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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30日19:00，由我院院长孙郁教授为大家带来的讲座“胡适的困境”在公共教学楼1205举行。本次讲座为菊生大讲堂第四期。菊生大讲堂系列讲座是由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团委和中国人民大学合办的系列讲座。

当晚讲座现场座无虚席，场面非常火爆，更是有不少同学即使没有座位，也坚持站着听讲座，充分展现了同学们对与学术的极大的热情。

讲座一开始，孙郁院长首先阐述了自己对这个社会的一些看法，他指出中国没有真正的不计较利害的知识阶层。接着他讲到了胡适与陈独秀在对待《新青年》问题上的不同点。陈独秀认为《新青年》应该为政治服务，效法法国革命与俄国精神，以此建立中国新文化秩序。而胡适却觉得它应该为学术服务，不应该有太强烈的政治倾向。这也反映了胡适深受美国自由主义的影响。

随后，孙郁教授讲到了对胡适影响最大的两个人：赫胥黎和杜威。他解释了这两个人在胡适的发展之路上所产生的影响。杜威的思想是胡适的精神参照。批判辩证法与唯物论相结合的想法，主张温和、渐进的手段，抨击激进主义。胡适主张不谈主义谈问题，认为主义是乌托邦，认为人类社会要一步步发展，不可跨越某些阶段，否则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胡适还强调要用改革解决问题，主张宽容，改革公务员制度等等，这体现了一种温和的人道主义。胡适曾批评过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关系较为复杂。而鲁迅对胡适既与政府有瓜葛，又想保持知识分子良知的温和和自由主义表示反对。

接着孙郁教授谈到了胡适与鲁迅的分歧。陈西滢在与鲁迅的对战中，显示出挖苦鲁迅、赞美胡适的倾向。而这鲁迅被指责为“知识分子的内耗是不应该的”。在对待《新青年》的态度上，二人也有不同观点。鲁迅赞成来自民间的草根文学，认为他们最有生命力，而胡适则对民间有不同的理解。在讲完鲁迅之后，孙教授又提到了顾颉刚、周作人、瞿秋白，在与他们的对比中，进一步阐释了胡适有心之自由，却无法引导至行为之自由的困境。

为了进一步说明胡适的困境，孙郁教授讲到，在乱世，自由主义无用。因为当时的一个事实就是：最优秀的大学生都参与了革命，参与了北伐，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而胡适始终在教育上坚持美国杜威的观点，想按美国模式办大学，他希望能有真正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大学。 

然而，胡适主张的自由主义还面对着更为严峻的困境，那就是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国民的奴才性，士大夫文化泛滥，传统惰性等等原因，使得自由主义在中国没有了社会土壤。同时胡适也面临着学术上的困境。他利用实验主义，善用考据，在红楼水浒等的研究中颇有建树，但其研究大多没有把欧美学术与传统文化相融合。

晚年的胡适穷困潦倒，遗产少于100美元。他的儿子对他大加批判，并与之决裂。但是胡适传播了五四精神，是一个失败的英雄。

最后，孙郁教授谈了自己对胡适的赞赏，称其表现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人生哲学。

晚上9点，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