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尊龙最新版

杨慧林：199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等职。

问：在人大读书，您觉得什么东西给您的影响非常大呢?

答：我在人大读书时特别有运气，跟随过两位非常好的导师。一位是咱们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创立者之一赵澧先生，另一位是宗教学学科的创立者之一方立天先生。我觉得跟他们这两位老先生一起读书，确实收获非常大。

 

问：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关于两位老先生的回忆吗?

答：赵澧先生有着很深的学术背景，他早年求学于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四十年代末去了美国留学，而且当时在西南联大曾与他写诗、唱和的，是冯至先生这样的学者。赵澧先生是建国后搭乘第一条船从美国回来的，他回国后担任过四川大学外文系的系主任，后来又调来人大。赵澧先生把国外的许多资料翻译过来，编成油印的讲义给当时的学生看。据说这些油印的讲义还可以在人大图书馆找到。但是这些讲义直到现在也没有出版过。如果赵澧先生当时就把这些东西转化成所谓的成果，他的东西会非常多。但是赵澧先生在意的显然不是这些，这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地方。在赵澧先生去世后有报纸让我写纪念文章，我就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想法，用了《文人难得身后名》的题目。现在有名的学者很多，而且相当年轻就可能“著作等身”，但是我觉得那些老学者真的不是这样。

方立天先生给人大所有老师和同学印象最深的，就是全校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准时地、长时间地在图书馆工作，，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六十多岁都还是那样。现在因为搬出校外，路比较远，居住条件也比以前好，才不在图书馆工作了。当时，方先生在图书馆工作的时候就是一杯水，一堆书，找个安静的地方看。最后把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给感动了，他们为方先生准备了专门的桌子，他的书都放在那里，别人来了也不坐那里。后来图书馆大了点，也因为他的工作时间非常长，图书馆就专门给他了一间办公室。这两位老先生给我的这些影响是非常大的。

 

问：当时您在跟随着两位老先生读书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事吗?或者说他们当年的教学态度对您有什么影响?

答：这两位老先生无论是在做人还是学术上都有一种特别的超脱和宽容。我觉得这也是老学者特别让人尊敬的一种品格。这是两位老先生给我的，也是我现在想给我的学生的。比如说赵澧先生是以莎士比亚研究著称，方立天先主是以佛教哲学方面的研究著称，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要求我一定遵循他们的思路，而是给了我足够大的研究空间。所以我跟赵澧先生时，实际上是从莎士比亚转向了文论和基督教神学，这与赵澧先生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研究方式有着非常大的区别，他却始终给了我很多帮助和肯定。

方先生也是一样的。随方立天先生读书时，我本来想选一个佛教与基督教比较研究的题目，这样既和老师的专业有关也和我自己的积累有关。但是方老师很简单地说：“没关系，你原来做什么就继续做什么。”佛教讲“方便门”，我觉得方老师一直是给我开"方便门”的，因为他觉得不需要每个人都按照他的方式去做研究，你可以有自己的角度，只要你的材料是扎实的，思路是严谨的，他都可以接受。

这两位老先主自己做学问都非常严谨，但是对别人总是非常宽容，他们要求学生的从不是维护什么“门户”或者所谓的“学派”，这些老先生完全没有这个意识。他们甚至根本不希望自己的学生跟他一样，他们更高兴的是能给你一定的引导和启发，然后帮助你开创出一片新的学术天地。这些东西对我影响至深，我希望能够传承他们的宽容。

 

问：您认为在大学阶段，我们文学院的同学应该怎样去处理能力的培养和知识的积累等等问题?譬如说我们怎么才能加强和老师之间的交流?

答：同学们想要和老师交流，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给老师一个具体的入口，让老师了解你们真正的兴趣和需要。其实，大学给人提供的是一个学术平台，一个学术环境。任何一所大学，也不可能所有的课程都能让学生满意，即使是一门精彩的课程也不是每一分钟都那么精彩。而好的大学会为你提供一个好的环境，在这个平台上你能做本来也许做不了的事情，因为这个平台上有跟你同样优秀的人、在某些方面比你更优秀的人，还有与你完全不同的人。大家相互影响、不同的思想相互碰撞，这就是大学的独特氛围。

与老师沟通。还要不怕问问题。没有什么问题是绝对可笑的。相反，真正的问题往往是要从“不可问”的地方问起。比如“皇帝的新衣”本来就是个简単的问题。但为什么简单？是因为大家都认为不可能是这样的。最后由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提出来，别人才意识到这真的是个问题。另外，可能小孩子提出来的问题成年人很简単地就回答了，但真的回答了吗？也未必。因为所谓的回答有时不过是因为常识如此，而从终极的意义上说，常识基本上都是错误。这恐怕也是大学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社会的地方。

 

问：您认为大学期间咱们学中文的学生是在培养一种什么能力呢?

筈：大学里面的人文学术训练，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让人找到一套自己的语言，学会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具体的问题，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入云亦云。人文学术有时会至会排斥大家都在用的语言，因为大家都在用的语言里有很多东西已经变成一个固定的符号。有时人文学术里包含着一种必然的“反动”，这个“反动”不是我们通常说的那个“反动”，而是指内在于人文学术的“批判的张力”。

 

问：您能不能谈谈对人大和我们文学院的总体印象以及未来的发展？

答：文学院是从吴玉章老校长手上办起的，是从著名的“文学研究班”发展而来的，曾经有谢无量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师和许多著名的学者。这些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人大之所以能在中国的人文学术领域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我们文学院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我觉得只能是以学术为本、以学生为本、以学人为本。关于这一点，我们文学院的简介上已经有明确的表达：培养第一流的人才，创造第一流的学术，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始终不渝的办学目标；以学生为本、德才并重，以学人为本、知行合一，以学术为本、教学与科研互动，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潜心持守的教育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