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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敦，北大中文系学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硕士、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教学领域包括文学理论、晚清小说、文化研究等。其数十篇中英文学术成果发表于《文艺研究》、《学术研究》、《文艺争鸣》、《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鲁迅研究月刊》、《中山大学学报》、《读书》、《现代中文学刊》、《中国图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报》、《光明日报》等。

一、从中大到人大：穿梭于南北“宝刹”之间

“我觉得每一所大学都像是一座古代的佛寺，或者是中世纪的修道院，可以让很多像我这样喜欢思考的人，得其所在”，当被问及在大学担任教职的感受时，王老师这样感性地表述道。2008年底至2013年底，王老师历任中山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文艺学教研室主任。2013年9[u1] 月起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老师把中山大学人民大学比作南北两座名刹，他告诉我们，中大和人大都是很好的大学，它们的容量很大，包纳了许多武艺高超的罗汉和道法高绝的僧人，他喜欢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这些人的影响，并享受在其中的阅读与研究。

王老师在本学期还担任了文学院2014级硕士2班的班主任，对此，老师坦言自己有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我的脑子里有一个思维定式，觉得本科生才是最年轻、最有活力的。而且我在中山大学当过一次本科生班主任，四年下来看着一群青年成长，也跟他们一起成长。这种感觉我还意犹未尽，还想再经历一次。因此一开始我对于没带本科生还是挺遗憾的。”但是在与研究生相处了一段时间后，王老师发现，担任研究生班班主任更加有趣：“让我没想到的是，人大的研究生也同样年轻，他们和本科生的年轻不一样，他们处在人生当中另外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段。”老师把个体的成长分成两个重要阶段，一是在高中毕业后，确立‘自己是谁’的阶段，它需要建立性格、性别、文化品位、三观、处事原则等的自我认知，这是在本科阶段完成的事情。而到了研究生阶段，它则需要处理如何在社会安身立命、担任什么社会角色的问题。“后面这一个命题同样是一个巨大的有关成长的命题。从目前当班主任的体验来看，还是很惊心动魄的，让我看到了许多挣扎着、奋斗着的灵魂。我觉得，这是我莫大的收获。”对此，王老师总结到：人大绝大部分本科生在毕业时会选择适合自己的地方继续深造，而非直接就业，并且研究生数量也要比本科生多，因此个体成长的命题在研究生群体中显得更加重要。“用来吸取青春力量的重头可能不是本科生，而是研究生，这也是让我永葆青春的一个新方法”，老师笑着说。

二、从北大到伯克利：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王敦老师的一段颇为“离奇”的求学经历常为人津津乐道：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已经工作了五年半，却毅然选择回到学术领域内，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继续深造，拿了硕士与博士学位。面对这一段经历，老师在《中文系是治愈系》中自我解嘲式地称自己为“大器晚成”的文科nerd（呆子）。在我们的采访中，王老师也向我们讲述了他对这次人生选择的真实看法。

“人们习惯性地按照出生年代的不同，把人群分成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并将不同的价值观也承载于其中，”王老师说，“可在我看来，人的出身环境、生活境遇可能比出生的时代给人更根本的影响。对于我来说，虽然我出生于70年代早期，但我的成长小环境，导致我的很多想法，可能要比全国各地的80后更90后一些，或者你可以说成是幼稚、自我。”王老师在九十年代末时已有较高的收入，但他仍然怀念读书的日子，于是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深造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当然这个事情你很难说是好还是坏，只能说是凭着自己的兴趣走到这儿了。当然真正凭自己兴趣走下去而没有崩溃更是需要毅力与勇气的。”说到这儿，老师又开始感性起来，“所以在《阿甘正传》里，阿甘妈妈跟他说，生活就是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生活是什么味道直到你把这盒巧克力都吃光。我也是正在吃的过程当中，到底怎么盖棺定论，还不好说呢。”

回想起在伯克利的七年漫漫求学路，王老师有着自己的独特感受，也一直对自己的母校心存感激之情。“对于我来说，在国内本科毕业后工作了五年多，已经与学术完全脱节了，只能算作一个比较执着的、有本科学历的业余爱好者。因此我所有的硕博学术训练都是在美国完成的，我对于我得以吸收学术营养的那里，是感恩的。”

三、从东亚系到文艺学：打通学科壁垒

王敦老师从事了很长时间的听觉文化研究，这在国内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在本次采访当中，老师也向我们介绍了他选择听觉文化研究的原因。“在我们这个‘无图无真相’的年代，声音问题似乎是被有意无意地遮蔽掉了。本雅明在谈及对艺术产品的机械复制时，不仅仅谈及了摄影术，同样也说到了留声机的问题。因此声音也是在现代被机械复制了，现代声音是社会文化的造物，术同样超越了时空的限制。”王老师选择听觉文化研究，也就是想讨论一下被大家忽略掉但却非常重要的、作为现代文化不可替代的一个方面。王老师还提到了其导师对自己的影响，“他的一个研究侧面，就是从事听觉文化研究的，其研究对内容包括三十年代的爵士乐、上海的一些音乐现象以及留声机唱片等等，他甚至研究过台湾六七十年代的摇滚乐以及大陆的崔健”。另外，王老师还谈到了一个令人无奈的原因：由于国内学科界限分得比较明确，从美国东亚系毕业的他需要进入国内的学术体系内部，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研究内容，因此也就放弃了对博士时期的研究对象——晚晴小说期刊的继续探索。“我要变成搞文艺学的，总要找到和文艺学相关的东西吧，索性我就做听觉文化研究。虽然在国外没有分这些二级学科，但文艺理论我好歹还是学了一些，但是如何转场成为文艺学，我也是绞尽脑汁了。”

自从2008年回国，到现在已经八年时间，王老师特别强调说，在中国的这八年里，他学到的要比在美国求学七年学到的更多。被问及能否具体说一说在国内学到的知识时，王老师沉思了很长时间，向我们描述了他所面临的研究情境：“一是因为在国外的学习很有限，在硕士与博士的攻读过程中，的确能学到很多含金量很高的知识，但是如何拿这些理论知识在中国运用，则是另外一个大问题。二是国内的各个研究领域都有许多新的成果，这在国外是接触不到的。三是国内学术界有时会对国外的研究有一些曲解，这些曲解作为症候与焦虑点，也为我提供了一些‘药不对症’的线索。”

老师引用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来表述这种“药不对症”的研究现状——“肺腑如能言，医者面如土”。“这是鲁迅30年代杂文里面的一句话，意思是说，医生不要以为自己掌握了一些方法，就能够在真正面对病人的时候，把病人的病情说得清楚。当肺和腑能够直接说话的时候，医生则会变得很被动，因为肺腑能够说出来一些医生根本看不到的东西。”王老师用这个形象的比喻来描述自己面临的学术困境。“回到国内的语境，有时候就会觉得，国外的汉学家就是医，而我们的声音就是肺腑，我的意思是，肺腑很重要，但是医者同样重要，因为你让肺腑自己来治病它是做不到的，还得需要医者。同样，我们也是医者，国外也可以是肺腑。不要有框框。懂得倾听和言说的不同模式是一种福分。”

王老师还谈到了他自己的学术展望，他希望能将自己在国内吸取的营养和国外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将文化研究的视野拓展到更远的时段和更大的主题中去：“我希望把文化研究打通到一两百年的幅度里去，因为现在的文化研究说的都是当下的事，而我心目中的文化研究是从中国十九世纪现代化转型开始的这样一个文化研究。比如说声音的现代化，或者都市文化里面的声音研究，就是要回到晚清，从晚清一直说下来，甚至要再打通到宋元，并借助声音将其变成一个沟通文学文本与历史文化的一条线索。我博士阶段的精力主要投入在晚清的小说社会和文化上面，所以我也希望等到学科壁垒冰消雪融的一天，凭借自己回国以后在学界重新学到的很多很多营养，然后融会贯通起来。”

四、从讲台到豆瓣：全心为学生服务

在学生心中，王敦老师拥有“讲台上的王老师”和“豆瓣上的王熊daddy”的双重身份。王老师是豆瓣的资深用户，他在豆瓣上开设了多个专栏，用来分享自己的日常心得、为同学们解读书目、带着学生们一起写小说、创建豆瓣小组和同学们就课堂内容进行探讨、组织同城活动等等。在谈及为什么会在豆瓣上这么活跃时，王老师说，“今天的学生，就是明天文化的主体，我必须要知道目前正在发生什么”。

除了教师这个身份，王老师也是“学术和文学二重身 but one piece”的治愈系“文普”作家。受“科普”的启发，王老师认为“文普”——人文普及的工作——同样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文普”虽与学院派学术保持着一定距离，但并不是没有学问，而且还需要做到通俗、有趣地传播学问，让更多地人了解到学问的魅力——这的确像老师自己所说的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进行“文普”的工作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应该是老师的《中文系是治愈系》了。在这本书里，王老师记录了在中文系教书的亲身体验，入乎学术，出乎文艺，他尝试把学术和文艺相结合，让更多的人真正了解中文系的喜怒哀乐；这不是望文生义的“心灵鸡汤”，而是酸甜苦辣兼备的教育、学习、成长等问题的治愈案例。找到一种通俗的文体，和更多的人交流。正如《上海书评》对该书的一篇评论里说的，“如今满大街调戏教育体制或学科界限的人已经太多，而带着学生一步一行，身先士卒，左右突围的却太少，其实后者才算得上是文艺至极，治愈至极，是一个中文系老师在当下的无用之用。”

文：14级硕士 刘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