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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6日上午九时，“如何成为君子：《左传》的性质和文本层次”小型研讨会在国学馆122会议室举办。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主任兼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柯马丁（martin kern）、文学院副院长徐建委、国学院副书记华建光，以及来自文学院、国学院、哲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十余位学者参与了讨论。  

研讨会伊始，主讲人柯马丁教授介绍了西方汉学界近年来研究《左传》的四部重要成果，分别是尤锐（pines yuri）的foundations of confucian thought（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史嘉伯（david schaberg）的a patterned pas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李惠仪（wai-yee li）的the readability of the pas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以及由杜润德（stephen durrant）、李惠仪、史嘉伯合译的《左传》英译本（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6）。柯马丁高度评价了杜润德三人的《左传》英译本，认为该书必将极大推进西方对《左传》的研究，同时对中国学者而言也能有所裨益。

接着研讨会主要围绕柯马丁教授的论文quotation, memory, and performance: actualizations of voices past in zuozhuan展开讨论。柯马丁教授先简要介绍了自己论文的基本内容和核心观点，提出《左传》并非是为了反映客观的历史（object history）而创作，而是通过阐释历史来反映公元前四世纪左右的编辑共同体的思想；该共同体极有可能秉持的是儒家思想，通过历史叙事和“君子曰”等评论来展现“礼”的实践要求——成为君子。柯马丁认为《左传》中春秋早期历史人物引《诗经》《尚书》等经典的记载，都不一定是史实，而是编辑者为了修辞目的添加进的；这些引经与“君子曰”中的引经一样，都是编撰者观念的体现，属于同一文本层次，而所叙述的历史故事则是另一个文本层次。柯马丁详细统计了《左传》引《诗》的情况，注意到即便是在《史记》记载的孔子删《诗》之前，《左传》中所引的《诗经》也与今本《毛诗》基本一致；而出土材料则表明，即使到了战国中期，《诗经》版本仍有比较大的变异。因此，柯马丁教授认为，《左传》所引《诗经》文句，应该是采用《毛诗》系统的《诗经》规范过的结果。这些证据都表明了《左传》复杂的文本性质。

柯马丁的报告引发了热烈讨论。与会学者围绕《诗经》的早期传播方式和使用方式、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异文差异的性质、《左传》成书等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

国学院吴洋指出，正是因为《左传》中所引《诗经》与今传本《诗经》并无根本性差异，所以司马迁所谓孔子删诗之事并不可信；而出土文献中涉及《诗经》的内容与今传本《诗经》同样没有展现出内容上根本性的差异和数量上的巨大差别，所以《诗经》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固定的传本，为春秋诸侯国的贵族们所共同学习和使用。这才导致了《左传》中出现的各种引诗、赋诗情况。

柯马丁回应吴洋的意见，并且特别提到了清华简《耆夜》篇中所记录的《蟋蟀》。柯马丁对比了清华简《蟋蟀》与《毛诗》中的《蟋蟀》，认为两首诗的差异极大，很难说当时有一个固定传本。因此，《诗经》在早期很可能是通过记忆和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播的，没有固定的写本。

徐建委则指出，清华简《耆夜》的性质与《诗经》不同，应该是另外一种记事体裁。刚出版的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诗经》则呈现出更多问题，值得大家深入研究。

中国社科院的赵培接着指出，以《驺虞》诗来看，安大简《诗经》的异文与《毛诗》有非常明显的差异，这显示出早期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的复杂性。司马迁的所谓孔子删诗之说，有可能是指将同一首诗不同的版本进行合并和规范化。

华建光指出安大简与今本毛诗的文本差异值得细致比对，加以量化描写，分析哪些纯粹是词形的变异，哪些是带来语义变更的异文，哪些是韵律的调整，哪些是篇章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讨论两个文本差异度有多大，进而探讨《诗经》早期流传状况。

徐建委根据对《尔雅》与《毛诗》的对比研究，提出《诗序》和《毛传》是两个不同的说解系统，《毛传》的时代要比《诗序》靠前。至于《诗经》在《左传》中的运用到底更接近《毛传》还是《诗序》，对此还应该有更加审慎的观察。

国学院的陈伟文则指出，《左传》的编辑应该有早期的史料作为依据，所引《诗经》也应该是有共同的范本。即便《诗经》是与礼乐密切结合的，它的传播除了口耳之外也不能排除没有写本的存在。

国学院的张明东也指出，从青铜器的铭文来看，很多古代文献是有范本存在的。他同时还指出，柯马丁教授从一个新角度对于《左传》的性质和文本层次这一传统问题展开分析，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哲学院的张雪松针对柯马丁教授文章中所提出的《左传》中《诗经》编次与《毛诗》不同、以及很多历史人物的出现比较突兀这一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编次不同与《诗经》的用乐相关，而突兀的历史人物则可能是一种民间知识系统，其作用在于为祭祀提供依据。

柯马丁教授也对与会者的各种意见进行了回应。对于《左传》与《诗经》、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早期文本的流传与演变等等问题，与会各学者进行了极为深入和细致的讨论，会议持续三个小时，与会者依然意犹未尽。

有关于中国早期文献与文本的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随着新材料和新理念的涌现，可以讨论的空间与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我们希望今后能够继续举办这样具有针对性的研讨会。

文：姬越

图：曹雪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