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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26日晚上七点，中国人民大学第七届文学节“回归阅读”第三场讲座在公共教学三楼3305准时开始。由我校文学院程光炜教授主讲，题为“1987结局或开始：读池莉小说《烦恼人生》”。

程光炜教授先介绍了当代文学的主要类型，着重介绍了伤痕文学以及新写实主义文学。伤痕文学以批判文革和反右派斗争为主要内容，因而其中充满了眼泪、痛苦、牺牲、离别和重逢。到了1987、88年，新写实小说繁荣起来。解放后前三十年的中国文学崇尚英雄主义，远离了生活实际。经过文革的教训，国家痛定思痛，开始谋划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由一个“革命”的社会逐步转变为日常的社会。教育、文学也随之而变：由以英雄文学为主转向以“小人”文学为主；从死抱住一个崇高的理想不放，转向更多地关注日常物质生活。

池莉是新现实主义作家里的“一员大将”，善写城市生活，尤其熟悉武汉市民生活。其小说《烦恼人生》主人公便是武汉某钢铁厂青年职工印家厚。印家厚当年也是热血青年，自从结婚后，每天带着儿子从汉口乘轮渡到武昌上班，陷入家庭琐事而不能自拔。生活压力使他放弃了理想，在如花似玉女徒弟雅丽的追求面前也唯唯诺诺。他的理想只剩下用奖金给儿子买昂贵玩具，分一套房子改善困顿的生活处境，但这一切最后全部落空。他意识到即使万般无奈生活也得进行下去。小说的内容只有短短几千字，描写的也不过是印家厚无比平凡的一天，但这短短的一天，却折射出了80年代中后期社会的转折与变化。中国社会由社会主义社会进入后社会主义社会，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开始成为普罗大众生活关注的焦点。我们的“烦恼”就由此产生的。这些“烦恼”时至今日还盘旋在中国人头顶。

随后,程光炜教授分析了作者花大量边幅描写印家厚在车上及轮渡上往返住家和工厂情景的目的。1979年前后，许多“归来作家”、“知青作家”都从历史浩劫中“归来”，大返城。与这些英雄般归来的作家相比，印家厚只是个小人物，为了谋生每日碌碌奔波。这奔波肯定不是困在世俗者与文学青年之间的工人印家厚想要的生活，只是他无法挣扎着走出这个狭小圈子和该社会阶层。印家厚是当代中国人典型的“灰色中年”的缩影。像印家厚这种有过人生雄心但最后因错过机遇而落魄的中年人，像他这种千百万个生活在社会底层和早被轰隆而过的历史列车抛弃在原地的中年人，他们就是中国普普通通拖儿带女的男男女女。中国这十多年的巨大进步，就是以成批地生产这种失意落魄或堕落的人群为代价的。车和渡轮代表巨大的迁徙量，反映了社会的蓬勃活力；它们实质是一个历史隐喻，是这个剧烈转型年代的一个载体。“在路上”，这句话深刻概括了一个不能忘却的年代。

池莉用作家的敏锐的眼光观察生活，用其独特的语言入木三分地记录下人们在某些历史瞬间中不可忘记的所作所为。她的语言干净麻利，生动形象，描写印家厚生活中温馨的、有人情味的细节。这点上新写实文学与伤痕文学有很大不同。伤痕文学中极少生活细节，即使有细节，实质也是个大的隐喻。它们实质是英雄主义文学的尾声，带有明显的史诗性，讲述的是大故事，而非柴米油盐的生活。《王蒙自传》、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也写到了列车上的情节，但他们叙述的是自己的历史生活，他们笔下是充满纪念碑气息的群体社会，而印家厚的生活中只有老婆儿子。

程光炜教授用《天云山传奇》与《烦恼人生》做对比，进一步阐释“结局与开始”的意义。《天云山传奇》是安徽作家鲁彦周1979年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典型的伤痕文学。主要讲述1950年代的女大学生宋薇（后任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同学兼男友罗群被错划右派，不情愿地嫁给年长的地委书记吴遥。二十年后，她在清查冤假错案时发现，罗群落难后竟在安徽天云山山区做了多年的马车夫。这使她的感情天枰发生了惊天逆转。虽然丈夫极力阻挠，她还是冲破家庭的罗网，去追求与罗群失而复得的爱情。

《天云山传奇》和《烦恼人生》指向不同的年代：1979年为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平反昭雪，1987年工厂的奖金分房问题。年龄相差29岁的两代作家，虽然可以在同一个时代里创作，却可能是在两个时代思考着他们不同的人生。从1979年到1987年，短短八年，步入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好像经历了两个迥然不同的朝代。而在1987年，则已朦胧地望见了1990年代的地平线。1980年代是热气腾腾和充满梦想的，1990年代则是平铺直叙的非常现实的，《烦恼人生》写的是1987年前后中部大都市武汉的社会一角。这一年像一个翘翘板似乎横跨着两个时代。它是结束，也仿佛是开始，把中国社会这二十年做成一个微缩胶卷存放在北京图书馆的特藏书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