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尊龙最新版

　【编书者说】 

　　编者按 “五四”临近，距离二十世纪初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已有百年。关于彼时的精神风貌，后人记录甚多，可考辨、温习者不可胜数。但是关于那时候的史料，因学科划分的原因，很少在大的框架下进行整理与还原，还不能在普通读者中建立立体的印象。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新文化运动史料丛编》，分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卷》、《新教育卷》（上中下3册）、《妇女与性别卷》（上下2册）、《域外文学思潮卷》、《新旧之争卷》、《文学改良卷》，6卷9册，共400余万字，力图还原新文化运动的整体面貌。

　　我研究现代文学三十余年，越到后来，越觉得许多话题模糊，一些现象不易讲清。这可能是受到学科限制的原因，各类学术研究将一个时代的宏观“文本”分割得过于细致了。这些年，许多人开始跨界思考问题，打破了各自营垒，有了开阔的视野。局部研究与整体思考的互动，已经成为趋势，一些学者的重要思考，开启了新径。我曾想，倘早早注意到此点，自己会少走些弯路的。

　　几年前受命主编《新文化运动史料丛编》，组织了诸多研究者梳理史料，有了意外收获，先前没有的感受也因之多了起来。一是觉得仅仅在旧的学科里不易看清历史的原貌，不同学科的合作益处多多；二是发现用后设的理念难以理解前人的精神，走进对象世界深处，方能窥见某些真意。描述新文化运动，要有一个生态概念，旧的如何渐新，新的怎样脱旧，或者说新旧如何融合，都需在对话的语境方能解释之。

　　“五四”那代学者治学时，是很重视材料考释的。王瑶先生谈及鲁迅、朱自清、闻一多的知识结构，就注意到其考据功底，他坚持的也是这样的传统。这种传统，也一直被新文化研究者所遵循。唐弢在主持《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工作时，坚持从材料说话，力戒空言。研究新文化运动，材料的搜集整理是第一步。此种风气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鲁迅博物馆、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一直得以倡导，而各大学也不断有史料专家涌现，成果颇多。细想起来，现在已经到了整合这些研究成果的时候。

一

　　新文化运动的文献，主要散见于各大报刊，但一些较重要的资料还藏于私人手中，不能全部看到。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用的多是常见的报刊，一些私人日记、信札不能收入进来，是颇为遗憾的事情。有些有价值的资料，还存于海外，需要钩沉的东西甚多。我已经注意到，有心的学人已经开始对各种藏本进行认真整理研究，其成果颇为可期。

　　这套丛书不过是浩瀚资料的一部分，但说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缩影也未尝不对。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新路，至今依然影响着国人的心理。我们的工作，乃是对百年前之思想进行一次回望。过程中，竟发现领域之广与思想之丰，都非教科书描述那么简约。知识人的复杂，作品的多样，显示出社会生态的多样性。新文化的新，主要是指域外思潮的引进，人们开始以不同的眼光审视周围的生活，先前被遮蔽的思想都浮出水面。从文学思潮看，就有古典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等，可谓多姿多彩。新文学的作家多受益于此，张开双眼瞭望世界的时候，传统的思维渐渐被新的观念修正。旧的渐去，新的萌芽，过去没有的范畴进入主体世界，由此催生出诸多新的文化形态。但这些不是风平浪静中进行的，我们看新旧之争，当感到知识人的多样性。在异质的思维里形成的话语空间，使百家争鸣成了一种可能。

　　一百年间，学界对于这个过程向有不同的理解，具体说来，一个是认为新文化乃“被现代化”的过程，也有人认为是“自改革”的尝试，是中华文化的一次自新。我们如果认真阅读原始资料，便会发现，有时候两种理念是交叉进行的。即以国民性批判为例，最初固然是传教士的一种话语，但后来被留学生自觉地引用，借着外来的思想洗刷部分传统的沉疴，在那时是痛苦的选择。这些知识人最初的动因所包含的爱意，牵扯着文化的神经。后来在日本、俄国留学的青年钟情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背后有着近似的情怀。寻找救国与文化自新之路，可谓悲壮之气有之，内省意识亦多，新文化人的世界里，其实包含着改良话语与内省话语的复合性表达。

二

　　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式学人，自觉地翻译介绍域外学术，成绩不俗。在思想方面，注重对名著的传播，也引进了诸多理论。就后者而言，有的属于思想史中的经典，有的则是挑战当时人们的认知极限。如科学思想，非传统思想可以解释。那时候对学界有所推动的，还包括民俗学、社会学、儿童研究、妇女研究、文艺研究等，这些成果辐射到各个领域，各种思潮均有所呼应。谈教育的可能是文学家，出版人或许也是翻译家，身份的多样化也导致了书写的丰富化。

　　“被现代化”，其实在教育领域显得较为清楚。从最初新学堂的建立，到男女同校制度的出现，西学的一些理念沉潜在彼时的言行中。在新式学校和新式媒介的推动下，科学理念与世界主义思潮被许多人所接受。“外不后于世界之思潮”观念的提出，是对现代化追求的一种期盼。这种思想不仅在北京、上海很快地传播，各地也很快有了反响。青年的声音渐多，女子走向社会，自由恋爱，率性表达，都成为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的动人风景。

　　而在文艺领域，最初是大量域外文化的译介，此后便萌生了“自改革”的冲动。《新青年》最初提倡的“文学改良”观念，有外来的因素刺激，但本土一些观念的重新发现，也是不可忽视的内因。胡适从域外文学发展中意识到，进化的观念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这是他改良观念的依据之一。其实改良主义，自古存在，胡适那代人深谙这样的传统。只是在新思潮影响下，觉得不应落入窠臼，在“自改革”的话语中，略显偏激的地方也是有的。

　　最初的时候，新文化人对西方社会的认识不免简单。《新青年》同人笔下的西方文明，被一种简单的色调所涂染。喜欢理论的新学人往往被所译介的思想引导，辨析的能力还十分有限。有专家说他们存在一种“意图伦理”，未尝没有道理。但热衷于文学文本的人，则体味到精神的复杂性，没有被本质主义所囿。自从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引介过来，中国作家开始有了反本质主义的文本，现代化的悖论问题也被提出来。李大钊、鲁迅、瞿秋白对西洋话语的批判性表达，已经看出人们对现代性的某些冷静思考。尤其是鲁迅先生，在大量引入外来思想时，开始渐渐学会辨别优劣，择善而用，他的文本里的复杂性，使新文化有了弹性，而《呐喊》《彷徨》显示的深度，至今让人叹之又叹。

三

　　“自改革”在话语方式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人们借助翻译，发现了雅言与俗语的相互转换，白话文亦可有文言没有的美质。逻辑学进入中国，使文人学者的表述变得严密起来，人们也借此重新发现了墨子辩学的价值，中国先秦诸子的精神遗产也在新文化理念中被重新定位。鲁迅杂文中的雄辩气质，既有尼采的超然之气，也有墨子的归谬意识。而考古观念的引进，使传统金石学研究颇多成就，被掩埋的文明被一一发现，文明史也被重新书写。可以说，新文化运动不是民族的虚无主义，而是一次爱国的文艺复兴的努力。恰是在新思潮中，民族文化最有魅力的部分被一点点激活。

　　重申这些远去的遗迹，看到的是一代人的心迹，每个人的个性也留在那些文字中。研究历史，不都是事件、观念等等大词的堆砌，看不到鲜活的个人，自然体味不到个中的意味。新文化产生与发展，由无数个性差异很大的知识人推动而成。这是众人的合唱，但各自的表情不一，发音的方式有别。陈独秀的独白，有酣畅之气，气吞山河之状历历在目；胡适的辞章则似有清一代朴学家的谨严，一清如水的文字带着新梦；钱玄同似乎学林中莽汉，词语如刀，向腐儒那里砍去，不免伤及无辜；而周氏兄弟之文，则衔接六朝余绪，东洋之气与西洋之光隐约词中，朗朗然有超然之思；即便是年轻一点的郁达夫，看似有卢梭之浪漫，但明代士大夫的优雅也是有的；老舍似乎过于市井气，可是那胡同之语分明也有意大利但丁《神曲》里的遗音……

　　进入新文化运动的场域，我们当感受到理论思考的诱人和突围的艰辛。其实关于百年前的历史资料，在这几卷书中是不能充分体现出来的。蔡元培之于美育，赵元任之于语言学，齐如山之于戏剧史，竺可桢之于气象学等，都有说不完的故事。这套丛书作为一般性的工具书，或可提示读者去寻觅更为丰富的东西。比如科学史的演进，美术与音乐的流变，宗教思想的中国化等，也都可以在新文化语境里得以展示。

　　我先前看到史料研究者的劳作，有点望而生畏，觉得是枯寂的工作，要忍受寂寞的纠缠。后来才知道这样的感觉有点问题，资料是学问之母，也有精神的追问之乐。我们在那些发黄的报刊中嗅出狂飙突进年月的气味，于各类文体中读出忧患之情，这些都能启悟世人去思考历史的难点。与众多的朋友一起打捞历史的遗存，未尝不是与那些远去的灵魂对话。那些有名与无名的先驱者们，他们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从苦难的大泽走出，在没有声音的国度喊出了声音。从此江山泛绿，水流湍急，杂花生树，古老贫瘠的土地有了生机。回顾这些，深觉时代变迁之大，今人面对这些遗存，追慕之余也应扪心自问：五四已经百年，它的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与那一代人比，我们该选择什么？这问题看似简单，回答起来也有挑战性的。

转载自《光明日报》2020年5月2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