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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世界上没有任何城市像柏林那样集中体现了二十世纪人类动荡、惨痛的历史：希特勒上台，排犹狂潮，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东西方之冷战，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

因此，面对或想到这座城市时，人们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的感叹：柏林！柏林！

柏林，柏林，这一次我对你又了解了许多！而这一次使我最难忘的，便是对柏林犹太博物馆的访问。

不用多说，这个博物馆的建立是为了展示犹太人的历史文化和命运，尤其是犹太人在德国的生活历程以及纳粹德国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历史。该博物馆的设计尤其有名，在我来之前就听说，它那多边、曲折的锯齿造型“像是建筑形式的匕首”，在这犹太人的葬身、逃难、消失之地，重新打开了黑暗的时光隧道。

的确，这个建筑本身就是一个无声的纪念碑。从地铁里出来，远远看去，它已引起了我周身的一阵颤栗。

它的设计师，为出生于波兰、后来移居以色列的犹太裔建筑师丹尼尔·里柏斯金（daniel libeskind）。里柏斯金早年弹钢琴，后来其音乐天才转向了建筑设计。这座造型独异、耗时七年完工的博物馆，公认为他的登峰造极之作。在2001年9月9日正式开馆以前，就有超过35万人前来参观。当然，人们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一睹这座解构主义建筑的杰作，更是为了它所指向的黑暗历史，或者说，为了偿还他们良心上的债。

据说，激发里柏斯金构思的，是“一个非理性的原型”：一系列三角形。这不仅是他亲自考察了柏林犹太人的生活遗迹、驱逐地点及逃亡路线后在地图上描绘、连接得出的几何图形，这种图形，也恰好正是纳粹时期强迫犹太人佩带的六角的大卫之星的标志！

他的另一灵感，则来源于音乐家勋伯格未完成的三幕歌剧《摩西与亚伦》，这部无调性音乐作品创作于1931—1932年间，叙述犹太人在摩西率领下出走埃及的历程。由于希特勒上台，作曲家未能完成，致使该作品第三乐章只是重复和长时间停顿。而这种“未完成”和“空缺”，给里柏斯金带来了更深邃的刺激和启示。

我们再来看博物馆本身，它其实为原柏林博物馆的扩建。因此它分为两部分：黄颜色的晚期巴洛克风格的老馆与外墙以银灰色镀锌铁皮构成的多边、曲折、游离的新建筑体。这两部分从外面看并未联接，进入旧馆后，参观者沿着斜入地下室的深长通道进入新建筑体内。这种巧妙的通道相连设计，人们称为“潜意识下的连接”，它隐喻着德国人和犹太人命运的深刻关联。因此，在博物馆外面，望着这并置的黄颜色与银灰色两部分，我不禁想起了纳粹时期的所谓“肿瘤”之说（即视犹太人为德国的“肿瘤”），甚至，我还想起了德语犹太诗人策兰《死亡赋格》一诗最后的感叹：

你的金色头发玛格丽特

你的灰色头发苏拉米斯

两种颜色的头发，象征着两个民族的命运。更有意味的是它们的相互并置和相互映照！

里柏斯金的设计受过策兰诗的影响吗？肯定。在新馆外面不规则的角落里，就设有一处“保罗·策兰庭院”。那横躺着的几根被劈削的黑色石柱，砖地上嵌着的不规则的破碎几何图案，也许，那就是策兰的诗？就是一个苦难民族的心灵密码？

而里柏斯金的这座建筑，就是一曲建筑学意义上的“死亡赋格”！虽然它不是以对称的而是以解构的方式进行。这组沿着一个方向折叠、游散的新建筑体，从整体上看，就是六角的大卫之星剖开、切割后再重组的表现。它要表达的，首先就是放逐和灭绝，是痉挛、抽搐的生命本身！进入其内部，人们处处感到的，也是一种“死亡的几何学”——那是一个尖锐而紧张的内在空间，那里几乎找不到任何水平和垂直的结构，带锐角的房间、倾斜的墙面、不规则开口、迷宫似的通道，并且，也没有一般意义上的窗户——所谓窗户，无非就是在密封的墙体上划出的一道道带棱角的透光斜缝！

而参观路线的设计也有点让人不知所措。参观的起点为旧馆地下室入口，在那里要向下走挺长一段陡峭、昏暗的甬道，给人的感觉像是“进地狱”，而在地下一层，参观者还将在分岔口做出选择：三条走廊通往不同的场所（人们说这也隐喻犹太人一直面临的选择，通往灭绝、逃亡或艰难共存）。这三条岔开并向上延伸、通向不同展览空间的走廊，就像是三条命运线，相互离散、游离，而又沟通。因此人们说这座建筑中潜伏着结构性的两条脉络，一是充满破碎断片的直线脉络，一是无限连续的曲折脉络。依据这两者的关系，形成了贯穿这座博物馆整体的不连续空间，而那反复连续的锐角曲折，就像遭到极度压抑、扭曲，寻找出路的生命。人们说这是里柏斯金所特有的“二律背反”建筑诗学的体现。在我看来，它也深深植根于德国人和犹太人的矛盾悖论关系。

这样的建筑设计本身，即给人以极大的刺激和震撼。人一走进去，便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了一个极度乖张的“有意味的空间”。在其中穿行，在那些展品前驻步，我们也只能无言。我想，阿多诺评价策兰诗歌的一句话，用在这里也正合适：“在这些诗歌的密封结构中，可以重构出从恐怖到沉默的轨道”。

此外，这个博物馆还有几个经常为人们谈论的“景点”，一是里柏斯金为纪念受难者所设计的“大屠杀塔”（holocaust tower），三条走廊中的一条通向一个沉重的金属门，打开后是一个不规则的塔的内里的基层。这与其说是塔，不如说是一个被掏空的塔，一个具有无限深度的陡峭的深井。这使每一个进去的人，都“内在于”这塔中，无不切身体会到大屠杀受害者的绝望无助与生存之可怖。这是一个绝对隔绝的，抽空的空间，但贴着塔壁，人们会听到隐隐传来的回声，那似乎是柏林大街上的车声、人声和笑声，但又似乎是从记忆深处传来的喧嚣声和哭声……

而在塔壁上方，里柏斯金还精心设计了一道悬挂的“通天梯”，只不过无人可以够着。它象征着什么？象征着上帝对人的弃绝？总之，它在给人希望的同时，又无限地加深了人们的绝望。

我深深为这个“大屠杀塔”震撼了。那些蹑手蹑脚进来的人，无不神色凝重，他们或靠墙静默着，或仰头望着。这是一个绝对沉默的空间，连那沉重的铁门，也成为作品的一部分。只要谁不小心一推或是出门时一带，它都会发出哐地一声，令人浑身震动。这是谁来了？这一次“轮到”我们了吗？

而在一个由曲折的建筑体所包围的被称之为“记忆之空缺”的狭窄的半露天空间中，还有一个由以色列艺术家menashekadishman制作的叫做“落叶”（fallen leaves）的装置作品：约两米宽的沟槽里铺满的不是自然界的轻盈的落叶，而是一层层铁制的人脸面模——一万张铸铁做的人脸！那生满铁锈的每一张脸都有一幅惊恐的表情，大张着嘴，好像在无声地呼喊。这使人恍如来到一个可怖的“万人坑”前。更使我受到震动的是，在我还没有进来时，就从远处听到似乎有人在上面走动，那哐啷、哐啷的踩踏金属的碰撞声，一阵阵刺耳地传来。但当我来到这里时，又万籁俱静。我不禁疑惑，是什么从这些“落叶”上走动，是什么在践踏？我们究竟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星球上？

最后一条走廊末端，通向里柏斯金设计的“放逐之园”（the garden of exile，或译为“流亡的花园”），但不巧的是，因为技术上的原因，我去的这天不开放（“不许流亡”！）。但透出铁栅栏门，仍可见外面的院子里，密密地立着七排四十九个高高的水泥方柱，有点像大屠杀纪念碑群。不同的是在每个方柱的顶端都种着橄榄树。这还是早春三月，上面一派枯枝败叶，但我想象，当春夏到来，那些橄榄树翠绿的枝叶一定会垂披下来的！也许，那些被放逐、驱赶、流离失所的犹太人，就这样在逼仄的绝境中仰望着那些高不可及的橄榄树？它隐喻着流亡者在异乡生根的艰难？隐喻着新生的希望？我不由得想起了在这之前看到的两位在集中营里搀扶远望的犹太妇女的照片：那近乎皮包骨的瘦削面容、肩胛，那不容摧折的生命尊严，那从眼神中透出的对未来不死的祈望……

就这样想着，在那“放逐之园”的铁栅栏门口，我的泪水几乎要涌出来了。

“靠近我们的七臂枝形烛台，靠近我们的七朵玫瑰”。这一次，我也更深地理解了为什么策兰在送给他妻子的书上写下这样的话了。也正是在这里，我看见了策兰所说的七枝烛台。它原本是犹太教礼仪用品，七枝烛台中中间一枝略高，代表安息日，其余六枝代表上帝创世的六天。现在，它已成为以色列国徽的中心图案，成为耶路撒冷圣殿中的圣器。“靠近我们的七臂枝形烛台，靠近我们的……”，也许，在数千年飘泊的命运中，在最恐怖黑暗的时刻，甚至，在赴死之前，他们就这样在心中念着他们神圣的誓语？

不知不觉间，两个小时已过去了，该离去了。而参观者们仍络绎不绝地涌来，我注意到，他们大多是集体组织而来的大学生和中学生。这使我不仅对一个敢于面对自身黑暗历史的国家充满敬意，我也在想着那些年轻一代：那些在中学课本上就读到策兰的“清晨的黑色牛奶我们傍晚喝”（《死亡赋格》）的德国学生，在看了这个展览后，是否会感到他们的舌头上也带上了这种黑色的味道？或者问，他们是否会思索牛奶是怎样变黑的？

一切，正如里柏斯金所说“没有最后的空间来结束这段历史或告诉观众什么结论”。然而，正是这种“空缺”，这种“不完成”，将使“一切在他们的头脑中持续下去”。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校报•1554期第4版》（2015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