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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17日，第十届全国古典学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开幕。本届年会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承办。

2023年是德裔美国学者列奥·施特劳斯逝世五十周年，本届年会以“施特劳斯与古今之争”为主题，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海内外多所高校、研究机构的20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施特劳斯与古今之争”“施特劳斯与中西古典传统”“施特劳斯与现代性问题”“中西经典与解释”“中西古典学领域其他议题”展开研讨。

▲开幕式现场

一、开幕式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颜梅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古典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吴飞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古典学专业委员会顾问甘阳教授分别致辞。

颜梅回顾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学专业与中国古典学教学与研究、古典学年会共同成长的历史。自2010年开设古典学本科实验班以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学专业已经实现本、硕、博阶梯式培养模式，十多年来，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和古典学实验班在教育和科研方面积极探索，成为中国古典学发展的重要参与者。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在新时代，“我们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颜梅表示，本届古典学年会将展开古典学学术领域对这一要求的答卷。回望开启古今之争的列奥·施特劳斯，从古典学起源再出发，在深厚的中西古典思想和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建设一个与传统文明有着血脉联系，同时又反映当代中国现实的新文明。

▲颜梅书记主持开幕式

吴飞教授在致辞中阐述了重新回顾施特劳斯进入中国的历程的三个思考角度：第一，施特劳斯改变了中国学人在中西文明百年交汇中接受和反思西方以及自身问题的方式。施特劳斯不是为我们带来某种学派的思想教条，而是带领我们重新思考古今问题，重新阅读经典。第二，施特劳斯解读经典、理解古今之变的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思想的复杂性，对西方古今之变有更深入的认识。第三，对西方思想古今之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重新激活中国学者对中国古典思想的认识方式，重新领会中国古典思想诸多深刻精妙之处。

▲吴飞教授致辞

甘阳教授的致辞首先阐述了施特劳斯其人治学与思考的德性，作为毕生致力于全面彻底批判西方现代文明的学者，施特劳斯本人生前并不为世所重，他甘于孤独和边缘、不羡主流的问学精神令我们感佩。随后，甘阳教授从哲学与政治关系的角度指出，施特劳斯研究政治哲学的核心要义在于理解政治而非参与政治，当我们阅读和理解施特劳斯时，同样也要对其本人的思想与“施特劳斯学派”保持清醒的区分。最后，施特劳斯开创的政治哲学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学科”或“专业”，而是以西方文明整体作为思考对象，思考西方的现代性危机与命运，这是施特劳斯在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所在。因此，虽然做研究必然存在专业的背景和限制，但是要全面、整体地理解西方，还应当避免现代学科化、专业化限制我们的思想。

▲甘阳教授致辞

▲会场剪影

二、主题报告

大会第二项议程为“主题报告”，由清华大学甘阳教授主持。

▲主题报告发言

首先陈述报告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刘小枫教授，报告主题为“什么是《自然正当与历史》的根本关切”。通常认为，施特劳斯《自然正当与历史》的主要关切是启示与理性之争和古今之争。刘小枫教授通过文本细读认为，这一问题还需要更审慎的思考。《自然正当与历史》第三章“自然正当观念的起源”打破了时间性的古今分隔，其中，对伊壁鸠鲁的分析抓住了“自然与习俗之争”的思想史线头，而其他章节对霍布斯、卢梭、柏克等现代哲人的阐述也出现了对伊壁鸠鲁主义的分析。这些论述说明，施特劳斯最重要的关切未必是启示与理性之争或古今之争，而是哲人与哲人之间的品质差异。通过对哲人心性的区分，可以看到追求快乐与追求高贵的取向差异，看到正确与错误的写作之间有何分别。此外，若将这一区分置于本书另一条重要线索——美国政治的大问题上，还可以读出更多意味。总体而言，这部作品揭示了哲人问题更加复杂的面相，哲人之间的冲突从古到今都存在，重新审视这一冲突或许才能迫近《自然正当与历史》的根本关切。

▲刘小枫教授发言

接下来，复旦大学丁耘教授以“‘古今之变’再思考——如何接着施特劳斯说”为题陈述报告。丁耘教授关注古今之争问题的复杂性，强调了两个问题：第一，如何看待现代性的史前史；第二，保守主义面对现代时“左右为难”的矛盾。就此，丁耘教授给出了三点提示：第一，从形而上学角度看待现代原则；第二，从无限性的个体化角度思考现代原理；第三，将中国现代化真正的开端视作“天下作为国家个体”的再生。丁耘教授认为，看待古今之变要尝试突破政治哲学史的架构，从形而上学（包括神学）、自然哲学等方面进行思考，并且在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时，尤其要注重从历史性、历史意识的角度考察无限性与个体性的关系。

▲丁耘教授发言

第三位报告人是浙江大学林志猛教授，报告主题为“施特劳斯论尼采的新自然观”，报告主体分三部分：规定自然的权力意志、道德对自然的专制、征服自然与复归自然。尼采认为自然冷漠、残酷而无目的，并将廊下派对自然的解释看作哲人规定自然的权力意志。施特劳斯指出，尼采用权力意志取代了柏拉图的爱欲论。启蒙哲人教导通过技术征服和修正自然，这在尼采看来导致了抹平人的自然差异的畜群道德。他呼吁有最高精神的人重新征服自然，征服现代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极端僭政。尼采认为需要新的道德与善恶来推翻践踏自然的主流道德，复归高贵的自然，这是真正哲人的使命。在这一问题上，施特劳斯厘清了尼采与柏拉图的深层关联，他们都在为人类价值和自然秩序重新立法，古今哲人虽有诸多差别，但哲人的任务便是抵挡人的自然向深渊下滑。

▲林志猛教授发言

最后一篇报告来自北京大学吴飞教授，题为“文质之辨与历史哲学——对历史主义的一个回应”。吴飞教授首先从施特劳斯《自然正当与历史》中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出发，梳理了历史主义的内在发展，普遍历史诞生于具有强烈目的论的救赎历史。认为救赎历史世俗化形成的普遍历史观起初还具有目的论信念，但失却目的论后蜕变为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吴飞教授指出另一种历史哲学的可能性，那便是中国传统历史哲学思想。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中，并未将历史哲学系统化，并没有目的论的历史观，但同样也绝非相对主义。中国历史哲学来自巫史传统，其核心在于对文质关系的思考。吴飞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以文质循环论容纳文质损益的历史进化观，进化不等于将进化视作历史的目的，尚文尚质循环的本质是文明建构与自然性命两种关切的循环，其意义在于，人之自然需实现于文明，文明的目的在于维护自然。

▲吴飞教授发言

四位教授精彩的主题报告陈述完毕，年会进入分论坛讨论阶段。

三、分论坛（1）：施特劳斯专题

本届年会共设置五个单元对施特劳斯的著作和思想进行专题研讨，与会人共宣读论文22篇，涉及施特劳斯与古今之争、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的“神学-政治问题”等诸多论题。

在第一单元，张文涛、高山奎、成官泯、赵柯分别从普世主义危机、施特劳斯与海德格尔对“古今之争”的不同理解、叛教者施特劳斯、以及雅法和扎克特关于古今之争的分歧等方面展开讨论。其中，重庆大学张文涛教授的论文《施特劳斯与文明问题——古今之争与现代文明的普世主义危机》围绕施特劳斯关于现代西方文明危机的诊断，指出施特劳斯关于现代普世主义危机的思考和批判是一种双重批判。施特劳斯紧紧抓住他视之为政治哲学之“最高主题”的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或冲突问题。就普世主义而言，对这一理念的反对或赞同，体现的正是古今政治哲人对于哲学与政治之关系的不同理解，其背后是两者在理解人性和政治社会的自然本性时的根本分歧。

在第二单元，范广欣、黄俊松、毕聪正和张国栋分别就民主制与德性、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转向、施特劳斯的克法洛斯诠释以及施特劳斯的柏拉图研究展开讨论。其中，南开大学范广欣副教授的论文《施特劳斯论民主制与德性：以〈城邦与人〉为中心》考察施特劳斯在《城邦与人》中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研究如何展现出他对民主制与德性的看法。施特劳斯认为民主制不能产生公民德性的关键形式之一——节制。然而，没有节制，就不会有被正确理解的正义、审慎和勇敢，公共精神将不可避免遭到破坏。

在第三单元，陈明珠、何祥迪、刘振和郑建成分别就施特劳斯讲稿中的美诺、施特劳斯的神学-政治问题、施特劳斯的《哲学与律法》、施特劳斯的接受等问题展开讨论。其中，浙江社科院研究员陈明珠的论文《美诺是谁？从施特劳斯讲课稿看柏拉图<美诺>中的美诺》展开分析美诺是谁以及苏格拉底对美诺的驯服，苏格拉底没有试图让美诺相信正义之善，而只能通过驯服美诺，让美诺变得更加温和，来使其更加正义。尽管如此，施特劳斯提醒我们必须“经受”、考虑一种可能性：像美诺这样的不可救药之人，照苏格拉底或柏拉图的说法，只适合“消灭”。

在第四单元，童群霖、徐戬、唐敏和叶友珍分别从施特劳斯论政治修辞术、施特劳斯论现代哲学与启示、雅可比对施特劳斯的深远影响、恺撒主义与古今僭政、修昔底德笔下的狄奥多图斯展开讨论。北京外国语大学童群霖老师的论题为“古今之争的真义——施特劳斯论现代哲学与启示”，由施特劳斯对整个现代哲学的批评，明确施特劳斯返回古典哲学的根本理据，进而揭开其所谓古今之争的真义：现代哲学最终寻求与启示共存甚至结盟，柏拉图式古典政治哲学始终致力于驳倒启示，不愿在启示问题上作任何妥协。

在第五单元，方凯成、程茜雯、赵宇飞、黄子炎、刘亨元、许锦隆六位博士发言。芝加哥大学方凯成博士的论文主题是施特劳斯论罗马性——以《卢克莱修疏证》为例。他分别从思想史与哲学两条路径考察，发现施特劳斯对罗马性问题的思考在二十年间发生了颠转，最后得出卢克莱修所代表的罗马性体现了政治哲人的审慎，其“甜化”真理并维持住了大众的生活和城邦。

▲分论坛现场

四、分论坛（2）：西学专题

在西学方面，各分会场共有82人做报告，主题涉及前苏格拉底哲学、柏拉图对话、古希腊戏剧、亚里士多德哲学、古罗马文学与历史、近代政治哲学、文艺复兴作品、德国古典哲学、犹太文明等领域。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吴雅凌从薇依关于赫拉克利特的笔记引入，陈述了赫拉克利特的文本特点、赫拉克利特与神话诗人的关联以及赫拉克利特对城邦政治的看法。尽管赫拉克利特的文本晦涩，且文本多属残篇，很难进行考证和解释，但是进行互文考证依旧有助于理解赫拉克利特。吴雅凌研究员通过分析多个残篇，表明赫拉克利特构建了不同类型的人在其中言说、活动的宇宙。此外，赫拉克利特对于神话诗人赫西俄德的批评，洞见到了赫西俄德对于希腊人的关键教诲。

同济大学樊黎老师论文题目为《观看与制作：柏拉图论哲学家适合统治的理由》。樊黎老师认为，《理想国》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本体世界与现象世界的二分。哲人-王能否站得住脚取决于两个世界之间是否能建立联系，哲人具有沉思观看本体世界“理念”的能力，因而能够获得真知。柏拉图将哲人观看的能力比作画家的能力，将现象世界里统治者同样比喻为政体的画家，凭此把知识引入现象世界，使得两个世界不再相互割裂而若合符节。

北京语言大学陈戎女教授采用语文学方法，考辨了希腊古典时期对drama和theatron两个词汇的使用，表明drama主要关涉戏剧制作技艺，而theatron主要关涉观看戏剧的场所，关涉演出及城邦的剧场文化。虽然drama成为希腊“戏剧”的代名词，但“戏剧”包含了剧本与演出，应对这两极进行中和，既要重视古典戏剧，亦要重视演出本身。

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罗峰通过评述美国古典学者格里高利（justina gregory）的《欧里庇得斯及其对雅典人的教诲》一书，探讨了希腊悲剧何以“载道”的问题。罗峰老师指出，欧里庇得斯继承了古希腊的诗教传统，又揭示了传统德性在新时代的尴尬处境，欧里庇得斯面对着传统价值体系崩塌的时代剧变，他思想上的困惑在于，肃剧诗人应该如何自觉承担起“文以载道”的责任，而这一困惑对今天的我们也富于启发。

北京大学陈斯一副教授借助修昔底德和柏拉图的眼光审视了阿尔喀比亚德的政治生涯，以柏拉图的灵魂学透视了阿尔喀比亚德的血气。阿尔喀比亚德强盛的血气阻碍了他向上攀登走向哲学，将他拦阻于城邦的洞穴之内，他一方面依赖雅典城邦公民的赞誉来满足他的政治爱欲，另一方面雅典城邦又拥有与他相似的政治野心，因而具有反复无常的特点。阿尔喀比亚德虽然背叛母邦，他终究囿于爱慕荣誉而始终束缚在雅典城邦之隅。

中山大学王承教副教授指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高度强调“虔敬”的德性，而且其首要处理的问题可能就是虔敬之人遭遇苦难、为何会遭遇苦难的问题。从埃涅阿斯与狄多的分歧来看，虔敬的基本意涵为对家庭成员和国家福祉的责任担当，以及对诸神的敬拜和服从。或许经由西塞罗的理论转换，虔敬从一个主要指涉国家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责任的概念，最终演变为一个指涉诸神、国家以及家庭成员之间兼具伦理和宗教意义的责任概念，而这种演变的形成同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政治混乱密切相关。

中山大学钟碧莉老师从马基雅维利《曼陀罗》的改名说起，详细剖析了《曼陀罗》文本中的辛辣讽刺、滑稽、污秽，从主人公尼洽老爷的贪食、无知与新柏拉图主义者对肉身的否定，推理出两种君主的对比：马基雅维利式的善于权术的君主，或是新柏拉图主义式的注重美德、欣赏人文的君主。钟碧莉老师认为该作品潜在指向新柏拉图主义者，试图在马基雅维利、费奇诺和新柏拉图主义者之间建立起联系。

北京大学李猛教授就卢梭的《朱莉》一书进行分析，认为德性概念是《朱莉》一书的中心概念，其中自我征服模式处于显著地位，此外还有大量表示牺牲、软弱、胜利、战斗的概念，象征着德性对抗模式，即有德之人的标志是展示力量和牺牲，而《朱莉》的核心主题是德福一致问题。

北京大学张辉教授的论文题目为《维柯与赫尔德：一种奥尔巴赫式的关联》。张辉教授指出，奥尔巴赫多篇以维科为主题的论文中都显露赫尔德的踪迹。维柯和赫尔德分属两个迥异的历史时代，张辉教授从奥尔巴赫的诸多论著里梳理出维柯和赫尔德的隐秘关联——他们都阐释了各自所理解的历史主义。远早于启蒙时代，维柯似乎以审慎冷静的口吻预先警示启蒙时代的后裔们不要沉溺于幻梦般的历史进步论。

海南大学程志敏教授关注培根的写作艺术，强调不能简单将培根看作一位美文作家，培根流畅典雅的措辞背后有着深刻的思想洞见。程志敏教授指出，培根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思想的嬗变和政治的变革，因此他在写作上需要十分谨慎，不轻易冒犯当时主流的神学观点和教会僧侣。程志敏教授分析了培根表面上批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言辞，借此表明，培根在根本关切上与古人站在一起。

中国人民大学张旭教授分析了施特劳斯对雅典与耶路撒冷相关论述间的不对称性，然后通过解读摩西五经的《申命记》，阐发了犹太政治神学的基本要义。《申命记》通过一再重申摩西宣讲的上帝的诫命，最深刻地表达了以色列对上帝的应许的信仰与不断传承这种信仰生活方式的文明信念。

华中科技大学何卫平教授的论文题目为《理解的历史性与开端问题》。何卫平教授以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思想切入“古今之争”问题，提出“开端”这一关键解释学概念。伽达默尔赋予“开端”三种含义，最紧要的是第三种含义：“开端”的发展在方向或终点上处于未决定或未确定的状态，这就意味着其无限的可能性和开放性。在“古今之争”的语境下，解释经典就不再局限于固守作者原意，而应该表现为解读者生命的创造活动。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黄薇薇解读了斯威夫特的《一个温和的建议》，指出这篇作品与威廉·配第针锋相对，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用于社会科学以进行最尖锐的反讽和揭露。斯威夫特将其政治智慧融入写作过程，辛辣地嘲讽了爱尔兰各种不合时宜的“改革方案”，尤其威廉·配第等居心叵测的政治策士们，从而揭露其协助英国政府对爱尔兰极尽盘剥的丑恶嘴脸。

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王双洪老师通过分析维拉莫维茨与尼采的论证，指出古典学在我国的学科建制中是缺席的，古典学并非一级学科。在中国建设古典学的意义在于，用古典学的教养教育来补足技术科学教育中人文素养、德性教养的欠缺，用古典教育平衡和提升教育的品质。

▲分论坛现场

五、分论坛（3）：中学专题

在中学方面，各分会场共有50人做报告，涉及礼学、易学、书学、春秋学、《论语》、子学、宋明理学及近世思想。

同济大学张文江教授的论文主题为杨践形先生的生平与著作。杨践形的生平分为两段：1949 年以前与 1949 年以后，1949 年以前记载不全但尚存主要的线索，1949 年以后近乎全无记载。张文江教授从潘雨廷先生的讲述和他人回忆中，勾稽了杨践形的生平行迹。杨践形的主要学术方向，由潘雨廷先生继承，并作出了更深远的发展。杨践形先生的言行和思想可见于《潘雨廷先生谈话录》，精神面貌因此而得以保存。

清华大学陈壁生教授指出，汉代今文经学体系以《仪礼》为礼经，故在礼经之学中，礼是五经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一系列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现实政治生活始终需要礼乐制度。因此，汉末的郑玄以《周官》代替《仪礼》成为“礼经”，以两汉今文经学的“礼乐之礼”吸纳“礼经之礼”，决定性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同济大学柯小刚教授的论文《心斋与素王：〈庄子·人间世〉的〈春秋〉微言》 认为，《人间世》通篇充满了古今之争的紧张、时世之变的无奈，以及在时代的困境中如何自处、如何救世的工夫实践和生命智慧，需要一种“徇儒道内通而外于诸子”的读法。

中山大学梁丹丹副教授以苏轼《书传》关于《尚书·盘庚》之以义理解经的诠释为例展开探讨，揭示苏轼如何透过《盘庚》的诰语形式，融合古今视域阐发上古圣王如何“以言行事”的意义生成机制，由此阐发了苏轼申发圣人之道及自我政治理想的生存论意义。

湖南师范大学刘铁芳教授的论文题目为《从<论语>看仁心自觉与个体成人》，指出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以自我仁心自觉表现出强烈的自主性，其“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言说，正是这种主体意识确立的表征。孔子的言说，乃是古典中国追求自身人性之觉醒与个体成人之主体性确立的宣言，同时也是轴心时代人类寻求自我生命自觉的表达。

中国美术学院朱赢助理教授考察了“床上安床”这一六朝俗语，指出其语义并非简单的指“不必要的重复”，而是指传统迭代中的衰退现象，提示了古代文艺创作在模仿前代经典时所发生的衰变和扭曲。《续画品》中对毛氏家族绘画技艺的这一评价表明，毛氏家族的艺术风格发展到毛稜这里，已犹如胡床之于床榻般不堪，透射出悲悯哀伤的时代情绪。

上海交通大学雷欣翰副教授考察了《荀子》对神话传统的接受、直接利用和修正，指出《荀子》神话修辞的对象，大都集中在其心术、修身之学及其核心概念“一”“诚”上，也集中在其政治哲学及其核心概念“礼”“仁”“法”等几个领域，旨在对其思想体系的核心部分加以“神圣化”的修饰。

中山大学仝广秀老师指出，在宋儒看来，“《武》未尽善”意味着汤武革命和尧舜揖让之间存在德行的差异，“汤之惭德”是圣人心性的体现，“革命”是圣人不可复制的做法，“革命”于是成为一种心性问题，“汤之惭德”成为圣心的直观体现，尧舜禅让与汤武放伐得以贯通，确保了二帝三王之道统的建立。

武汉大学马晓见老师的《魏源与中国“共和”》一文指出，魏源强调更具主体性的研究精神，《海国图志》对19世纪美国无君主的政制的赞美需要联系于中国问题而理解。魏源对此“无君”政制的推崇，渊源于晚明以降尤其是李贽的无分高低贵贱的政治理论，既是西洋政制进步的一环，又被安排为向古希腊古罗马无君政制复古的实践。

▲分论坛现场

六、圆桌讨论

6月18日上午，年会进入圆桌讨论环节，主持人是北京大学张辉教授。本次圆桌讨论主题是“古典学与中西文明”，张辉教授认为，我们应当在中西古今的不同维度上讨论古典学问题。来自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九位学者就这一主题阐述了各自的见解。

▲张辉教授主持圆桌论坛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志强研究员认为，在当前中国哲学研究中，经学研究不仅在研究领域，也在研究范式上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显学。在我们看来，经学研究的兴起，与文明意识的觉醒有关。甘老师、刘老师多年来倡导的古典学，是推动文明意识觉醒的重要推手。经学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是古典学在中国哲学领域里的反应。这些年来，我们也特别提倡一种基于中华文明视野的中国哲学研究，希望把中国哲学看作中华文明发展原理的表达和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揭示，中华文明的整全背景是中国哲学研究的总体性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在经学之外，更要把史学视野引入，因为在中华文明的整全视野中，经史从来都是一体的，六经皆史，不是用史学消解经学，而是强调了经学与史学的共同根源，强调了从中华学术的大本大源出发，来理解经史一体，又从时会适然的角度来理解经史各有担当的时代道理。经史并举能够更加充分和深入地揭示中国哲学的特质，非形而上学的特质，从而内在地消解经学的教条主义倾向。从中华学术的大本大源出发，从经史子集的整全性出发，理解中国哲学的时代使命，扩展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围，明确中国哲学的哲学旨趣，同时又能够以源流互质的方式，将这些领域的拓展与旨趣的深化纳入到中国哲学对中华文明的哲学承当中来，是今天中国哲学的时代责任。

▲张志强研究员发言

北京大学强世功教授认为，经典著作是在精神上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把握、回应和反思。施特劳斯的著作正是试图从精神上把握重大事件，即现代社会的兴起。现代社会两个重要的根基——自然权利、历史主义，正是施特劳斯批判的对象。那么，为什么现代社会要奠基在自然权利上？主流思想界给出两种思路，首先，从哲学上解释，启蒙哲学取代了神学，其次，从社会学解释，传统共同体发生解体，迈向了现代的市民社会或者说工商业社会，因而形成一种“市民社会”。在现代之前，人类的文明是“区域性文明帝国”，这样的社会秩序奠基于道德文化教育和宗教。如果帝国是如此整合形成的，那么人们应当如何建立起统一的文明秩序？第一种方式是文明冲突，每个“天下”都认为自己的文明具有至高性；但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新时期的帝国整合模式是商业秩序，正是商业秩序打破了封闭的“天下”。如此，全球空间发生转换，人类生活从局部的天下变成真正的天下。当代的帝国是“无形”的，它通过洛克式“低俗而稳固的基础”建立起来。政治哲学意味着追求正当性，也就是在追寻一种稳固性。诚然，市民社会或曰商业社会建立于人“最低”的欲望上，而高贵是一种“最高”的欲望，但是，人性的欲望越上升，越会接近精神上的“殊死搏斗”。现代帝国中，人在欲望上愈发一致，那么精神上是否可能达成一致呢？欲望的统一性和精神的崩裂是我们思考精神全球化的重要进路，也是施特劳斯给予我们的重要提示。

▲强世功教授发言

清华大学唐文明教授为当代中国的古典学研究给出了三点见解。第一，从民国时期儒家学者的论述以来，现代人文学科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贺麟先生提出的“化西”，即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如何通过积极应对与深度学习来真正消化西方文明。从这一点上看，向西方古典世界敞开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从此，我们不再只看西方现代，而是具有了两个眼界：从现代看古典，从古典看现代，从而可能获得一个全面的观照。而将这一复合视域关联于当下，必须看到，我们的时代正处在双重危机之中，也就是说，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都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于是我们应当思考的是，基于双重危机的判断，学术界还能做些什么？第二、在西方，古典学是大学建制的一部分，从属于历史学。而最近一些年在中国兴起的古典研究或古典学，却带着新的问题意识，从而其身份未能得到应有的承认。这当然是因为，现代人文学本来就是启蒙谋划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正是因为现代人文学的启蒙特性，使得像国学、经学、古典学等学科的身份变得暧昧不明。如果我们对启蒙以来的人文学传统缺乏彻底的反思，那么，新的古典学也不可能真正成立。第三、诚然，学者们在关心现实的语境中萌生了很多思想意识，但同时，过于强调现实的关切也会带来诸多问题，古典学的发展需要强调学术独立，思想自由，需要考虑与政治保持足够远的距离，这样才有可能成就深厚学问的不断传承。

▲唐文明教授发言

同济大学张文江教授指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理解中西古典学术的重要途径。在在学术层面这样做，也可以看成疏通古今文明的脉络。在中国古代传统中，有标志性的文献坐标，比如说《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有内在的结构分类。在西方古代传统中，传说“亚历山大图书馆”也有类似的编目，是否形成流传有自的结构分类，有待考察。当然，关于结构分类的演变（从《七略》到四部，乃至《七略》以前），以及如何适应现代（四部分类是否合理，乃至如何改进），还值得进一步推究。此次古典学年会所讨论的，是西方文明古今之争的大视野。唐文明教授提到的双重危机，于学术上的出路究竟何在？在今天，中西文明都无法单独阐明这一问题，恰恰是比较古典学存在的理由。中国学者参与世界文明的整理过程，在理解西方文明的同时，理解中国文明的位置，正是中国学术的现代抱负。中国不可能脱离世界，贯通古今的中华学术，应该是人类学术的组成部分。比较古典学多年来的发展，已经打下有益的基础。这些工作将有助于逐步形成新的结构分类，产生新的认知，促进解决中西文明面临的危机。探索新的进路是学者的使命，与其他文明思想的融会贯通，将有助于应对大变动的时代，面向未来。

▲张文江教授发言

北京语言大学陈戎女教授提出了三点思考，第一，在对中国学者的古典学研究，以及中国对西方古典作品的接受方面，西方学界有时会存在认识上的空缺与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例如，某些海外学者研究当代中国古典学的发展进程，却得出了民族主义的结论，亦有学者研究古希腊戏剧在当代世界舞台上的改编，却独独忽视了中国大陆的研究和搬演成果。在我们看来，海外学者的此类态度和看法较为偏颇，可是，这可能是西方学界大量存在的现象，应对乃至纠正这种偏见需要我们一代代学者的努力；第二，要从自身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古典学，施特劳斯给予我们的重大启发在于，他是站在西方文明内部看待西方文明的古今问题。我们应当从自身的问题意识出发，思考中国文明如何借鉴施特劳斯对西方文明的探究；第三，对中西思想交流的研究需要落到实处，例如，在古代戏剧的研究方面，古典学界往往重视剧本胜过剧场，而戏剧研究界却更加重视剧场演出，也就此诞生了很多新理论，这一现象说明，应当如何把西方古典学的研究思路和当代戏剧界对于剧场的理解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剧本和剧场并重的全面认识，这一难题还需要在共通的研究中尝试解决。

▲陈戎女教授发言

重庆大学张文涛教授反思了施特劳斯的思想对于我们认识中西文明的意义。施特劳斯笔下有诸多思想史主题，如“启示与理性”、“古今之争”、“诗与哲学之争”、“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以“启示与理性”为例，西方文明具有两个基本元素，一是来自古希腊的哲学理性，二是来自希伯来的启示宗教，哲学与宗教这两种把握世界的方式不断冲突、综合和分离，构成了西方文明发展演进的整体线索，两者的争执至今无法解决。施特劳斯对启示与理性之争这条线索做了最复杂最透彻的解释，但理解越深越透，我们越发现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本质上的不同，越感到无法将西方文明传统的解释框架和概念简单套用到对中国文明传统的解释上来，一旦套用就会产生种种错位和疑难，五四以来学界关于中国传统有无哲学、儒学是否宗教等等争论，无不缘于这种简单套用。最后，张文涛教授以普世主义问题为例认为，我们必须意识到当下中国仍被动处于五百年来为西方所推动的普世化历史进程之中，而施特劳斯对现代西方文明之普世主义理念的深刻批判提醒我们，中国文明的未来道路，必须在反省现代普世主义、重寻古典文明理想的张力之中谨慎探索，才可能找到正确的方向。

▲张文涛教授发言

中山大学黄俊松副教授认为，施特劳斯晚年致力于疏解古希腊经典，但他做古典研究不是出于“消遣”和“好古”情怀，而是为了直面西方世界的危机。施特劳斯保持了古典学的开放状态，首先，古典研究需要面对现代，需要具有当下的意义；其次，我们应当思考，面对现代危机，怎样重新认识古代，如何开辟与启蒙的筹划不尽相同的道路。如果古希腊人能够保持多元的可能性，那中国是否也可以走出不同的道路？例如，尽管古希腊人的科学、技术乃至诸多思想要素均来自东方，但这并不妨碍希腊“成为希腊”。对当代中国而言，借鉴西方也并不妨碍中国“成为中国”，并不妨碍我们走上与之不同的发展道路。

▲黄俊松副教授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孟琢副教授认为，某种意义上，中国古典学研究还是存在语言文字研究的缺位，需要将古典学研究与文字训诂之学深度贯通。在本质上，语言文字和古典文明具有先天的契合性。语言文字伴随着整个文明的发展脉络。汉语汉字对意义的表达方式体现了民族的文化思维，是哲学的温床。中国历史上，做语言文字的大家并非学科化的学者，以许慎为例，他的《说文解字》不只是一部工具字典，更是一次以汉字为方式建立贯通古今的文化体系的尝试。汉语汉字研究可以通向中国文明的建构，学者们可以从“小学功夫”开始，“自小而大”，“小大兼备”，兼具文字训诂和思想文明的研究向度。对当代年轻学者来说，这种融会贯通的研究方向也意味着艰难的“自我否定”，需要突破森严的学术壁垒，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当代学者的必行之路。

▲孟琢副教授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彭磊副教授强调了古典学年会的“跨学科”特性，这是一场中学西学各个领域学者们能够沟通交流的难得盛会。各位有自身学科专业性的学者之所以来参加古典学年会，正是因为大家不满足于只从事专业化、技术化的研究，而是希望突破专业壁垒，思考普遍、整全的问题。在专业化的研究如何通向对源初、根本性问题的反思上，古典学可能是一条有益的路径。古人讲究文以载道，在今天，若将“文”视作当代学者们安身立命的专业学科，那么“道”即我们不可忽视的整全。

▲彭磊副教授发言

四、闭幕式

本届年会闭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彭磊副教授主持，刘小枫教授、吴飞教授做闭幕致辞。

刘小枫教授表示，施特劳斯是一位有争议的学者，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引进和接受了那么多西方思想家，但没有任何一位像施特劳斯这样引起如此之多的外部讨论。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此次年会上，不少学者反思了这个问题，例如如何把握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界限等，这将促进我们继续思考，百年文明转变大背景下的我们自身处在怎样的位置。同时，对施特劳斯的认识也应当保持理性的态度。此外，本次年会学术论文的高质量也令刘小枫教授感到颇为欣慰。

吴飞教授在致辞中表示，不管外界如何风云变幻，古典学的事业仍在稳固前行。我们需要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保持谨慎的距离，如此，诸多来之不易的优秀成果才能得以保存和进步。最后，吴飞教授宣布，第十一届古典学年会将在中山大学举办。

最后，彭磊副教授向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诸位参会学者，以及会务组师生表示了诚挚的谢意，至此，第十届古典学年会圆满结束。

▲第十届全国古典学年会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