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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联合《文学评论》杂志社、《文学遗产》编辑部共同举办了题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视野与方法”的学术研讨会，包括袁行霈、赵逵夫、陈洪、杨庆存、詹福瑞、刘跃进、蒋寅等该领域最优秀的学者与会。作为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带头人，朱万曙教授是本次会议的发起者和召集人。

朱万曙，1962年5月出生于安徽潜山县，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副会长、中国《儒林外史》学会副会长（筹）、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写作学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中国文学学科评委。

朱万曙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戏剧以及地域历史文化研究，主持多项研究课题，如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清戏曲》整理编纂及文献研究”。出版有《沈璟评传》、《包公故事源流考述》、《元曲：自然的乐章》、《明代戏曲评点研究》、《徽商精神》、《徽商与明清文学》被等多部专著，其中《徽商与明清文学》被列入2013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

接触过朱老师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从容闲适、怡然自得之人。笔者采访他时，他一直面带微笑，悠然地抽着烟，谈吐之间慢条斯理、气定神闲。这样的心境，一方面得益于他在学术研究成果丰硕的自信，另一方面也与他治学过程中的自得其乐密不可分。

从农村到大学：以学术为生命选择

朱老师在回首自己治学多年的经历时总结道：“学术研究首先是一种生命形态的选择，意味着过上一种相对安静和自由的生活，同时也甘于寂寞，不羡慕人家的权势和风光。”朱老师当初何以走上学术道路，这要从他幼年的经历说起。

朱老师于1962年5月出生于安徽省。潜山素有京剧之祖和黄梅之乡的美誉，从小耳濡目染的他，年仅10岁即登台演出，之后加入文艺宣传队，大量接触舞台实践，由此培养了对戏曲文化的兴趣。“文革”结束后的第三年，他考入了安徽大学中文系。本科期间他发起成立剧社，组织排演苏联话剧《破旧的别墅》，曾在校园引起强烈反响。这些都是促使他从事戏曲研究的动力。

回首大学时光，朱老师非常激动：“我们那个年代读大学与你们太不一样了，‘文革’期间大家能读到的书不多，尤其像我们来自农村的孩子更是如此。因此，进入大学之后大家对知识真是如饥似渴！新华书店新出了一本文学名著，大家都会排着队去购买。平日我们亦十分珍惜时间，早上出门前就带好水壶和饭盒，晨练之后要读半小时英语，除了吃饭、上课，其他的时间基本都坐在阅览室看书。那时候周末只休息一天，那一天休息如果你出去玩没有学习，你会感到无比内疚。”

许多人大学毕业后选择去政府机关，他则忠于内心，选择了自己真正喜欢的学术研究。朱老师介绍说：“我们那时的硕士学习与你们现在也不同，你们读研是重新选择，而我从考研开始就决定要走学术道路。”

从事戏曲研究是一项体力活。由于明清戏曲资料繁多，戏曲文学的地方性又很强，其文献常常散布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要解决一个问题通常要去不同的图书馆查阅文献。因此，天南地北奔赴图书馆成了朱老师做学问的常态。

过程虽然辛苦，但找到自己想要的资料并解决相关的学术问题，正是做学问无与伦比的乐趣所在。此外，学术成果转为白纸黑字流传后世，甚至以其他的方式得以存在，也是治学之人莫大的幸福。谈及当年的“包公文学”研究时，有一件事让朱老师十分自豪：安徽合肥有一个包公主题公园，其中有一个包公祠，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厢房。左边厢房陈列的是“历史上的包公”，由孔凡礼先生设计策划；右边厢房是“文化上的包公”，由他提供材料并参与设计。“学术研究也能够转化成可视可感的形态，实为人生乐事”。

从戏曲到徽学：方法视野不断开拓

    对朱老师来说，他的学术生涯有两个转折点：其一是在南京大学读博士，其二是在徽学研究中心当主任。前者让他在学术方法上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后者则让其学术视野得以开阔。

“那时我读博士完全是为了充电。”教书10年后，为了在学术研究领域更进一步，朱老师考入了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当时古典戏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吴新雷先生。正是在那时，他对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学术研究就像法官断案，要有证据。吴先生曾教导他，学术研究不是推论，即使是推论也要以文献作为依据。真正的科学研究应该以扎实充足的材料为基础，而不是凭借自己的主观好恶加一点理论。“我那时做博士论文，为了搜集材料，北上北京大连，南至南京上海，读了165本明代戏曲的评点本，单在国家图书馆查资料的时间累积起来就有一个月，抄的笔记就达七八本，在南大图书馆就更不用说了。”朱老师回忆道，“那是一项很辛苦很繁琐的工作，但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充足的材料，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博士毕业后，朱老师回到安徽大学任教。他本计划继续从事清代戏曲点评研究，但临时接到任务开始组建徽学研究中心，并担任该中心主任，还成功申报，由此开始长达7年的徽学研究。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他不得不搁置原有的研究计划，学习新的知识。对他而言，这是是机遇也是挑战。徽州地域文化研究本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许多历史学的方法如家谱、县志的运用对文学研究都大有裨益。此外，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考察文学，也是一种全新的视野。比如，他发现明清徽商与文人交往甚密，商人们有自己的文化性格和精神追求，文人在与商人交往的过程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两者之间的交往互动，形成了当时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很有研究价值。

朱老师在担任徽学研究中心主任期间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国家社科基金委子课题《徽文化研究-徽州戏曲》、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徽商与明清文学》均已完成，其中《徽商与明清文学》已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将于近期出版。

  从安大到人大：以从容心境治学

朱老师有过学术和行政的双重经历，他在回顾自己多年治学研究和从事学科建设的经历时悟出心得：做学问需要有从容的心境和愉快的姿态。这一治学理念贯穿始终，无论是当年在安徽大学做文学院院长，还是来到人大之后接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清戏曲整理编纂及文献研究》。

2006年，朱老师开始担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当时安徽大学文学院只有语言学一个博士点。作为院领导和学科带头人，朱老师首先摆正了大家学术研究的心态，“从事学术研究首先要对其价值足够认同，把学术研究作为一种生命形态，当作一件长期的事业。需戒骄戒躁，如此方能从容淡定”。他告诉他的同仁，在从事教学之余要扎扎实实、静下心来做好学术研究，要有高远的学术志向，不能满足于在一般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也不能满足于申请一般的课题。此外，还应做到怡然自得。

朱老师始终认为做学问是一件愉快的事：别人看来你是灯下苦读，但你自己其实乐在其中；别人觉得你成天挤地铁去图书馆很不值得，但是你知道，当你找到了自己想要的文献时你会欣喜若狂。“人文学者并不是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不像卫星升天这样的自然科学那样经天纬地，在我看来，做学问不是什么大事儿，我叫‘一点儿事’，我们要做的其实是传承文化，这也非常重要啊，人文学者的价值就在其中。”

正是秉承这样的理念，在朱老师的带领和老师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在朱老师卸任不久，安徽大学文学院文学类一级学科博士点全面建成。

2011年，朱老师北上，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一名教师。这一年，他成功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清戏曲整理编纂及文献研究》，他将此项荣誉作为对人民大学的回报。“这是一个宏大的工程，我们成立了专门的编委会，邀请全国该领域的学者一同参与研究。”在项目开题时他对大家说：“此次全清戏曲整理研究工作任务艰巨，但是，我希望大家从容不迫，能够以愉快的姿态去做。”

谈及对于人大文学院古代文学学科的展望时，朱老师认为，人大文学院古代文学学科有着很好的传统，也有着很好的队伍。他相信在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人大文学院将在全国古代文学学科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

                                                                              文：汤欢（2013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