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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1954年生。1982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后留校。1985年因《郁达夫新论》成为当时全国中文系最年轻的副教授。1993年起任教于香港岭南大学。2000年后参与凤凰卫视谈话节目《锵锵三人行》。主要著作有《郁达夫新论》、《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五十篇文革小说》、《吶喊与流言》、《香港短篇小说初探》、《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许子东讲稿》等。】

许老师应邀在文学院作了5场将近15小时的“张爱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系列讲座，冷嘲热讽，妙语连珠，说者荤素兼备，闻者雅俗共赏。谈笑之间，暗中寄寓着极为严肃的学术观点和现实观照，自有重量。

许老师经历丰富，上海、美国、香港都曾驻足而观。有生活，有故事，也有性情。讲座结束后我们请他为文学院留言，他说真不知写什么好，本想婉拒，但突如其来的疲惫给了他灵感，于是留下五个大字：文学太累了。

师友杂忆

问：在您的求学过程中遇到过几位老先生，如许杰先生、钱谷融先生，您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您觉得一位研究者应如何处理学术继承与自身独立性之间的关系？

许子东：许杰先生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他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的一个核心观点：写文章首先是做人，做人怎么样文章就会怎么样。我理解许杰先生的意思，他所谓的灵魂，指的就是做人的正直。苛刻来讲，我不太同意他说的做人和做文之间的必然关系。但是我想，有一个最基本点，我一辈子想要守住的就是这一条：你自己觉得错的东西，即便再有好处，你也不去讲。

钱先生对我的影响就更具体一点。钱先生说，再奇怪的个人，你要深深挖下去，他一定有人类的共性，但你根本不用去想他的共性，你只要去挖他的特殊性。你的看法只要真的是自己的看法，你就有学术性，因为学术就是要讲跟人家不一样的东西。你不一定是最正确的，但你可能是最独特的。这个又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学术观，现在的学术讲科学，不讲最独特，要讲最正确。我想许先生和钱先生对我影响，主要就是这两个问题，一是怎么样不说假话，第二个就是怎么样说自己的话。我一辈子受用。

鲁迅是山，张爱玲是河流

问：您之前说大陆很多学生很难理解为什么张爱玲在港台很重要，反过来港台的学生也不能理解为什么鲁迅这么重要。您觉得两岸评判现当代作家标准的差异在那里？

许子东：这是大的价值观的不同。如果你认为文学是要拯救社会的，当然鲁迅传统是非常了不起。内地的主流学者会觉得张爱玲是旁边的一朵花。鲁迅的传统这么大，张爱玲只是旁边的一个小岛。我当然觉得是鲁迅的更重要。而且中国的现实让我们无法相信张爱玲的，因为中国的现实太严峻了。只要国家和老百姓的基本处境不发生变化，当然是鲁迅的影响更大，鲁迅精神对中国读书人的影响更大。但是张爱玲的确是鲁迅的东西不能概括的。其他很多作家，比方说老舍、闻一多、沈从文，很大一部分的成就，就好像鲁迅是一座山，他们那些山就在他的后面，比他低一点，太阳照过来，这个最高的山的影子就能把后面挡住。张爱玲是一条河，山是挡不住的。

为政治的文学是一种通俗文学

问：您在第一场讲座中说张爱玲是第一个以自身努力消解与调和严肃文学和流行文学之间界限的作家。而您在1985年《新时期的三种文学》中将通俗文学、纯文学与社会文学三者并提，您是否有意打破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二分和对立？您现在又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许子东：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步就是否定鸳鸯蝴蝶派，所以新文学在起点上就说我是严肃文学。问题是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政治的文学占据了新文学的主体。严肃文学是独创的，所谓通俗文学是共创的。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因为要把文学做工具，所以什么团结人民打击敌人，这些政治目的要让老百姓喜闻乐见，实际上都要诉诸于通俗文学的工具，来达到提高大家思想的目的。虽然目的是为了让人高尚，但发展到现在就是手撕鬼子的抗日剧，现在这种最容易通过，其实骨子里都是通俗的，这叫政治通俗剧。

问：90年代的文革小说研究您还会继续做下去么？

许子东：我还想做下去。就还是用我原来的那个方法，但是会读一批新的作品，这个研究现在的社会意义越来越大。我当初做的时候想得很简单，就是做一件内地的同行做不到的事情。但是这么二十年过去以后，这事情就变得危险了。民众不满之后政治家就出来投机了，很多人就迎合这种所谓民粹的潮流。而且，多弄几下以后真乱啦，真的搞不清楚了。所以现在这已经不只是一个学术题目了，它完全是一个政治题目。但是对我还是当学术做，我不去直接讲，做得还是很规范，就是后来的人怎么讲述这个故事。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绕不过去，最后总归是要正视这个问题。

问：《锵锵三人行》还会一直做下去吗？

许子东：《锵锵三人行》，当然也很困难了，因为它这是舆论第一线，所以受管制很厉害。但只要他们让我做，那我就还做。因为这也是一个口径啊，它的社会影响力是你的论文完全不能够达到的，写文章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

文：赵天成 谭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