，享年76岁。

赵澧先生是中国高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与朱维之先生联袂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成为“文革”后影响最大的外国文学教材，累计发行数百万册。他与朱维之先生联袂主编的《外国文学史》，则获得了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

赵澧先生的主要论著有《莎士比亚传论》、《西苑诗雨》等，另译有芬克斯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哈里台《莎士比亚》、考德威尔《幻觉与现实》，主编《唯美主义》等。

赵澧先生去世后，季羡林先生为之题词：“赵澧同志对促进高校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的功绩永远不会被遗忘。”

 

 

【回忆录】文人难得身后名——忆念赵澧先生

（本文作者系杨慧林，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

多年以前曾于《道藏精华录》读得佳句：“俗人以酒色杀身，商人以货财杀子孙，文人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关于俗人、商人和文人的断言，无疑都出自文人，然而俗人之“杀身”、商人之“杀子孙”的意义都很明确，唯独文人自己的“杀天下后世”颇费琢磨。学术何以会将后世斩尽杀绝呢?这是在彰显文人的力量?是在揭示“话语霸权”的事实?还是仅仅在在控诉某些“学术”的害人?

读书之乐常在心有所动，而未必要得确解。但是不知为什么，对文人、学术接触得越多，就越是想到未有确解的文人之“杀”。这样的问题总是难以讨论。其原因不仅在于可能遇到的歧义，更在于无法回避文人与学术之中的文野之分。当今学术界老一代大师尚在，新一代大师辈出，强分君子、小人之学是不合时宜的。不过既能对此淡然，又能对此坦然的学者，其实并不太多。

以求师问道而论，我一向相信自己的运气，总有令我敬重者可以追随。而在诸师之中赵澧先生年长，且已先归道山，谈论文人之“杀”的敏感话题当较少顾忌。

我是赵澧先生的最后一个弟子。随先生读书时，先生已值暮年，且在经受帕金森氏综合症的折磨。初识者也许很难想象：这就是在西南联大时期与冯至先生以新诗唱和的位热情的智者，这就是用流畅的译笔为我们介绍莎士比亚、叶芝、尤金 · 奥尼尔、田纳西 · 威廉斯或者考德威尔的赵仲沅先生。但是先生的目光依然敏锐，思想依然活跃。当年他曾以一本1942年的新剑桥版《莎士比亚全集》相赠，扉页上留有先生自己印的藏书票：枯藤、老树、断崖、残月，而那前景却是一匹骏马，马背上的少女长发低垂，若有所思。从这部书中我不仅读到了“良本”的莎士比亚，似乎也读到了更完整的赵澧先生。如今的文人、学者一旦沾着一个“诗”字，便每每以夸张和略带表演性的矫情相标榜，而赵澧先生则使我第一次想到：一颗永远不会衰老的诗魂，其实最终可以将热情修练成一种恬淡的智慧。

随赵澧先生读书，体悟多于直接的感受。因此既使我能贴近灵界中的先生，他也未必就“文人”给我一个直接的答案。文人之 “杀”当中的真正的问题，对赵澧先生而言或许是根本不存在的。他的沉静和宽容又使他不可能去追究作为“类”的文人的品格。我常想效法先生，对此却自知未曾得着一二。因为这不是学问，而是境界；它需要慧根，还需要时间。但是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赵澧先生的无言，从来都包含着他的回答，尽管他平和、少语，在世人最易留心的诸多问题上，却总有不肯苟同之处。这历来为我的师友们所珍视。而先生勤于修身、慎于立言，要想寻得真传，只能去细细品味他的整个生命。当下的学界，未知天命便已“著作等身”者不在少数。与之相比，赵澧先生说得很少，写得也不多，不过时间越久我越会怀疑：使人受益更多的究竟是哪一种学者呢？

赵澧先生治学，如其做人一样平实。以文人之“杀”一类的问题求证于他，或许也是不合适的。他宽容了一辈子，怎么会与我们计较？尊龙凯时注册 是谁，怎么有资格搅扰灵界的安宁？几年前他在病榻上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只是“快回去休息”。我把它看作一种象征，并以此提醒自己善待所有的人。

文人惜名。而身前之名易有，身后之名难得。成就身后之名的人格和学术，才能在后世免去“杀天下”的恶名。是为文人之“杀”的一解。

许多学者都曾疑心古罗马哲人塞内加的为人，但他确实留下了一句相当坦率的话：“自从有了学者，好人就没有了，……我们学会了论辩，却学不会活着。”文人之辨对于西方人，看来也同样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