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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晚，文学院吴玉章系列讲座第十讲在教学二楼2211举行。本次讲座邀请到甘肃简牍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西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甘肃敦煌学会副会长，甘肃省第一层次领军人才，甘肃省政府参事张德芳教授主讲，讲座题为“西北汉简及其学术价值”，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陶曲勇老师主持。

讲座伊始，张德芳教授介绍了敦煌汉简的相关情况。敦煌汉简的发现与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三次中亚考察密切相关。1900—1901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受英国政府派遣进行了第一次中亚考察，在新疆尼雅遗址掘获魏晋汉文木简40余枚和佉卢文木简524枚,法国学者沙畹受斯坦因委托对此进行研究，先发表在1905的《亚洲人杂志》上，后又正式刊于1907年出版的《丹丹乌里克、尼雅与安迪尔发现的汉文文书》一书中。1906年4月27日到1909年1月，斯坦因完成了第二次中亚考察。他在新疆重新发掘了拉瓦克窣堵波、尼雅、米兰和楼兰遗址，并于1907年3月22日到5月21日,考察了敦煌附近的长城烽燧,掘获了大量汉简，经沙畹整理释读后于1913年在牛津出版了《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考察所获汉文文书》，公布了708枚汉简的释文和图版。1913年8月到1916年3月，斯坦因第三次考察中亚，重访新疆尼雅、安德悦、米兰和楼兰遗址后，从1914年5月起，经安西到酒泉，前往喀拉浩特。除在敦煌酒泉一线汉塞烽隧再次挖掘外，还在黑城地区(喀拉浩特)挖掘了大量西夏、吐蕃、回鹘文文书。这次掘获的166枚汉简先交沙畹考释,沙畹逝世后,又转交其高足马伯乐继续工作。马伯乐的著作《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迟至1953年才在其妻子的多方奔波下得以在伦敦出版。

敦煌汉简主要包括马圈湾汉简和其他地点零星出土的散简。马圈湾汉简出土于1979年10月，其地点在敦煌市西北95千米的汉塞烽隧遗址。这批简中关于出入玉门关的资料为探索玉门关的确切位置提供了新证据；王莽用兵西域的记录对研究新莽政权与西域关系具有重要价值。敦煌汉简还包括玉门关汉简。玉门关汉简出土于玉门关（亦称“小方盘城”）遗址及周边烽隧，发掘出土的汉晋简牍729枚，内容涉及玉门关位置、出入关制度、中原与西域关系、西北边防制度、丝路交通等，可弥补过去敦煌出土汉简的诸多内容，对玉门关址的探索以及两汉玉门关功能性质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接着，张德芳教授介绍了居延汉简。居延汉简包括居延汉简、居延旧简、肩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和额济纳汉简。

居延汉简的发现是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重要成果。考察团团长由中瑞双方共同出任，考察团成员由中外科学家共同组成，考察成果由双方发表。尤其重要的是所获文物必须留在中国，不许带出国境。考察团的考古学家有瑞典的贝格曼和中国的黄文弼。黄文弼先生曾在楼兰土垠遗址发现汉简72枚，而贝格曼则在居延地区掘得汉简10200多枚，这就是著名的居延汉简，是有史以来出土数量最多且内容十分重要的一次重大发现。

居延新简沿额济纳河流域、从金塔到额济纳河下游居延海大约250千米的地段，在两汉时期分属肩水都尉和居延都尉。上世纪30年代在此发现的汉简通称为居延汉简。为了区别，我们把1949年以后在该地区发现的汉简统称为居延新简。居延新简的大宗是1972—1974年间在甲渠候官遗址、甲渠塞第四隧和肩水金关三个地点发掘的。最早的纪年简为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最晚为东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前后跨越200多年，是研究这一时期西北地区政治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

居延简的又一次重要发掘是1999、2000、2002 三年间由内蒙古考古所陆续完成的。发掘地点分别是第七隧、第九隧、第十四隧、第十六隧、第十七隧、第十八隧和察干川吉烽隧7处，掘获汉简500余枚，其中王莽时期的册书颇为重要，现以“额济纳汉简”命名之。

之后，张德芳教授介绍了武威汉简和悬泉汉简。

武威汉简武威简主要包括《仪礼》简、王杖简和医药简。《仪礼》简是1959年在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发现的。整理者根据内容和形制分为甲、乙、丙三种。根据陈梦家先生研究，武威简本《仪礼》既不是今文的两戴本，也不是刘向的古文本，而很可能是庆氏礼的一部分，对于我们研究《仪礼》的版本、流变、思想内容和文字训诂具有重要意义。

悬泉汉简悬泉简是1990-1992年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的。出土地点在敦煌市以东64千米的一处汉晋邮驿遗址。由于数量多，且集中于一个地点，简牍内容又多为邮驿资料和中西交通方面的记载，与纯乎烽隧障塞出土者有所不同，所以习惯上称之为“悬泉汉简”。悬泉汉简就其数量、内容和发掘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而言，都可推许为近百年西北简牍出土之最。

最后，张德芳教授就西北汉简的学术价值举例。

丝绸之路从汉唐以来就一直是联接欧亚大陆的一条桥梁、纽带，是一条友谊之路、文化之路。凡是丝绸之路辐射到的国家、民族、人群，其历史文化的发展，无一不受到丝绸之路的影响。西北6万多汉简从广义上讲都跟丝绸之路有密切关系。研究西北汉简对研究丝绸之路意义重大。

《汉书·西域传》记载：“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但是到了神爵二年（前60)，日逐王先贤掸率12000人降汉，被封归徳侯。僮仆都尉由此罢，卫司马郑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西域都护的设立标志着汉朝在西域设立了一个不同于内地的行政机构，天山南北成为汉朝疆域的一部分。除了上述文献记载外，汉简中有日逐王降汉后，一路由西域经河西送往长安的记录，从文物、档案和出土文献的角度有力地证明从西域都护设立的那一天起，天山南北广大地区就已成为中央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还比如佛教传入中国的问题。佛教是世界性宗教，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后，又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佛教是何时传入中国的？又是通过什么路线传入的？历来是学术界聚讼纷纭的问题。敦煌当时是东西交通的门户，也是佛教流传中土的必经之地。敦煌的佛教何时传入何时落户是研究西域佛教和中原佛教何时传入的一个参照。作为佛教圣地的敦煌莫高窟所能考证到的最早建造年代在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再往前推，有一个叫竺法护的和尚，其先月氏人，世居敦煌，八岁出家，事外国沙门竺高座，游历西域36国，带回佛经165部。从太始二年（266年）到永嘉二年（308年）的42年间，曾来往译经于敦煌、酒泉、洛阳、长安各地，其中在敦煌译经为太康五年（284年)，酒泉译经为元康四年（294年），这就是文献记载中的敦煌历史上最早的佛事活动。但是悬泉汉简中有关佛教的记载却告诉我们，早在公元1世纪的下半叶，佛教就已进入敦煌，并有相当影响。这比莫高窟建造的最早年代早了300年，比竺法护在敦煌译经早了200年，从而为研究佛教传入西域和中原的时间提供了间接证据，是佛教传播史上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再比如骊靬与罗马战俘问题。公元前53年，罗马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将军亲率4万大军在卡莱尔与安息（帕提亚波斯）军队交战。结果克拉苏惨败，4万大军全军覆没，幸存者不是被俘就是失踪，留下了世界史上一曲悽绝哀婉的悲歌。与此同时，远在7000多千米以外的河西张掖郡有一个骊靬县，地点在今永昌县西南的者来寨。从唐代的颜师古到清人的地理著作都一致认为：骊靬者，大秦也;大秦者，罗马也。所以骊靬县应与罗马有关。建昭三年（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发胡汉4万人马出兵郅支城，在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一带，消灭了辗转西迁后留居此地的北匈奴郅支单于。后来有人把此三事联系起来加以想象，认为在卡莱尔战役中失散的罗马军队曾长期流落在中亚一带，后来被西迁至塔拉斯河沿岸的北匈奴郅支单于僱用为守城军队。而陈汤攻打郅支城时俘获的145名俘虏和投降的千余人，即是当年克拉苏的部下。朝廷为了安置这些俘虏，便在今天永昌县者来寨设立了骊靬县，这就是骊靬县的由来。这不仅牵扯到一个县名的由来，而且更重要的是涉及到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桩公案。最早美国学者德效骞于1947年提出这一论点时只局限在学术界讨论，而从1989年以来，各种媒体将此炒得沸沸扬扬，甚至说“永昌曾经驻扎过一个罗马军团”。学术界撰文提出质疑，终因缺乏直接证据而无法使这一历史之谜得以最终澄清。但是，汉简给我们提供了铁的证据。汉简中关于骊靬的记载，是当时埋在地下的原始档案。其中神爵二年（前60）的纪年简早就记载了骊靬这一地名。结合其它简文的整体研究所得的结论是：汉代的骊靬，至少在神爵二年之前就已出现。而且根据汉简中对骊靬机构、官吏名称的记载和经济的发展状况，骊靬县也早已设立。它同陈汤伐郅支无关，更同罗马战俘无关。

讲座最后，陶曲勇老师总结了两点。一是张德芳教授详细的讲解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是我们研究学习中一定要对相关材料非常熟悉，论证过程中一定要有实证。报告历时近三小时，在阵阵掌声中落下帷幕。

供稿：林爱珍 王子舞

供图：路志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