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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史。

（全文原载于《名作欣赏》2018年第8期）

一

我上中学的时候，因是受学工科的父亲的影响，有一个时期对无线电发生了浓厚兴趣。母亲托在上海的大舅，给我买来一套五十多块钱的收音机零件。这在20世纪70年代，是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于是在上课之余，我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装配一个简装收音机中去。这段“工科生涯”，大致持续了一两年时间，虽然只是一个装收音机的小儿科，但无形中培养了我的动手能力和钻研精神。在整个初高中，乃至下乡插队的两年间，我最大的愿望，其实是将来成为一个工程师。

我那时还是一个业余军事迷。因随父母离开城市下放到大别山北麓的一个小镇，那里接触军事杂志和图书很难，只能与镇上一帮半大男孩下军棋。天天为军、师、旅、团长的排兵布阵伤脑筋，还为胜输争执吵架。尽管我的棋技不算高，可潜移默化当中，慢慢悟出了一些军事方面的浅显道理。打仗的目的原来不只是杀人，还有如何取胜的问题。你下棋的每一步，实际是在琢磨对手，可能大家都埋头于棋盘，然而心思，却在相隔半米的对手身上。不妨设想一下，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双方指挥员也许在千里之外，但冥冥当中，你感觉就在半米之遥，他的呼吸及一举一动，仿佛就在眼前。这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经验。喜欢军事和战争，当然与那个年代的政治文化教育有关，也是一个男孩子成长过程中必要的一课。

在我下乡插队的第二年（1975），一个当兵的机会来了。我踊跃报名，以为可以就此实现当兵梦，将来说不定还可以混一个将军。后来这场好梦，被八里畈农场的民兵营长打碎。他是一名年轻的复员军人，平时沉默寡言，与我接触不多，但知道我喜欢文学，喜欢写点东西。因此，在我向他讨要体检表的时候，这位好心的兄长悄悄劝阻我说：你有文才，当兵说不定可惜了。我报名参军的是一支王牌部队，1979年它曾走上中越战场，与我一起报名的两位同学战死沙场，另外一位同学转业回到县里的法院工作，等二十多年后再看到他时，身上已没有军人痕迹，倒更像当地一个不很得意的乡镇干部。

1977年高考恢复时，我曾想报考工科大学，父亲劝我读文科，至今我不知道其中的理由。四年中文系的生活，让我渐渐远离了工科梦和军事梦，对诗歌创作发生了兴趣。大学毕业时，我俨然成为省内一个有名的青年诗人，也差一点卷入一个不必要的风波。至此，我离中国当代文学又近了一步。

二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个省会城市的首脑机关做过一年多的公务员。之后弃政从文，调到一所偏僻的大学中文系当教师。1983年到1991年，我先后在河南、湖北的两所大学中文系任教，当过助教、讲师，因在《文学评论》发表过两三篇文章，破格当上了教授。1992年，我考上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新诗研究专家陆耀东教授，研究中国新诗。说来奇怪，我年轻时喜欢写诗，后来专写诗歌评论，但对研究新诗却没有兴趣。到考虑博士论文题目的时候，我向陆老师要求做沦陷区文学的研究，陆老师认为我有写诗、评论诗的基础，建议我还是选择中国新诗方面的研究题目为好。

1995年初夏，我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任教，面临着一个如何确定研究领域，为将来学术发展谋篇布局的问题。当时的北京学界，因为历史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三足鼎立的局面，学术团队和资源，基本都由北大、北师大、中国社科院三家掌握。中国人民大学虽曾有以林志浩教授领衔的现代文学研究阵容，但因林先生的离去，这个阵容基本瓦解。我感到了孤立自守。这是我决意离开现代文学领域，转向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和批评的一个初衷。

当时，也包括后来的若干年，我与北大的洪子诚、李杨，社科院的孟繁华等先生交往较多，以后还有陈晓明、贺绍俊、陈福民、张清华等朋友。这可能是一个所谓的“圈子”罢。但学术研究，除掉圈子因素，终究是个人独立的研究领域和工作状态。一个想要在某个领域做点事情的人，一定都是孤独的人，基本与世隔绝的人，当然心灵世界不可能不与当代社会发生某种撕扯。中国当代文学领域，批评很强，学术较弱，而且寂寞。从事文学史研究，尤其如此。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有两个非常好的传统，一个是教师学生均来自五湖四海，另一个是十分自由。在教育部最近十几年主导的“学科评估”中，人大前三次都位居全国第三，仅靠文科一半学科就拿下第三名，恐怕与上述传统不无关系。在这种学术环境中，老师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做相关的研究，形式可以说百花齐放。我清楚自己是这方面的受益者。

从2005年到2018年的13年间，我在人大文学院中国现当代专业博士生中，主持一个“重返八十年代”的博士生工作坊。关于这方面的情形，我在其他地方已做交代，这里省略。对于我来说，这个工作坊与其是我立身人大的学术立足点，某种程度上，也使我有机会比较深入地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内部。与此相关的心得，我也已在很多文章、访谈里有所交代。

从1999年开始的一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浪潮，北大的洪子诚、李杨、贺桂梅等教授贡献最著，另外有复旦的陈思和、南京大学的丁帆等先生，也包括上海大学的蔡翔教授等。凭我对当代文学史研究分工的观察，在一段时间内，集中一些精力，集中一批学生，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领域开展一些研究，可能是人大的优势。当然，这还只是初步的研究，主要是积累经验，探讨研究方法，在条件允许的情形下，编选一些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资料。我想，在一个学者的有生之年，所能做的工作，也不过是上述这些点点滴滴。

2017年，承蒙人大研究生院领导的厚爱，让我代表教师在全校新一届博士生开学典礼上发言。我就讲，这些年的博士生培养教育，采取的是一个工作坊的形式，不一定都是顺风顺水，但也会有若干收获。这就是，让人大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在全国学界不至于落后。其中有一些毕业的博士生，可能还走到了很多985高校的前面。当时在场的校领导和研究生院领导，对这个话题颇有兴趣，步下主席台时，与我交谈甚欢，顺便也说到，学生的禀赋不同，工作坊可能更适于比较聪明的学生，等等。但我心里深知，一所大学的课堂，大概就是所谓的国家实验室，每位老师和学生的研究，都将在这些实验室里发生。一代代人，走的都是这样的道路。对一个在此就职几十年的老教师来说，内心的欣慰，也莫过如此。

三

在这个文学史家“别册”（《名作欣赏》2018年第8期）的自述中，我写过这么几句话，不妨抄录如下：

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从出生到1978年3月考上大学，经历了反右、大跃进、“文革”、上山下乡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变。有些事件因为年幼，印象模糊，比如反右、大跃进；有些事件，则伴随着自己的成长，比如“文革”、上山下乡和改革开放。这种人生经历，决定了我看世界看问题的方式，对我后来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影响甚大。尤其是17岁到20岁下乡插队的生涯，一方面感受到农村农民的真实生活，另一方面，也在艰苦的劳动中培养了某种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和恢复高考，我大概已经在农村呆了四十多年，变成一个地道的农民，不过，这对一个人来说未必都是坏事。

后面几句话可能有点矫情，但多半说的是老实话。确切地说，就是我经常跟学生们讲的“历史感”。或者说，是一种具有“当事人”身份的“历史感”。自然，并不是所有的当事人都能通往比较适当的“历史感”的，中间，也许会因不同的遭遇和历史记忆而扭曲、改变和走样，不一定都是理性的研究的态度。我的意思是，作为研究者，也要经常对自己这种当事人身份加以反省和检讨。当然，与不具有当时时代体验和见证经验的年轻研究者相较，这种当事人意识，对于研究者来说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克罗齐说：只有对现在生活有兴趣的人才能研究过去的事实。换句话说，只有过去的事实与现在的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只针对某一方面。“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以，他反对死的编年史，主张活的编年史，研究者必须赋予它们的是意义而不是联系，因为真正的历史，只有在精神生活中才能够产生永恒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研究者来说，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寻找和发现那隐存于外表的人心中的内在的人，“看不见的人”“核心”“产生其他一切的那些能力和感情”“内心的戏剧”“心理”……如果我们真能使人物与事件在想象中重新复活，如果我们能思索他们的内心，即能思索直觉与概念的综合，即具体的思想时，历史就已完成了。

克罗齐在这部著作中，不仅不反对当事人身份，反而十分强调那种具有参与感的历史研究。

人在年轻的时候，学术研究一般会跟评职称、出名挂钩。人非草木，岂能没有欲望？这也是人性使然。等到经历了很多历史事变，看过很多难以想象的事实之后，他会发现，自己所谓的历史研究、文学史研究，实际是在为历史作证，是在“留史”，给自己见过的历史留个记录。不管这种记录后来人是否认可，是否值得怀疑。作为每一场历史事变中的幸存者，他都应该有责任把见闻、感受、思想活动仔细地记录下来，当然，这应该是一种比较超然的、理智的叙述姿态。

在跟学生们一起研究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的人与作品时，我常常产生这样的好奇心，比如，怎么理解王蒙《布礼》中的“忠诚”问题，怎么理解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爱情”问题，怎么理解路遥《人生》中高加林与巧珍在大马河桥畔痛不欲生的分手？这只是抛弃吗？抛弃所牵涉的历史活动、历史感情究竟是什么？它们真的都应该随着那段历史消失而成为过去，变为没有意义的东西吗？通过读作品，读他们的传记资料，读相关的文献，我发现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尤其是，克罗齐上面所说寻找和发现那隐存于外表的人心中的内在的人，“看不见的人”“核心”、产生其他一切的那些能力和感情、“内心的戏剧”“心理”，这样的研究工作，难度尤其巨大。给历史留下记录，不等于是留下大量繁复的历史材料，而是要透过这些材料去触摸“外表的人心中的内在的人，看不见的人、核心”，产生那一切的能力和感情，“内心的戏剧”和“心理”。即是说，通过触摸这些东西去深刻理解那个年代的人的悲欢离合，这些悲欢离合中的历史面貌、历史轨迹，以及历史的整体性形成之原因。

四

而当代文学，也许是最具历史活动丰富性、最具戏剧化的一种文学样态。作为研究者，不仅要面对自己的历史经验，还要根据历史观察，依据各种文献，把过去的事实组织起来，变成对历史活动（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流派和社团等）的一个有效的理解。这中间事无巨细，工作也相当繁杂。例如，我与作家王朔是同代人，感觉到了这个作家的独特性，他的小说《动物凶猛》与历史的关联，不仅没有在排斥性的批评中得到解释，反而因为研究者对这位作家的反感，越来越有一种简单化的趋势。我写过一篇研究这部作品的文章，其中写道：“事隔四十年，我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在《动物凶猛》械斗——中国六七十年代革命——欧美左翼青年运动之间建立历史联系，并做有效的分析毫无把握。尤其是当历史的结论还在移动、删改和自我修补，为了某种露骨的社会功利目的的时候。处在这个没有历史定论年代的敏感节点上的所有研究者，只能把某种良知作为基本出发点。他无法反抗大历史的倒行逆施或红尘滚滚。一滴记忆中的眼泪能否反抗失去理性的时代洪流？在我来说，历史的真实性其实就是细节，小说的价值也在细节。‘把那块粘上血腥的砖头垂直拍在他的后脑勺上，才跑开’，是我忘不掉的历史一幕。对我这个缺乏严谨的历史哲学训练，于‘左右’站边毫无兴趣，对细节尚有一点敏锐感性体悟的文学史研究者来说，北京的一幕确实令人难忘。”意思是，不能根据对这位作家印象的好恶来裁判其作品。在经过一番比较细致的文本分析后，我接着写道：“王朔不是一个简单的作家，至少是一个不能再用简单标准去看待的作家。这篇小说非常不简单地写出了大风暴边缘的‘街区一角’，写出粗暴年代人们身上残存的一点点温情。在反映‘文革’的小说中，这还是我头遭看到作家用这种叙述方式去塑造复杂独特的少年的形象。”

我和王朔都是那个时代的当事人。我们理解这段历史的角度和方式，也许会因我们不同的身份（作家和学者），会因不同经历而有所不同。但我们都想用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与那个时代产生关联，尽管建立这种复杂多元的关联，该是多么的不容易。最后还要回到文章开头。我的当代文学史研究，只是在学术层面上发生，在我的书斋里进行，但实际上，它们的所想所思，无一不与我过去经历过、见证过、感触过的事物发生紧密的联系。现在看来，当代文学史研究是一个面向七十年当代史的研究，是一个面向广阔社会历史生活的研究，至少，我前面提到的那些人与事，无一不被研究者纳入他的历史情怀、历史感受和历史视野。甚至有时候，我们感觉是在与作家作品对话，而其实，是在与自己一生经历过的人与事对话，包括其中的死者和生者，包括过去数十年历史的潮起潮涌。如果说，我的当代文学史研究存在什么理由的话，我想这可能是其中之一罢。

2018年6月13日于北京亚运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