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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联芬，四川荥经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2003年）、《中国现代小说导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论文集《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20世纪中国文学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等。近期代表性论文有《女性与革命：以1927年国民革命及其文学为背景》（台湾《政大中文学报》第8期，2007年12月；《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10期）、《新伦理与旧角色：五四新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5期）”love” as the key word: new sexual morality and new literature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years(1900-1920), social science in china,volume 35,no.4,november 2014，《“红色经典”为什么不能炼成——以王林<腹地>为个案的研究》（《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2期）、《“离婚自由”：观念的奇迹》（《文学评论》2015年第5期）等。论文《孙犁：革命文学中等“多余人”》于2003年获全国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一等奖，书稿《浪漫的中国——性别视角下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学（1890-1940）》入选2015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一．文学研究：感受力与思想性

记者薛凡佳（以下简称记）：杨老师您好！今年8月，您的新书稿《浪漫的中国——性别视角下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学（1890-1940）》入选了2015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在我看来，“女性”、“革命”及“知识分子”是您多年来一直关注的话题，所以今天我想先从您的一部旧作《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谈起。在这本书的序言中王富仁老师说您“可以成为第二个赵园”但却“表现出一种明显的跟形势的倾向，几乎所有的学术的或文化的概念，都是在流行的权威话语之中借取过来的”至少在他的感觉里，这些概念“读来不顺畅，想来太勉强。”，但我觉得您跟赵园老师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您如何看待文学研究中的感受力与思想性的问题？

杨联芬（以下简称杨）：其实“第二个赵园”的评价不见得是指风格的相似性，当时从事文学研究的女性学者不多，而赵园老师，刘纳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前辈，老师们这样说，我想是在以这样的方式鼓励我。

我的艺术感受力没有赵老师那么细腻，语言表达也不及她那样纯净和准确。另外，从知识和修养上说，我与赵园、刘纳她们那代女学者相比，也差得很远。好的学术，与好的文学一样，首先要感动你，它们给予你的滋养，一点不比文学创作差。记得本科时读季红真老师《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一文，这篇文章把新时期文学的主题用文明和愚昧的冲突统领起来，高屋建瓴，我当时读完非常激动。那时还不能复印，就用手摘抄文章，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本装订的过刊《中国社会科学》的样子。还有王富仁老师的《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刘再复的“性格的二重组合论”等等，我也大段大段摘抄。那时候穷，很少买书，多是借书做笔记。那套“走向未来丛书”当时摆在食堂外面的地上卖，我们大家就经常蹲在那里看书。

做文学研究，艺术的感受力是最基本的。我特别反对学生在对作品没有太多感受的情况下就用理论去分析。文学本来就是诉诸审美的，这跟思想性并不矛盾。你首先要被感动，然后再思索为什么会感动。

其实王老师的序言也是在提醒我，不要从理论预设出发找材料。这种“棒喝”其实是很可贵很重要的，我那时对理论的确有点“盲目迷信”，因为不自信才急于借用概念来说明。说起来孙犁这篇文章的完成，跟与王老师的交流有很大关系。我最初只是有一种直觉和冲动，想写，也经常跟王老师聊这个话题，但却一直不大说得清楚，王老师看出这里面有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就鼓励我做下去。这篇文章从动笔开始，写了两年，很辛苦，草稿一遍遍修改，写了废、废了写，积了厚厚一大叠，最后乱麻似的，才不得不买电脑。现在我还常跟学生开玩笑说，应该把这些草稿留下来教育他们。

王老师对我的批评，我觉得他说的有些也不完全对，所以在后记里也有所回应。转向晚清、探讨现代性，固然有学术思潮影响的关系，但却也是我为多年来飘泊的心灵寻找精神归依而拟想的学术起点。这本论文集出版后，好多同行和老师都说这样的序和跋真是少见，师生都有个性，呵呵。事实上，王老师的“棒喝”，这些年来一直在起作用，促使我不断反省自己的学术。

记：但现在看来您的那次“转向”也并非真正的“离开”，而是为后来的研究打下材料和理论的基础。

杨：是的。只从五四出发研究现代文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研究晚清。你看研究历史的人，无论他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在近代还是现代，都很少画地为牢。现代文学研究也应如此，不必画地为牢。

二．回归与转变：女性主义自觉与《浪漫的中国》写作

记：说到孙犁这篇文章，王老师在序言中对您没有继续做解放区文学表示惋惜，那么这本新书稿，以及您近期的研究《“红色经典”为什么不能炼成——以王林<腹地>为个案的研究》似乎又回到了从前的路上。不过这种回归的内部其实也是有变化的。比如您在分析孙犁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时的态度，就与《女性与革命》中分析茅盾小说的女性形象时很不一样。

杨：是的，我写孙犁那篇文章时还没有太多女性主义的自觉。今天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孙犁的作品还带有一种男性的且非常传统的视角，比如在《荷花淀》中，水生嘱咐妻子宁愿不要命，也不能被鬼子糟蹋，在这里生命的价值是低于道德名誉的。女性主义从性别出发，颠覆了父权历史中一些人们习焉不察的偏见和盲点。“女性”的发现，与五四时期“个人”的发现是一致的，这对我有重要启发，那就是人的平等，生命本身的尊严。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孙犁的作品，美是美，但还是有明显缺陷的。

记：那么具体说来，又是怎样的契机促使您转向女性主义研究呢？

杨：2003年我完成《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的写作后，似乎又陷入不知研究什么的困境。恰好当时有哈佛燕京学社访学的机会，我就选定“女性与革命”的主题。其实那年陈平原老师也在哈佛，他曾劝我做与教育有关的话题，但我的兴趣不在那里，而在这里。女性和革命都是我感兴趣的问题，同时这二者的关系也非常复杂，在20世纪中国，女性既是革命的受益者，同时又被革命压抑。我这个选题一直得到王德威老师的赞赏和支持。

2006年我在哈佛完成了《女性与革命——以1927年国民革命及其文学为背景》一文，这篇文章主要还是个案研究，通过分析茅盾，白薇，谢冰莹，叶紫表现大革命时期女性与革命关系的作品，审视革命文化的复杂性。在研究期间，我接触并且梳理了中国的女性主义历程，发现这是一段客观存在却很容易被忽视的历史。实际上“女性主义”一词并非80年代才进入中国，早在新文学初期，沈雁冰，章锡琛，周建人等就已经为女性主义的翻译和传播做了大量工作，一些女性主义经典理论，比如高德曼、爱伦凯、倍倍尔的学说，也在社会上广泛传播。缺少这种历史的视角，不利于当下女性主义研究。

然而回国之后我发现，讨论女性主义仍然有很多困难，主流学术界对女性主义还是比较排斥的。所以我现在的研究就不像过去的论文有那么多人关注了，惟其如此，这个研究才更值得坚持做下去。

由于身体原因，2008年之后有几年时间，我经常处于只能躺着、无法工作的状态。生病使我的研究不得不慢下来，然而放慢速度其实也有好处，因为有时间不断修正自己。这本书完成后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需要处理。例如梳理西方女性主义及性别理论是如何传入中国，又是怎样对中国的文化与文学思潮发生影响；另外，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将西方女性、性别理论的译介情况进行梳理，将散见于报刊的大量理论翻译，以及出版的译介单行本整理出来，为当代女性主义研究提供一些历史资料。20世纪是个革命的世纪，在革命之下还有很多有价值的问题需要研究。

三．“学术的魅力或在于对自我生命的反省 ”

记：通过今天和您谈话，我发觉有时我们做研究也是在试图解决自己生命的问题。比如您作为一位成长于80年代的女性知识分子，多年来的研究也与自己过往的生命息息相关。

杨：我特别同意你的说法。实际上我们做学术研究也是对自身存在的思考。我个人就在对婚姻、家庭问题的研究中有了很大的收获，甚至可以说，这样的研究也是我对过去生命中一些遗憾和错误进行的弥补和修正。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80年代，又通过80年代连接五四。我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甚至都没有通知家里，两瓶啤酒一喝，就是我们的婚礼了。现在回想起来，年轻时似乎在有意无意地模仿五四新青年，很激进，并且自认为很正确。

我在做贤母良妻的话题时，在课堂上跟学生讲到，理想主义有很多地方需要反省。有时在现在的学生身上看不到理想、激情，觉得遗憾；但反省自身，我们过去的理想主义似乎又过分充足。激进的理想主义，即积极自由主义，有很霸道的一面，似乎只要理想正确，方法和细节就可以忽略不计。这其实是不对的，对个体经验而言，是可能造成创伤的！能够在研究中反省自己的生命过程，使研究与自己的存在融为一体，这对我来说，大概正是学术的魅力所在。

记：谢谢您！其实今天跟您讨论文学研究者的主体性，也是希望能够借此为当下的学生们带来一点启发。

杨：研究生期间，其实不必太早限定研究方向，先凭兴趣去读书，慢慢就会找到自己关切的核心问题了。

  

记者/2015硕 薛凡佳

照片/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