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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黄子平，1949年出生，北京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荣誉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客座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讲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1985年与北京大学陈平原、钱理群教授共同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倡导将中国现当代文学溯源至晚晴，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响。其代表作有《革命·历史·小说》（《灰阑中的叙述》）、《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幸存者的文学》、等，并参与编著《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等。

2014年3月18日下午，人文楼二层会议室座无虚席，广受关注的黄子平教授“沈从文八讲”系列讲座的第一讲正如期举行。这一系列讲座将持续到六月末，黄子平教授将在讲座上分享他关于沈从文的最新研究成果，从“沈从文的意义”、“湘西世界”到“章服之实”、“沈从文接受史”，所涉内容丰富系统，算是黄子平教授给此次的人大教学之行划上的圆满句号。

这已是黄子平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担任客座教授的第三个学年，此前，他曾多次在校内举办讲座，还主动在第一线的课堂讲授“当代文学史”这一学科基础课程。在文院学生看来，身为“学术大牛”的黄子平教授平日着装休闲，爱穿连帽衫、牛仔裤，课堂内外总是笑意盈盈，谈吐风趣，因此被亲切地称为“黄爷爷”。今年六月我们的“黄爷爷”在人大文学院的客座期满，应同学们的要求，记者于近日专访黄子平教授，听黄子平教授聊聊自己与人大。

“早晨，北大！”

1977年，文革后中国高考制度恢复的第一年，一批被压抑了十年之久的青年们重新回到历史语境中。这一年，黄子平在经过将近十年的海南农场“知青”生活之后，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

至今，黄子平还能记得当年高考的作文题《大治之年气象新》，这篇作文他得了满分，他开玩笑又带着些自得地说这搁在现在可以收入《各省高考满分作文选》中了。虽然黄子平认为自己是标准的“理工男”思维，平日里的爱好竟然是拆装半导体收音机，但实际上，文笔一直是他的强项。在进入北大前，他已经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写过不少那个年代流行的“革命抒情诗”，也发表过诗集。在农场工作时，他为领导写讲用稿、写材料，也作为文艺骨干出黑板报。每到黑板报空着填不满时，便抄上自己的诗，甚至他第一首发表的诗也是被他人从板报上抄下，用一个颇为女性化的笔名给发表的。

利用休息时间，黄子平阅读了各类作品，其中包括马列主义名著，中国古籍经典，他还随着当时“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把《水浒传》看了好几遍，这些阅读经验为其养成了基本的文学素养。“记得刚到北大参加古代文学的摸底测验，考王维的‘返景入深林’中的‘景’，我一下子想到此前看过的王力的《诗词格律十讲》中有谈到，当时没有几个人答出来。”

在北大77级文学班这个人才济济的班级中，同学们的年龄差异大，黄子平排行老六，已经算不得“小字辈”，文革使一代人的“青春”滞后了，进入北大成为包括黄子平在内许多青年的转折点。在北大期间，黄子平热衷阅读苏俄文学，他特别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还选修了俄语系的课程“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在这个课堂上，他最初了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诗学的区别，也知道了陀氏小说中体现的巴赫金“复调”理论，这成为黄子平此后文学研究的出发点。此外，黄子平还为自己开了一张关于“革命”的书单外，他想搞清楚法国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问题，黄子平对“革命”的兴趣直到《革命·历史·小说》仍在延续。

而北大最让黄子平难忘的或许是一册只出版了四期的杂志——《早晨》。2009年，黄子平写下《早晨，北大！》怀念这段与《早晨》有关的岁月。“早晨”在粤语中有“早安”的意思，是当地一种打招呼的方式，这个名字是黄子平起的，他担任《早晨》的主编，为“早晨文学社”的活动四处奔走。《早晨》是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发生地，除了陈建功、李彤、査建英等社内成员在杂志上发表作品外，顾城、北岛、王家新等都与早晨文学社有过交往，黄子平也常在上头发表自己的文学评论，在当时的文学圈子里引起了不少关注。《早晨》1978年创刊，1979年就终刊，虽然仅出版了四期，但我们如今仍能看到《早晨》所蕴含的文学能量，在这群后来成为知名作家和学者的青年们身上燃烧着。

文学史上的“一嗓子”

初入北大，师从诗歌研究专家谢冕先生，这段学习经历对于黄子平影响深远。黄老师回忆道，作为诗人的谢冕老师在教学上非常自由。当时北大中文系的老师普遍会给研究新生开出两百本必读书单，这让他们入学新生都心生恐惧。而谢冕老师的书单里绝大部分都是诗集，黄子平教授笑称：“我每次借十本，一个星期就看完了。比如田间的诗，两个字一行，翻上去几乎是白纸，读起来很快。”每周末他们几个同门学生都会去谢冕老师家里汇报近期的阅读情况，结束之后谢冕老师的妻子陈老师会给大家煮炸酱面和打卤面，黄老师笑道：“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面就是在谢老师家里吃的。”当年谢冕老师还在北京市作协理论部任职，会让学生们也积极参加作协的活动，比如参加对汪曾祺、林斤澜等人的专题讨论，黄子平等人的一些文章也因这个契机得以发表。由此，他们能够较早地讨论一些还没有被文学史充分挖掘的作家和作品，当时的一些讨论成果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后来的经典。

1985年，黄子平教授与钱理群、陈平原教授共同提出那个著名的概念——“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实际上，这种宏大的论述框架似乎和他一贯的研究路径不甚相符，然而这场文学事件却影响深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总体框架由钱理群教授搭建，陈平原教授、钱理群教授和黄子平教授分别重点考察在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的相关内容，最后在讨论中汇总而建立起来。黄子平教授回忆道，这个概念的提出让钱理群特别兴奋，四处告知现代文学研究的同仁们，《文学评论》的王信和樊骏老师也极其关注，积极鼓励他们写出文章。恰逢当时钱理群刚刚留任北大、忙于备课，陈平原尚在读博期间、忙于论文，只能由彼时正在出版社“清闲度日”的黄子平亲自操刀。著名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就这样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完成，文章的一稿就在钱理群、陈平原以及《文学评论》主编那里得到一致通过，直接被刊登出来。而他在写作时根本未能料到这篇文章在学界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黄子平老师认为这可能是一种“水到渠成”。30年后的今天，当黄子平教授回顾这一概念时，他认为：“这个概念表面上打通了现当代文学，但更加重要的是，其实它把两个被用来界定文学史意义框架的最重要的时间点消解了，因为此前我们常常用‘五四’来界定旧文学和新文学的分野、用1949年来界定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分野，而这个两个点被消解以后，对整个文学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打开以后，里面需要进行研究的内容就太多了。”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此后针对这个概念进行的工作大多无疾而终了，“现在看来当时也只是喊了一嗓子”，黄子平教授笑道。

“我做的是文学评论，而不是文学研究”

相异于学术同仁们日益偏向文学史的研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黄子平教授就一直专注作家和作品的讨论，他说：“我自己定位的是做文学评论，而不是文学研究。”这种“文学评论”具体是一种“同时代人的批评”，黄子平教授进一步说：“同时代人就是对重大问题有兴趣的人，作家写作出来的作品，我们有必要去评论和鼓吹。我觉得同时代人的批评是真正的文学评论。”他还指出，90年代以后“同时代人的文学批评”基本就消失了，只有诗歌界还存在着这样的文学评论。“因为诗歌的创作、诗人的写作还有诗社作为依靠，诗人写作诗歌，也愿意发出宣言，还会有人进行评论和鼓吹。”在黄子平教授看来，与诗歌相比，小说界比较缺乏同时代人的文学评论，小说家的创作更易受到排行榜、文学评价的推动。小说界缺乏真正的文学评论，因为缺乏那些志同道合的批评家。而在九十年代的高校中，硕士和博士们也普遍偏向于史料研究，缺乏对同时代人和同时代文学的敏感。

“作家论”和“作品论”是黄子平教授一贯采用的研究范式，其研究所涉猎的作家、作品也并不局限于“同时代人”。近期，黄子平教授开设的“沈从文八讲”系列讲座引起了校内外的广泛关注。黄子平老师是在阅读了沈从文1949年以后的大量书信以及一些小说创作之后开始对沈从文产生兴趣的，他说：“关于沈从文前半生创作的研究已经很多，而关于他后半段的研究比较少。我在看了这些书信和小说之后，再回过头去观察他的前半生，发现了很多的新的东西。”实际上，关于沈从文的批评研究是当代学界的一种“现象”，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文坛中沈从文是“消失”的，黄子平教授将之戏称为“他是一个被排泄出去的作家”，而在海外研究中，沈从文却始终留有一席之地。近三十年以来，沈从文研究却重新焕发活力，甚至开辟了文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然而在他看来，沈从文却始终难以进入现有的文学整体框架内，他说：“对于文学史家和评论界而言，要做的工作就是重新安顿沈从文，将他安顿到文学史的意义框架中来。这个安顿很困难，我们很难将沈从文放置进去，因为既定的意义框架难以处理。这个安顿的过程、之所以不能安顿的原因、沈从文对于既定意义框架的意义干扰，这些是我的兴趣之所在。我觉得沈从文的意义恰恰就在于能够造成对于意义的困扰。”黄子平教授开设“沈从文八讲”系列讲座，也并非出于重新安置沈从文的野心，而是反思这个意义框架出现的问题，分析其不能安放沈从文这类作家的原因，黄子平老师说：“因为研究这个意义框架的意义比研究沈从文的意义更大，我想借助沈从文的存在来启动对于意义框架的思考。”

 我们的“黄三百”

2011年，从香港浸会大学结束教学工作之后，本已退休的黄子平教授却再次回到大陆，在他的母校、曾经执教过的北京大学担任为期两年的客座教授。2012年，在结束北大的工作之后，黄子平教授应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邀请来到人大，担任为期三个学年的客座教授。

黄子平教授坦言自己特别喜欢和学生交流，特别是本科生。因此，开讲座时他倾向容纳人数较少的会议室而非几百人大教室，这样和同学们的交流更轻松方便；当全校推行“新生导师制”时，他选择担任2012级本科生导师，让同学们在入学伊始就有机会与“大牛”交流；在上学期他还为文学院2013级同学开设了专业课《中国当代文学史》，甚至指导学生学年论文，一切亲力亲为。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课堂上，黄子平教授每周都会布置一个特别的作业：用三百字写书评，要求新颖和创见，反对概述内容。这“言简意赅”的作业一开始难倒了不少同学，在短短三百字内包含自己对一本书的发现，此前从没尝试过，因此同学们叫苦不迭。不过黄子平教授仍坚持自己的模式，他早在开学之初就布置了本学期需要细读的十三部中短篇小说，同学们每周按顺序写一篇书评，一学期共需要完成13篇作业，而作业的主要目的正在于督促同学们的阅读。黄老师会亲自过目每一篇书评，并作出反馈，到期末时，同学们写得越来越顺畅，涌现了不少精彩的评论，而黄子平也得了一个“黄三百”的绰号，他像喜欢“黄爷爷”的称呼一样满意“黄三百”这个名字。

结束人大之行后，黄子平教授计划到台湾的大学继续担任客座教授，他笑言原本退休之后的梦想是“云游四海”，而现在，他将通过教学的方式完成这个梦想，在与不同地区青年的交流之中感受当地文化。同时，上课和讲座又是黄子平教授学术成果的一种表达。观其以往研究，与其他一些学者相比，黄子平并不能是算著作丰富的一位，然而他却总是在众生喧哗之外发出独特的学术见解。他坦言自己更愿意在教学中传达自己的观点，他说：“我喜欢讲，不喜欢写。”这倒是正应了其在2006年出版的作品《害怕写作》的题名，在黄子平看来，写作必须是一种审慎的行为，学着需要对文本、自我与公众负责。

黄子平教授现在成为了“微信新人”，他常常通过朋友圈了解学生们的生活状态和日常趣闻。傍晚的时候，他喜欢到被其称之为“人群漩涡”的人大运动场里散散步。而提及接下来的学术研究计划时，黄子平教授自言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蓝图，而是非常享受当下的状态，当然也将会寻求适当的改变。采访内外，黄子平教授始终谈吐亲切，目光和煦，关心学生，热爱生活，初心未泯，这无疑是历经岁月沉淀后韬光养晦、安定闲适的长者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