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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当扬鞭奋马蹄

——语言学家周生亚先生专访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赵昕

引言：

周生亚先生，1934年出生，辽宁清原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保送本校攻读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语言学家韩允孚、许绍早两位先生。1979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语法史。代表性论文有《论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莫”字词性质疑》《“二、两、双、再”用法比较》《否定副词“非”及其否定的结构形式》《论否定副词“不”“弗”用法的分合问题》《论否定副词“毋”“勿”用法的分合问题》《说“否”》《“微”不能用作假设连词》等；主要专著有《古代诗歌修辞》《古代诗歌语法》《〈搜神记〉语言研究》等。退休后，周先生笔耕不辍，2017年，周先生的新作《汉语词类史稿》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一．人间万事出艰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经过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终于取得胜利。“乡下的农民，手抡大棒，追杀日本开拓团，真是大快人心！”周先生回忆起家乡父老欢庆胜利的画面说，“至今仍历历在目。”在此之前，周先生在伪满洲国治下的“奉天省”度过了自己近11年的童年生活——“童年时代没有太阳，没有阳光，是黑暗的。”

周先生出生在1934年，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已经在他的家乡——清原县全面建立了殖民统治。在日伪时期，周先生受到当时日伪政权施行的奴化教育，“年轻人现在很难体会了，那时候小学一上学就是两种语文课本，一种是‘满语’（实际上是汉语），另一种就是日语，从小就灌输这些。”与此同时，还遭受着民族歧视、压迫，“当时中国人的户口本皮儿上明确写着‘三等民族’”，“中国人不能吃大米，如果吃了大米，就定成经济犯。我们过年过节吃大米饭，上面要盖上高粱米，大米藏在下面。”就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周先生度过了大半的童年生活，1945年光复前夕，已经念了四年小学。

“八一五”光复到49年解放之间，国共两党又在东北地区反复拉锯，那时的东北地区仍然土匪横行，国民党地方保安部队横征暴敛，“我家里的舅舅们，到了晚上就牵上牲口、带着粮食躲进山里，在山里过夜，防止土匪来抢。”在这样的环境下，周先生又失了学，在家帮父亲种地，农闲时在邻村读了一阵子私塾，“这样，因战乱，前前后后，我一共耽误了三年。”到49年才又继续学业，到50年读完了小学五六年级。周先生总结起自己的童年生活经历说，“总的来说，我童年时期的生活就是一个字，乱。”

1951年，周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抚顺市一中。抚顺一中是重点中学，各县考生可以自由报考，后来在抚顺一中、抚顺二中的基础上抽调优秀师资，组建了“抚顺高中”，郭沫若先生亲自为学校题写了校名。1953年秋，周先生考入抚顺高中。在抚顺市一中学习的几年中，周先生的语文成绩很好，他的作文不但时而被作为范文在课上朗读，还在一次征文比赛中荣获二等奖，这使得中学时期的周先生萌生了一个“文学梦”——“我在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诗歌”，由此，周先生在文理分科中报考了文科班。另外，在中苏友好的大背景下，需要大量俄语人才投入国家建设，因此，周先生在高考中报考的几个志愿，就包括了中国语言文学和俄罗斯语言文学，饱含着对理想的追求和投身国家建设的热情

周先生56年考入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大三时选择了“语言专门化”，学习了方言调查、蒋善国先生的《文字学》、许绍早先生的《汉语史》等课程。汉语史是仿照苏联的语言学体系下的俄语史新创建的学科，当时国内能够开设汉语史的学校也屈指可数。1961年本科毕业后，周先生原本被留校，担任助教，后来学校开始培养研究生，系里决定保送周先生读研究生。这其中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年龄偏大、家庭贫困的周先生希望早点挣钱养家，不愿意继续攻读学位，于是系总支书记、系主任和汉语教研室主任三人在一间小屋子里给周先生做起了动员工作。起先系里希望周先生跟从文字学家蒋善国先生学习文字学，然而周先生志向不在传统的文字训诂之学，而希望学习更加前沿的“汉语史”。于是在系里提出让他跟从韩允符、许绍早二位先生学习汉语史时，他才同意继续读研究生。许绍早先生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师从王力先生，毕业后到吉林大学担任助教，后又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师从周祖谟、王力先生。周先生在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主要是由许绍早先生指导的，在治学方法、学术思想上也受到许绍早先生很深刻的影响，总的来讲主要是两点：

一是“基本书”的读书方法。基于语言学视角的汉语研究自《马氏文通》起，至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方兴未艾，也积累了一些研究著作，对于一些热点问题异见林立、众说纷纭。因此，许绍早先生主张要在学习过程中先确立一部“基本书”，弄懂弄通其框架和观点，以之作为参照，再将其他学说进行比较分析。

二是培养独立自主的科研精神。许先生培养研究生尊重学生研究兴趣，在培养期间教学、考核方法灵活，积极引导学生自主思考、发现和研究问题。

周先生强调，许绍早先生对研究生的培养思想，对我们今天仍有很大启发，尤其是“基本书”的读书方法。今天的语言学研究盛况空前，语言学著作更是卷帙浩繁，学习者如果不能在学习过程中确立“参照系”，不能在学术观点上持有基础的认识体系，很容易迷失方向、随波逐流。

经过四年的学习，周先生顺利通过专业考试和论文评审毕业，取得了90分的成绩，在当年留存下来的档案材料中，还留存着韩允符、许绍早先生对自己培养的弟子充满赞赏的评价：

……毕业论文新引证的材料相当全面丰富，对材料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处理，态度是严谨的，对许多争论未决的问题都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毕业之后，按照院系与学校意见，应将周先生再分配至吉大中文系，“充实汉语教研室师资力量，并给老教师做助手”。怎奈到了10月份，周先生又按上级指示，到吉林省梨树县去参加“四清”运动。这一去就是八个多月，等第二年回到长春，学校已经因为“教改”取消了“汉语史”“现代汉语”等课程，学校将情况上报给高教部，周先生被重新分配到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任教。

二．十年颠沛，一朝归队

1.十年颠沛：北京外专、西城师范

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是1964年新成立的华侨高等外语院校，上归中侨委和高教部双重领导。学生全部是归国华侨，专业老师大部分也是华侨。周先生被分配进汉语教研室，在印尼语系教授汉语。教书还不满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周先生也就不得不过上了整天开会、下厂下乡的生活，在69年还先后到顺义维尼纶厂和延庆农场劳动。到了1970年5月，北京外专正式解散。

外传解散后，北京市决定利用原来的校址，成立一所西城师范学校（后改为西城教师进修学校），周先生分配在语文组工作。当时没有教材，都得现编现教。周先生因为工作积极肯干和过硬的业务水平，在1974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人帮垮台后，周先生即申请专业归队。在经过了两年的努力后，终于得到批准。1979年8月，周先生正式调入我校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任教，时年已近45岁。

2.归队：“纯粹是个‘三无’人”

从1966年到1978年，整整十二年间，周先生“几乎没能再真正接触专业知识，直到文革后期，才看点书、搜集点资料”。因此，四人帮倒台后，周先生便申请归队。

当时在他面前的有这样三条道路：一是到北京语言学院教汉语；二是到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参编《现代汉语词典》；三是到中华书局当编辑。这三条道路都无法使周先生的专业知识和学术才干得到充分的发挥，他真正渴望的是能回高校继续研究工作。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事情迎来转机。

周生亚先生在北京外专时有位叫做杨宪吾的忘年交，是延安来的老干部，做过北京华侨补校的校长，所以人们习惯称他为“杨校长”。这位杨校长是出名的好管“闲事”，他懂得周先生的心思，又爱惜人才，便主动表示可以帮助联系工作。原来，杨宪吾在小汤山疗养时结识了人大中文系的教师丁浦。就是在丁浦同志的引介下，通过时任人大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的俞圣祺同志的帮助，周生亚先生得以“归队”。

自1979年8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至1999年退休，二十年间，周生亚先生痛心于在文革中丧失的十年青春，便格外努力与刻苦，进行了许多有重要意义的研究；退休后，周先生也毫不放松，撰写出了《〈搜神记〉语言研究》、《汉语词类史稿》等几部高水平著作。我们下面主要介绍他的学术成就。

三．揆古察今，志在所专

周先生的研究涉猎广泛，按照学科体系来看，他在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修辞学等方面均有著作、文章面世，还主编过诗歌选集。

从他在不同时期研究的重点来看，在研究生期间，他主要关注的是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的相关问题；九十年代末又将注意力转移到上古汉语否定副词上，发表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文章；退休后，又先后撰写了《〈搜神记〉语言研究》《汉语词类史稿》，是点面结合、整体关照汉语语法史的研究。我们将先后介绍这三方面的内容。此外，周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还专门关注过古代诗歌的修辞和语法问题，分别有《古代诗歌修辞》《古代诗歌语法》两部作品面世，因为诗歌修辞同语法史研究的辩证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汉语史研究中所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也单列一节进行介绍。

1.《论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

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繁复的问题由来已久。以第一人称代词为例，《尔雅》曰：“卬、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其中“吾、予、朕、余、我”都是先秦汉语中用例很多的形式。这种特别的现象显然需要得到解释。中国古代的语文学家们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尝试从修辞、方言等多个角度进行过解释，但是都不能尽合所见文献。《马氏文通》以来的近现代语言学学者也一直努力寻找合理的解释。周生亚先生将前人的研究总结提炼为“四派十一说”。“四派十一说”中，有的观点较为激进，主张先秦汉语的部分时期属于屈折语 (胡适, 1921; 高本汉, 1929; 王力, 1958)；有些较为保守，从修辞等方面给出解释 (杨树达, 1954; 龙果夫, 1958; 郑奠 & 麦梅翘, 1964)。关于这“四派十一说”的来源，周生亚先生在文章 (周生亚, 1980)的文后注中有详细的目录，此处不再赘述。

周生亚先生在充分的批判、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的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系统是这样的：

探索这些人称代词的分布规律一个基本的研究方法是：先假设词甲和词乙（还可以更多，比如有n个）在某个特定条件下是依据范畴a的区别（比如说是格位的差异）而产生的对立，那么就依照范畴a把符合条件的文本分类（比如分成m类），进行全面的统计，就可以得到一个n×m列联表：

如果甲乙在这一范畴上确实有对立，那么统计结果应该呈现（至少是在大的趋势上）互补的现象。这个研究方法的主要困难有：一是假设所使用的“范畴a”基本上要靠经验来确定；二是如果影响到甲乙分布的因素多于一个范畴，就要考虑在进入统计工作之前，限定好所选文献的范围，否则就会影响到统计结果的解读。以高本汉 (1929)的工作为例，他在这方面的缺陷是：他本来是认为《尚书》内部的文本在时间跨度上很大，语言是异质性的，所以他将尚书语料分为三个部分进行统计，其中在《虞书》《夏书》部分得到的结果是：

予在主格、朕在属格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这应该是一个有时代性特征的现象。但是受到《商书》《周书》中“我”字大量使用的影响，二者在总数上的分野就不再明晰，因此高本汉最终得到的结论是“《书经》绝对不辨语格”。对于多种因素的离析是使用这种研究方法的学者所面对的共同困难，周先生所使用的“形态”“数”“方言”和“雅言”四项因素在以往的研究中都被提及过，但是前人共同的问题是没有弄清这些因素的层次和关系，因此，对于不同因素离析得清楚、组合得恰切则是周生亚先生这项研究的主要长处。周先生的另一项长处在于充分使用了甲金文材料来论证“殷方言”的相关问题。

这项研究本身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从语言本体研究上来看，语言类型学认为人称代词有较高的生命度 (comrie , 1989)，往往能体现出更丰富的形态变化，因此这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上古汉语存在的形态化的语法范畴；此外，对于解读古代典籍、先秦文学史和文献学研究等相关学科都能有所帮助。周先生的研究对其以前的相关论述做了全面的扬弃，起到了集大成的作用，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此后，在此基础上又有一些新的研究：

一方面是在上述的框架下，将每个代词不同时代的情况更加精细的描写 (如张玉金, 2004:1;2;2005等)，另一方面是尝试在其他范畴上寻找对立 (如 洪波, 1996; 2002 等)。也有学者指出上古汉语人称代词存在“不严格的格位” (姚振武, 2015)，传统的研究立足于“语言现象不是真随机”的假设，希望得到的研究结论是影响代词分布的多种因素同时作用导致了代词使用的繁复无序，而这一学说的似乎更愿意承认语言现象本身具有的随机性，带有对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反思成分。

2.上古汉语否定副词系列

周先生最早关注上古汉语否定意义的表达是在1963年。杨伯峻先生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上古无指代词“亡”“罔”“莫”》 (杨伯峻, 1963)一文，承袭杨树达《高等国文法》、《词诠》的观点，认为三者都是“无指代词”，主张将“亡”“罔”“莫”的起源均上推至西周，提出三者同时出现的假说。周先生则举出：1.莫和皆在形式逻辑上的对称性；2.莫之后宾语前置两项证据，主张“莫”仍应看做否定副词，是这一派观点的提出者 (韩学重, 2000)和代表人物 (林海权, 1983; 黄秀德, 2002)。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和“代词”的划类原则有关，我们通常划分词类依据的是词的分布，但是“代词”划分的原则并不是它的分布（依照分布的话，代词就会依照它所代指的对象被划进不同的词类），而是他们共有的“临时称代功能”，与名、动、形这样的词类不在一个平面上 (郭锐, 2002)。一个表示范围的副词如果出现在主语省略的句子中，就非常容易被重新分析为同时具有指代主语的作用，从而根据划类规则就可以被划入代词。反之，由于上古汉语主语常常可以省略，因此从不定代词重新分析为副词也比较容易 (玄盛峻, 2008)。 因此确定莫字词性的方法重点在于存不存在只能认定为副词或不定代词的用例。其后的研究 (林海权, 1983; 薛儒章, 1987; 王克仲、黄珊, 1995; 黄秀德, 2002; 刘天翊, 2018)也多以此为切入点，他们遇到的共同的逻辑困境是：在“主 莫 谓”这样的句子中，把莫理解为总括性的否定副词和否定意义的不定代词，在逻辑真值上总是相等的。这使得利用“莫”做主语还是做状语来认定它的词性的方法总是循环论证的。因此这一问题也没有得到更好的解决。

到了九十年代末，以《否定副词“非”及其否定的结构形式》 (周生亚, 1998)一文为开端，周先生在几年中连续发表了《论否定副词“不”“弗”用法的分合问题》 (周生亚, 1999)、《论否定副词“毋”“勿”用法的分合问题》 (周生亚, 2001)、《说“否”》 (周生亚, 2004)、《“微”不能用作假设连词》 (周生亚, 2004)五篇系列文章，系统梳理了上古汉语否定副词系统。上古汉语否定副词系统研究一个重要问题是多个不同的否定副词的功能有复杂的交叉现象，周先生的几篇文章的重点也在于描写和解释这些交叉现象。

在周先生的系列文章之前，已有不少学者对这一部分虚词做了研究，主要的观点有：1.不、无同出一源 (高名凯, 1957; 严学窘、尉迟治平, 1984)，而否、弗源于不，勿、毋、莫源于无 (王力, 1993)；2.弗与不、毋与勿的对立主要是所修饰的动词是否带宾语 (丁声树, 1933; 吕叔湘, 1942)；3.上述区别适用的范围有时间限制 (周法高, 1975)；4.关于弗与不的对立，还存在无差别说 (黄景欣, 1958)、强调说 (pulleyblank, 1978)、尊卑说 (何乐士, 1994)；5.“否”还涉及近代汉语选择问、反复问和疑问语气词的问题，有一批相关论述，因为与上古汉语否定词问题关系不够密切，这里不再赘举；6.微具有连词词性 (杨伯峻, 1981)。

周先生基本同意1、2、3、5诸观点，选取《今文尚书》《诗经》等八部先秦文献和甲、金文材料，以量化分析手段对上古汉语整个否定副词系统做了梳理，主张：

弗、不、非、否四者，勿、毋、无、未四者早期因为分化不完全的原因多有混用。分化后：不、弗、未用于陈述否定，不和弗用于未然否定，二者以所修饰动词是否带宾语形成对立，未用于已然否定；不用于描写否定；否用于选择否定和正反否定；无用作动词，已然否定的用法被未替代；勿和毋用于禁止否定，二者以所修饰动词是否带宾语形成对立。在战国末期，部分否定副词重新趋于合流：弗并入不；毋并入勿。中古以后，系词是兴起，不开始渐渐替代非的判断否定；莫逐渐替代与毋合流后的勿；否向语气词发展，这些写发展趋势先后在南北朝至唐间最终完成。

周生亚先生对上古汉语否定副词的研究有两个突出特点，也是他这一系列研究中的主要长处：一是充分注意到历史性，他将否定副词的混用现象，离析成早期的未完全分化状态和后期的重新合流，这是基于对语料细致观察提出的明智见解；二是充分照顾到上古汉语否定副词之间的系统性，能够将不同的否定副词放在相互对立、影响的系统观下考察问题，如果没有深厚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点的支撑，是很难有这样的创见的。

3.古代诗歌语法和修辞

“古代诗歌语法”，顾名思义，就是古代诗歌语言组词造句的规则。如果我们能够单独将诗歌的语法作为一个研究对象，那么一定是因为它同散文的语法有不同的地方。

王力 (1958)首先把近体诗歌语法的特征列为二十三种，将这些现象称为“律化”；同时认为“古体诗的语法，几乎完全是古代散文的语法” (页 495)，进而通过描写古体诗和律诗语法的差异来描写古体诗语法，但是这些差异不完全是“律化”的成分，还有受到口语影响的“现代化”的成分。蒋绍愚 (1990)对王力 (1958)进行了补充和发展，在《唐诗的句法》这一部分，主要是把王力先生提到的特征描写的更加精细准确，蒋先生对诗歌句意的把握细腻到位，能够准确地指出前人许多误解，澄清了诗歌语法的不少问题。

这两种著作是专门研究古代诗歌最为重要的著述，因为它们的首要目的都是“帮助读者读懂唐诗” (蒋绍愚, 1990, 页 3)，所以他们都致力于描写古代诗歌语法中于散文语法不同的特点。周生亚先生的《古代诗歌语法》 (2004)在这个意义上又形成了良好的补充。周生亚 (2004)像描写一种新的语言一样，从“语法单位”这些基础概念在诗歌语法中的界定开始，从实词、虚词的使用到单句的句型，再到复句的组合方式，对从先秦韵文到元曲的语法现象做了细腻的描写，最后单独一章讲古代诗歌语法的发展问题。

“古代诗歌修辞”本身当然是一个自足的研究领域，但是周先生说他一开始关注的问题只是诗歌语法，后来在朋友的建议下，才将诗歌的修辞也纳入到考察范围中，后在1990年到1992年赴捷克讲学期间写成了这本书。该书 (周生亚, 1995)主要介绍了古代诗歌中的二十一种辞格和诗歌的章法安排技巧，此外还从历时的角度梳理了古代诗歌修辞的发展过程。

对于语言学研究来讲，关注诗歌修辞最首要的意义还是在于修辞与语法的互动上。蒋绍愚 (1996)指出：“中国古典诗词的语言是一种艺术的语言，和一般的口语有区别，但它深刻地反映出汉语灵活、凝练、隽永的特点，对古典诗歌语言的研究有助于汉语的研究。”近年来，有一些学者 (骆小所, 2014)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研究还非常不充分，仍然有一个多彩的未知世界等待我们去探索和发现，而周先生的著作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头。

4.《汉语词类史稿》——从汉语史的编史学来看

编史学（historiography）是指历史编纂方法的研究，科学史学界较早地把这个术语引进国内，我们现在把这个术语借用过来，目的是想更清楚地说明，在众多的汉语语法通史著作中，周生亚先生的《汉语词类史稿》独特的价值在哪里。

历史语言学意义上的汉语史研究，是从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 (1958)开始的。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主体部分分成《语音的发展》《语法的发展》和《词汇的发展》三部分，其中《语法的发展》又分为《历史形态学》和《历史句法学》，形态学指的是morphology，句法学指的是syntax。他的《历史形态学》主要以描写词头、词尾一类成分的历时变化和某些功能词的词汇替代为重点。而力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 (1944)中把汉语的句式分作处置式等六类，他又在《汉语史稿·绪论》里面讲明：“汉语史是关于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的科学。在这一门科学中，我们研究现代汉语是怎样形成的。这就是说，我们研究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语法结构、词汇、文字是怎样形成的。” (页 1)，因此他的《历史句法学》也主要是以现代汉语中他所提取的六类句型中的使成式、处置式、被动式、递系式的形成为重点的。王力先生为后学提供了相当成功而影响深远的研究框架，可以说我们今天汉语史研究的所有问题，都或多或少是在王力先生所搭建的框架上进行的。

随着汉语史专题、专书研究的开展和研究材料的扩充，后来陆续出现了不少新的汉语语法的通史著作。潘允中《汉语语法史概要》 (1982)一仍王力《汉语史稿》中语法史部分的体例之旧，主要是将使用的材料上推至甲、金文，注重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孙锡信《汉语历史语法要略》 (孙锡信, 1992)除了在具体的句型上做了调整，实际内核仍是《汉语史稿》的框架；向熹的《简明汉语史》 (1993)的句法部分，转而以“句法成分”为纲，描写句法成分的产生、句法成分可以使用的词类、短语类的演变；稍早的史存直《汉语语法史纲要》采用的也是这种体系 (严修, 2001)。海外学界的研究中，最有影响的是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 (1987)，他的著作完全以词类为纲，认为“现在如果试把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语法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到，最粗略地说，在句论的基本规则方面很少有大的差别，在词论方面则有较大差别。而且，句子结构的古今差异，少量的是最初就作为句子自身而产生的差异，较多的是作为各个词的变化影响到句而产生的差异”（前言）。这种把词法发展看做句法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并通过描写词法发展来侧面观察句法发展的视角，本质上与《汉语史稿》的“词法-句型框架”是不同的。周生亚先生的《汉语词类史稿》从架构上与之相似，也是以词类为纲来描写汉语语法史。

这种从“词法-句型框架”到“句子成分框架”再到“词法基础框架”的变化，本质上对汉语史研究成果本身的客观性没有影响，而是通过锻炼叙述技术来更好的组织已有研究成果，展现汉语语法发展的情况。这种叙述技术的转变是我们说的“汉语史的编史学”。

周生亚先生的《汉语词类史稿》在这一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汉语词类史稿》的体例是：全书首先分成十一章，除去《引言》，余下十章分别是名词史、动词史、形容词史、数词史、量词史、代词史、副词史、介词史、连词史和助词史，每一章下都分为三节，分别是该词类的产生、分类和发展。从这些词类的关系来看，周先生将名词、动词划为一级词类；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属于从名词衍生出的二级词类，介词属于从动词中衍生出的二级词类；副词属于三级词类；连词、助词属于四级词类。这些词类的产生（或者说分化）都同句法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因此精细、有条理地描写词类的产生、发展，是能够相当好地反映句法的发展的。

这种“叙述技术”在语言学理论层面上是对经典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点的回归。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是语言符号性的一体两面，词类本来就是从具体词汇在分布上的相似性归纳而来，因此回答“什么是名词”也就是在回答一类句法现象和句法位置的“性质”；那么描写“‘名词’类的变化”也就是在描写相应的句法现象“性质”的发展变化。周先生的著作为我们观察汉语语法史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相信随着语法史的专题研究和断代研究的深入，我们能从这扇窗户中观察到越来越多的独特风景

四．时不我待——周先生寄语青年人

我们在访谈最后，请周先生给年青教师和青年学子们分享一些人生的经验。周先生十分谦虚地推辞，但是经过我们的反复请求，先生很认真的准备了几点：

一是人生一定要有大目标。我们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上下充满新活力，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机遇。现在是一个尊重创造力的时代，年轻人一定要抓住时机，把个人目标和国家、社会的要求集合起来，立志苦学成才。

二是工作学习要有韧劲，不怕苦、不怕挫折、不怕失败。学语言学很苦，没有捷径可走，来不得半点马虎。其实做任何事情都一样，都得不怕苦。

三是要学会生活、劳逸结合，要有好的身体。成才就是要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要处理好事业和家庭的关系，个人和周围同事的关系，要理解和尊重别人，向他人学习。 

后记

2018年的7月份，文学院办公室的吴壹香老师嘱我对周生亚先生做一次访谈，写一篇专题通讯。经申请，我阅读了周生亚老师的档案，翻看了学院收藏的周生亚先生的专著，拟定了采访提纲，朱冠明教授和周生亚先生本人先后给出了修改意见。

暑假结束返校后，9月7号，我在昌平区的寓所中见到了周先生。周先生平易近人，热情的询问我的学习、生活情况，与我设想中不苟言笑的老先生很不一样，所以整个访谈也得以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访谈结束后的9、10两个月，我忙于研究生申请，从10月中旬才开始着手写作这篇通讯。又由于早年的语言学者留存的资料有限，尤其是周先生的硕士生导师之一韩允符先生的资料非常难找；周先生的研究涉猎广泛，笔者又见识有限，想要向大家介绍他的学术思想，笔者不得不阅读大量的相关话题的研究文献，所以拖延甚久。

我们想，对于一位学者来说，他最珍视的莫过于自己的学术成果，对于读者来说，了解一位学者，最重要的也是想要了解他的学术思想，因此我们花了较大的篇幅介绍了周先生四项最具代表性的研究的背景、贡献和后续研究的发展，希望能够将周先生的学术思想较好的传递给读者。

文学院的朱冠明教授一直关注着文章的写作，第三章中很多不懂的问题都不得不随时地向朱老师请教，成文后也有朱老师审阅一过；周先生对稿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修改，帮助核查了一些早期出版、刊发的文献的原文；周先生的女儿，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周菁菁师姐在写作过程中给予了很多帮助；文学院办公室的吴壹香老师、谢久胜师兄积极地帮助联系阅档、寻找照片，付出很多劳动，在这里一并向他们致谢。

书目

comrie bernard. (1989). 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syntax and morph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ulleyblankgeorgeedwin. (1978). emphatic negatives in classical chinese. (davidroy, & tsuenhsuin tsien, 编辑) ancient chine： studies in early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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