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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悲剧意识来源于对人的生命有限性的感知。李贺诗思考生命的长度，追询生命的意义，表达对生命的感受，希求对生命的把握，表现出彻底的生命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通过中国文化特有的心理机制，以“向空而有”的方式对人的生命意识、生存状态和历史价值的建构产生积极作用。

关键词: 李贺; 生命; 悲剧意识; 价值建构

冷成金（1962—），男，山东临沂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古代文论。

董宇宇（1987—），男，江苏南通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2级博士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在中国诗歌史上，李贺诗歌的精神内涵似乎是个谜团。他的诗歌以极其强烈的情感和异常奇瑰的意象表现了对人的生命和价值的追询与质疑，提出了人  的生命存在中的永恒之问。对于李贺诗歌提出的这些问题，如果能从悲剧意识的角度加以探讨，或许能够得到更多的理解。而中国悲剧意识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质，李贺的诗歌也最能体现中国悲剧意识的特点。

一、中国悲剧意识的来源和特点

悲剧意识是与悲剧性、悲剧精神密切相关的概念。悲剧性是人依照某种参照物确定的人的生存属性，以有限人生去追求某种无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人生有限情无限”（晏殊《踏莎行•绿树归莺》）的矛盾必然造就人的悲剧性；悲剧意识是指对悲剧性的意识，即对悲剧性产生的思想和情感；悲剧精神是指悲剧意识的指向，如屈服、逃避、抗争、超越等。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最感焦虑的三个问题是宇宙中性、价值无解和生命有限，而在三个问题中人的生命有限性处于核心和基础地位。生命有限性如果得到了解决，其余两个问题也就有了解决的思路和可能；反之，无论是希望把宇宙自然当作人的外在归依，还是将人的精神价值当作人的内在归宿，都落不到实处。因此，先秦儒道的立论方式均是从解决人的有限性入手[1]，而解决的方式就是对现实的超越，尤其是对后世文化产生主要影响的儒家，十分明确地要求将有限的个体融入到人类总体中而获得超越性价值，实现人生的永恒。

中国悲剧意识的基本来源是人的生命的有限性，而消解悲剧意识的方式正如解决人的生命有限性一样，将有限的个体融入人类总体，在暴露人的生存困境的同时加以弥合，在超越性的弥合中建构更具合理性的新的价值。这是中国悲剧意识的根本特征。大致而论，中西悲剧意识的区别在于：在起源上，中国悲剧意识主要源自“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天”无限而人生有限，其间的矛盾必然酝酿出浓烈的悲剧意识；西方悲剧意识主要源自“天人二分”的思维方式，其间的斗争促生了悲剧意识。在本质上，中国悲剧意识倾向于价值悲剧意识，西方更多地倾向于命运悲剧意识。在悲剧意识的彻底性上，中国悲剧意识建立在价值虚空的基础上，从人何以为人的根本问题上着眼，绝无依傍，即便抗争失败也找不到可以“投降”的对象；西方悲剧意识强调人与外在事物以及命运的抗争，失败后往往可以获得社会、道德等许多层面的赞誉，并非处在价值虚空中。在对悲剧意识的超越上，中国悲剧意识指向的是人在价值虚空中的毅然崛立，人为自己立命，人在人类总体意识观照下的觉醒，凝聚的是“人能弘道”的超越性的悲剧精神；西方悲剧意识因有斗争的对象，也就留下了可以“投降”出路，宗教的产生就是对悲剧意识的彻底消解，其另一指向是抗争精神和个体的觉醒。

李贺诗的“悲剧意识”使用的是中国悲剧意识的概念系统。在中国悲剧意识中，李贺诗的悲剧意识极具代表性，与西方悲剧意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上面中国悲剧意识的消解（超越）方式不同的是，李贺那些富有悲剧意识的诗歌文本自身几乎不提供对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只注重对生命有限性和无意义性的暴露，但通过复杂深微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李贺诗的悲剧意识又必然指向超越性的价值建构，更体现出中国悲剧意识的独特的表现方式。这是李贺诗的悲剧意识的特质，也是李贺诗正面价值和独特艺术魅力的来源。

二、李贺诗生命悲剧意识的表现

中国悲剧意识在种类和阶段上大致可分为唐以前的生命悲剧意识、宋代以降的价值悲剧意识和明清时代兴起的冲突的悲剧意识。这种分法仅是撮其要者，并非绝对和割裂的。从先秦时期人的理性觉醒，到西汉中期以后“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形成和东汉以后的谶纬神学，再经过魏晋时期对儒、道经典的深度阐释，直至盛唐时期的高度“解放”，虽然中间有过这样那样的本体性探讨，但始终是以现实秩序为核心的，因此可以称为政治本体化时代。这一时期文学中表现的悲剧意识主要源自对政治本体的追询：现实政治是什么？是可靠的吗？对政治本体的体认能带来价值吗？这种悲剧意识的最令人焦灼之处在于：生命个体与政治本体应该是什么关系？政治本体能提供感性生命的永恒、价值和幸福吗？我们将由此产生的文化把握称作生命悲剧意识。

李贺诗的悲剧意识主要集中在生命悲剧意识上，即从生命的有限性出发，思考生命的长度，追询生命的意义，表达对生命的感受，希求对生命的把握。

李贺经常感受到死神对生命的威胁而表现出无限的焦灼。钱钟书先生说：“细玩昌谷集，含侘傺牢骚，时一抒泄而外，尚有一作意，屡见不鲜。其于光阴之速，年命之短，世变无涯，人生有尽，每感怆低徊，长言永叹。”[2](p.179)在李贺诗集中，有多数诗作与生命悲剧意识有关。李贺对自己的衰病反复吟咏：“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苦昼短》）[3](p.207)“奈尔铄石，胡为销人。”（《日出行》）[3](p.406)“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崇义里滞雨》）[3](p.226)“病骨犹能在，人间底事无？”（《示弟》）[3](p.471)“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伤心行》）[3](p.730)“吴霜点归鬓，身与蒲塘晚。”（《还自会稽歌》）[3](p.167)“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镜中聊自笑，讵是南山期。”（《咏怀》其二）[3](p.62)对于“磓碎千年日长白”（《官街鼓》） [3](p.198)的时光流逝表现出无比的恐惧，希望能“长绳系日”（《梁台古意》）[3](p.229)，使“老者不死，少年不哭”（《苦昼短》）[3](p.207)，有时甚至要“一日作千年，不须流下去”（《后园凿井歌》）[3](p.545)。当然，李贺是清醒的，他完全明白“天上几回葬神仙”（《官街鼓》）[3](p.198)，“彭祖巫咸几回死”（《浩歌》）[3](p.127)，生命的永恒没有可能。所以，死亡的意象在他的诗中显得那样密集与沉重：“桂叶刷风桂坠子，青狸哭血寒狐死。”（《神弦曲》）[3](p.395) “津头送别唱流水，酒客背寒南山死。”（《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二月》）[3](p.20) “一方黑照三方紫，黄河冰合鱼龙死。”（《北中寒》）[3](p.624)这些都表现了李贺诗歌极为强烈的生命悲剧意识。

“安史之乱”以后，人们对政治功业的意义产生了怀疑，人的生命自身的意义得以凸显，这是政治本体消解的重要标志。李贺十分善于将对政治功业的无限追求与人的生命有限加以对照，如《秦王饮酒》[3](p.311)中，秦王的功德固然极大，追求固然极高，那“羲和敲日玻璃声”的清平世界和“劫灰飞尽古今平”的万世太平更是令人向往，其政治上驭天控地的权力甚至可以使他“酒酣喝月使倒行”，但最终也不能超越生死，不过落得“青琴醉眼泪泓泓”而已，况且这种恣肆横行也许正是古今劫灰飞不息的根源。该诗彰显出规律性与目的性是如此的不一致，质疑的是政治功业对于生命的意义。

《官街鼓》更是这样：“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汉城黄柳映新帘，柏陵飞燕埋香骨。磓碎千年日长白，孝武秦皇听不得。从君翠发芦花色，独共南山守中国。几回天上葬神仙，漏声相将无断绝。”[3](p.198)这是一首时间之歌，在这里，政治功业不仅对生命没有意义，反而成为催命的符咒。这种官家开闭城门的报时工具是永不停留的时间的脚步声的象征，日月的运转仿佛是咚咚的鼓声，在不断地催逼着人们，使年年的春光与不再的生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这鼓声的槌打中，历史灰飞烟灭，秦皇汉武风流云散，神仙也不能幸免，只有鼓声与南山共存。

有时，李贺又通过对人生意义的探寻来表现对政治功业的否定和对生命的追询。如《王濬墓下作》：“人间无阿童，犹唱水中龙。白草侵烟死，秋藜绕地红。古书平黑石，神剑断青铜。耕势鱼鳞起，坟科马鬣封。菊花垂湿露，棘径卧干蓬。松柏愁香涩，南原几夜风。”[3](p.102)把王濬身后世界写得如此败落、苍凉、凄清和愁苦，使人不忍卒读，更使人不禁追问英雄的价值与意义。又如《还自会稽歌》：“野粉椒壁黄，湿萤满梁殿。台城应教人，秋衾梦铜辇。吴霜点归鬓，身与塘蒲晚。脉脉辞金鱼，羁臣守迍贱。”[3](p.167)历史与生命的双重衰败不仅凸显了自然生命的悲剧感，也对历史的价值与意义提出质疑。

祈求生命长存虽然自古以来就是人生的主题，但只有经过政治本体化时代的体认、思考和追询之后，她才会以更为新鲜的面目呈现出来。李贺可谓生当其时，因此，对生命消失的恐惧与悲伤也是李贺生命悲剧意识的重要主题。如《铜驼悲》：“落魄三月罢，寻花去东家。谁作送春曲，洛岸悲铜驼。桥南多马客，北山饶古人。客饮杯中酒，驼悲千万春。生世莫徒劳，风吹盘上烛。厌见桃株笑，铜驼夜来哭。” [3](p.48)铜驼是汉代繁华鼎盛的见证者，但如今却成为悲凉的象征；人如风中之烛，更不能与铜驼相比。又如《昆仑使者》：“昆仑使者无消息，茂陵烟树生愁色。金盘玉露自淋漓，元气茫茫收不得。麒麟背上石文裂，虬龙鳞下红肢折。何处偏伤万国心，中天夜久高明月。”[3](p.223)不见昆仑使者，长寿终不可得，一切都归于悲伤。更有甚者，李贺直接营造墓地情景：“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空草。长安夜半秋，风前几人老。低迷黄昏径，袅袅青栎道。月午树立影，一山唯白晓。漆炬迎新人，幽圹萤扰扰。”（《感讽五首》其三）[3](p.366)哪里是人的最后归宿，留给人的只有巨大的恐惧和悲伤。

时空问题是人类永恒的问题，但只有当政治本体趋于消解，人的生命意识凸显出来的时候，时空问题才得以和人的生命联系起来。从这以阶段的历史来看，在文化本体（主要指宋代社会文化的特征）尚未建立起来之前，人对时间的恐惧就成为必然。这种恐惧在李贺的诗中表现得更多，如“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秋来》）[3](p.688)、“今古何处尽，千岁随风飘。海沙变成石，鱼沫吹秦桥。空光远流浪，铜柱从年消”（《古悠悠行》）[3](p.205)、“今夕岁华落，令人惜平生。心事如波涛，中坐时时惊”（《申胡子觱篥歌》）[3](p.244)等等。有时直接责问时光，呼喊生命。如《日出行》：“白日下昆仑，发光如舒丝。徒照葵藿心，不照游子悲。折折黄河曲，日从中央转。旸谷耳曾闻，若木眼不见。奈何铄石，胡为销人。羿弯弓属矢，那不中足，令久不得奔，讵教晨光夕昏。” [3](p.406)人世不平，生命有限，具有普遍性的悲剧因素在这里集合起来，融合成具有典型意味的生命悲剧意识。

汉唐以来政治本体消解，生命主题凸显，是李贺诗生命悲剧意识的社会历史基础，也是我们这个一以贯之的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虽然这些生命悲剧意识呈现除纷繁复杂的形态，但都是人的生命有限性的审美显现。

三、李贺诗生命悲剧意识的彻底性

在李贺那里，盛世不复，壮志不遂，时光不再，生命不永等种种因素共同整合成了生命悲剧意识，使我们每个人在试图真切地体味生命时，都会深切地感受到李贺的存在。在唐诗史上，李贺仿佛是一个叛逆，他要离开种种所谓正统的诗风而另辟蹊径，他以诗的方式带我们探索生存与生命的本真面目，要使我们的灵魂无处可逃，逼迫我们思考和回答。

如第本文第一小节中所说，相对于无限的世界来讲，人的知识是有限的；相对于人的无限追求来讲，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这就是人的有限性，也是中国悲剧意识的来源。李贺的诗正是从人的生命的有限性入手，以最富有艺术震撼力的方式将这种悲剧意识彻底地表现出来。

李贺不是不懂得生命和生存的美好，或许是因为他对生命与生存的感受太过纯粹，他才对生命与生存如此珍惜，对生命的短暂和毁灭才有那样强烈的感受。因此，在他的诗歌中，有一类诗表现出这样的结构特色，即在诗的前半部分把生命与生存描写得无比美好，但在诗的后半部分，甚至是最后一句，猛然翻出，使人看到生命的短暂，残酷地揭示出生存的悲剧真相。如著名的《天上谣》：“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玉宫桂树花未落，仙妾采香垂珮缨。秦妃卷帘北窗晓，窗前植桐青凤小。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粉霞红绶藕丝裙，青洲步拾兰苕春。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 [3](p.201)除最后一句外，前面五句都是描写天上的情景，将仙界生活的新鲜与美好描绘得无以复加，可以说达到浪漫主义的顶峰；但最后一句猛然翻出：那永恒的时间还在不停地奔驰，那无常还在，天上的美好也不能长存，何况人间！又如在《三月》中，以“东方风来满眼春”开篇，前面都是写春天的美好，最后一句写道：“曲水漂香去不归，梨花落尽成秋苑。” [3](p.23)《大堤曲》前面写青春的美好，最后写“今日菖蒲花，明朝枫树老”。[3](p.679)《梁台古意》前面写梁王台沼的宏伟富丽和骄奢淫逸的享乐，但最后却是“寥落野篁秋漫白”，[3](p.229)与前面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二月》则表现出生活情景的极度不和谐，该诗前面都是写春天的美好和生活的欢乐，但最后写道：“津头送别唱流水，酒客背寒南山死。”[3](p.21)表现出相聚和欢乐的短暂与分别和死亡的永恒。《将进酒》前面这些写：“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烹龙炮凤玉脂泣，罗屏绣幕围香风。吹龙笛，击鼍鼓，皓齿歌，细腰舞。”[3](p.664)可谓名物精美，恣意享乐，但后面接下来的却是：“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在至为强烈的对比中使人生的悲剧性显豁出来。《苦昼短》一篇更为曲折而畅达：“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食熊则肥，食蛙则瘦。神君何在，太一安有。天东有若木，下置衔烛龙。吾将斩龙足，嚼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何为服黄金，吞白玉。谁似任公子，云中骑白驴。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 [3](p.207)有对生命悲剧性的认识，有消解，也有挣扎，但最后两句显示一切都是徒劳。

李贺因为无法超越时间，无法超越生死，无法超越社会，因此哀愁成为他的诗作的一个主题。如《开愁歌》：“秋风吹地百草干，华容碧影生晚寒。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衣如飞鹑马如狗，临岐击剑生铜吼。旗亭下马解秋衣，请贳宜阳一壶酒。壶中唤天云不开，白昼万里闲凄迷。主人劝我养心骨，莫受俗物相填【豕灰】。” [3](p.105)这里表现的主要不是“不得意”的哀愁，而是人生没有着落的悲剧感；仕途蹭蹬固然与李贺诗歌的悲剧意识有一定联系，但并非主要成因，这种弥漫于天地间的悲愁与中唐以后的时代氛围紧密相关。

表现同样情绪的诗还有很多，如《秋来》：“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谁看青简一编书，不遣花虫粉空蠹？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 [3](p.688)如果真是鲍照那样的“壮士”，就应该像鲍照那样遇阻挠而大怒以至奋不顾身，而不是一丝“桐风”就能“惊心”，不得志就“心苦”以至“恨血千年土中碧”。这显然不仅仅是现实中能否得意的问题，而是从社会政治层面上升到生命感性的层面上来。

李贺的很多诗其意义似乎难以索解，因为这些诗歌往往只有一堆凌乱的意象，我们似乎只能从所谓的艺术上来感受她们。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非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是李贺的诗无章法，而是因为李贺找不到人生与历史的意义而产生的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感知。在这堆美丽而又奇瑰的意象碎片的背后，我们仿佛可以看到李贺的灵魂。如《神弦曲》：“西山日没东山昏，旋风吹马马踏云。画弦素管声浅繁，花裙綷縩步秋尘。桂叶刷风桂坠子，青狸哭血寒狐死。古壁彩虬金贴尾，雨工骑入秋潭水。百年老鸮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 [3](p.395)意象奇瑰而纷乱，由这些意象构成的世界并不温暖，更没有秩序，人的生命无可置足。再如《巫山高》：“碧丛丛，高插天，大江翻澜神曳烟。楚魂寻梦风飔然，晓风飞雨生苔钱。瑶姬一去一千年，丁香筇竹啼老猿。古祠近月蟾桂寒，椒花坠红湿云间。” [3](p.728)空间与时间的维度纷繁交错，自然、鬼神、历史事件都没有归宿，全诗无法找到一个着落之处，因此也就无法确定意义。又如《湘妃》：“筠竹千年老不死，长伴秦娥盖湘水。蛮娘吟弄满寒空，九山静绿泪花红。离鸾别凤烟梧中，巫云蜀雨遥相通。幽愁秋气上青枫，凉夜波间吟古龙。” [3](p.181)即便我们努力钩沉索隐，也看不到李贺的情感倾向。这种零度情感指向的不是对事物的客观描述，而是价值空没的深渊。

因此，李贺对人生以及美好情感必然走向绝望。在《相劝酒》中，李贺开篇就写“羲和骋六辔，昼夕不曾闲”，中间极写及时行乐的情景和道理，终篇乘势而下：“来长安，车骈骈。中有梁冀旧宅，石崇故园。” [3](p.301)这是及时行乐的逻辑发展，也是及时行乐的悲剧真相揭示：这种乐不是为乐而乐，而是悲极而乐；但无论是悲还是乐，人生都没有出路。《苏小小墓》则直接抒写了对美好情感的绝望：“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 [3](p.647)这郎才女貌的佳偶生不为世所容，死亦不成眷属。只有那飘忽不定的鬼火和令人心碎肠断的苦风凄雨，伴随着苏小小那徘徊于西陵松柏之下的孤独落寞的灵魂。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问题被提撕得一无遮蔽。

四、李贺诗的生命悲剧意识与价值建构

悲剧意识不是悲伤、悲哀、悲惨意识，而是价值建构的重要前提和方式。只有对世事人生富有感情，常常兴起丰富而深刻的悲剧意识，才会善于思索和追询，才能逐渐将富有合理性的价值积淀入人的情感之中，否则人就会在麻木中沉沦。所以，悲剧意识的兴起对于人的心灵成长和价值建构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唐诗宋词恰恰是中国悲剧意识最重要的载体，这也就是我们要反复吟诵那些优秀诗词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文化中，悲剧意识与价值建构的深微联系在于人的“自足性”。关于人的“自足性”，《论语》中有着充分的论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对鬼神的无待与人的“自足”。“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鬼神和死亡是不可靠，也不可知，因此，它对人的价值建立没有任何意义。“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也’，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人做了坏事，即使上天豁免了他的罪行，对于人的道德圆满也是无用的。二、对他人的无待与人的“自足”。“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宪问》）一切都靠自己做主，从下面学习，最后到达更高的人格境界，这一切都是由自己的努力得来的，与上天和别人没有任何的关系。三、“为仁由己”的自证与人的“自足”。“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要想达到仁，只有靠自己。人生来未必要“欲仁”，但却必须“欲仁”，因为不“欲仁”人类社会就不能存在与发展。“仁”就是历史合理性，是人类共同选择的结果，因此“仁”就在内心，“我欲仁”，“仁”一定能到来。人生来未必是有价值的，但人却是必须有价值的。因此，人的“自足性”决定了人的价值由自己来建立。这种思想，至北宋张载就表述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向空而有”的价值建立方式。

李贺诗歌生命悲剧意识的彻底性充分体现了人生的价值之“空”，这种“空”在李贺诗歌的艺术倾向和艺术感染力的特定作用下导向了价值的崛立。我们经常会困惑，李贺的很多诗歌并没有提供价值取向，似乎没有什么积极的社会意义，从表面上看甚至还有些消极，但这些诗歌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也没有把读者带向颓废，就是因为李贺的这类诗歌带给了人们价值崛立的自由，为人的觉醒和价值的建立提供了契机。

总的看来，李贺诗的悲剧意识对价值建构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生命意识的建构、生存状态的建构和历史价值的建构。

生命意识是指每一个生命个体对自己生命的自觉认识。生命意识与死亡意识是一体的两面，而悲剧意识与价值建构也是一体的两面。如在第本文第三小节中我们提到的《苏小小墓》，苏小小的红颜薄命让人扼腕叹息，苏小小的早亡必然带给人们对于生命的切近感受和深入思考。美好的人、美好的情感本来应该得到天地的佑护，但现实却恰恰相反，这种生命的悲剧感积聚的是愤懑的感情，指向的是对生命的自觉。这种生命的自觉，或生命意识，不是没有内涵的空洞的概念或是单纯的活着，指向的是生命自身的价值与意义，指向的是对单纯活着的否弃和对活着的价值建构，这才是真正的生命意识。《苏小小墓》表现了对美好人生与情感的彻底绝望，但价值正在绝望处崛立，就像人对自己的永生彻底绝望后建立起价值一样。

活着是生命意识的基础，但并非活着的核心内涵。李贺在《后园凿井歌》这样写道：“井上辘轳床上转。水声繁，弦声浅。情若何，荀奉倩。城头日，长向城头住。一日作千年，不须流下去。”[3](p.545)诗中希望太阳永远停留在城头，一日变作千年之长，表现了对生命长度的无比渴望。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渴望？那是为了情。乐府诗中言及汲井，毎以美人为说，多与夫妻谐和相关，该诗又特别引入了《世说新语》“粲与妇情至笃”的故事，使得诗作对生命长度的渴望变成了对情的执著追求。晏殊言“人生有限情无限”，李贺此诗希望弥合二者的裂痕，变成“无限人生无限情”。在这里，“情”是生命意识的核心和本体。

这种生命意识的建构又经常和壮志不遂联系起来，如《浩歌》：“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青毛骢马参差钱，娇春杨柳含细烟。筝人劝我金屈卮，神血未凝身问谁。不须浪饮丁督护，世上英雄本无主。买丝绣作平原君，有酒惟浇赵州土。漏催水咽玉蟾蜍，卫娘发薄不胜梳。看见秋眉换深绿，二十男儿那刺促。” [3](p.127)诗作开篇就将人置于宇宙自然的沧桑巨变中，第二句再写时间的永恒和人的寿命的有限，使人强烈地感到人生的短暂和不确定性，兴起了浓烈的生命悲剧意识。接下来写英雄无主，有志难申，为上面的生命意识注入精神内涵，使生命悲剧意识找到了现实着落处，也使生命悲剧意识上升到新的高度，建构起的是生命与事功相统一的生命意识。

对时间和空间的不可把握，对于宇宙自然和人世变化的敏感，李贺诗表现得令人极其震撼。《梦天》以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天地：“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鸾珮相逢桂香陌。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3](p.721)这是不定的沧桑，这是没有依据的变迁之悲，是绝对的悲剧感。又如《将进酒》，前面写青春的美好，后面就写“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表现出对生命的无比的珍惜和对青春流逝的极度的无奈。像“今日槿花落，明朝桐树秋”（《莫愁曲》）[3](p.676)、“刺香满地菖蒲草，雨梁燕语悲身老”（《新夏歌》）[3](p.705)之类的句子，更有很多。这种对时空和变化的恐惧本来是人生的不可逃避的本真状态，李贺将其鲜明地提撕出来，导向的是对可把握的事物的追求，那就是对超越生死的价值的建立。

在《南山田中行》中，李贺更是南山的田野看作墓地一般：“秋野明，秋风白，塘水漻漻虫啧啧。云根苔藓山上石，冷红泣露娇啼色。荒畦九月稻叉牙，蛰萤低飞陇径斜。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3](p.74)将山水田园写得如此阴森恐怖，如鬼蜮世界，与初盛唐诗中的山水田园和宇宙情怀相比，显然不能提供灵魂的安顿之所，必然要进行新的生命思考与追询。

与生命意识的建构紧密相关的就是对生存状态的建构。生命意识是生命的自觉，生存状态是生活过程中的生命意识的呈现形态。缺乏生命意识，生存状态就缺少灵魂；生存状态不佳，生命意识就得不到充分体现。李贺诗歌对生存状态的建构主要体现在对美好事物和情景的描绘上。

李贺对现实美好情景和美好事物的感受极为独到。李贺看美的眼光不是儒家式的，儒家看美没有这么纯粹。李贺以道家的眼睛来审视美事物和情景，以绮丽的意象描绘出纯粹的自然的美。在生命悲剧意识的前提下，人的生存本能决定了人们应该也必然选择现实的“乐”的生活，这种“乐”的生活必须是摒弃了庸俗功利的自然而纯粹的“乐”，因为面对生命的有限性任何功利都微不足道。所以，李贺的诗为我们描绘出了最美的世界图景和生存状态。

如本文第二小节所讲，李贺的很多诗，如果没有后半部分或是最后一句，就是绝美的图画，如《天上谣》、《三月》、《将进酒》等等。但也正是因为有了后面对人生有限性的揭示，前面的美好图景才更显示出其价值和意义，才更能激起人的强烈的审美感受和追求的欲望。又如在《二月》中，面对普通的二月天，李贺唱出了这样的春天之歌：“二月饮酒采桑津，宜男草生兰笑人。蒲如交剑风如薰，劳劳胡燕怨酣春。薇帐逗烟生绿尘，金翅峨髻愁暮云，沓飒起舞真珠裙。津头送别唱流水，酒客背寒南山死。” [3](p.21)前三句写得那样的自然而又别致，对春天和生命的美好描绘得那样含蓄而又畅达，可谓是人的应然生存状态的显现；最后一句的翻空而出，一方面终结了前三句的美好，另一方面也更坚定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既然分别和死亡不可避免，那就任由它们吧，我们要执著于可以把握的美好的情景和生活。

李贺诗的生命悲剧意识对历史价值的建构也起着重要作用。在李贺的诗中，有一些是以生命悲剧意识来否定历史的价值与意义的，如“磓碎千年日长白，孝武秦皇听不得”（《官街鼓》）)、“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苦昼短》）、“昆仑使者无消息，茂陵烟树生愁色”（《昆仑使者》）、“谁作送春曲，洛岸悲铜驼”（《铜驼悲》）等等，这些诗歌要表达的意思是，面对生命的有限性一切显赫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似去了意义。在《长平箭头歌》[3](p.555)中，李贺生动地描绘了古战场的情景，其实是在向历史寻找价值，最终却一片茫然。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金铜仙人辞汉歌》：“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3](p.159)该诗表面上是感叹历史无常，功业没有意义，即使像汉武帝这样的伟大人物也不能常驻人间，但深层里该诗指向的历史价值的建构：对于历史的“无常”，上天也伤感与愤懑，“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不能任由这种“无常”来支配历史，必须建立超越“无常”的历史价值，建立评判历史的合理价值系统。

唐诗中的悲剧意识有其鲜明的发展历程。以李白诗歌为代表的初盛唐诗歌也表现出生命悲剧意识，但由于当时昂扬的社会心态使李白等觉得有信心来战胜各种困难，甚至能够超越生命的有限性。以杜甫诗歌为代表的盛唐后期的悲剧意识，一方面沉浸在对历史与现实的深沉体认中，另一方面又对历史和现实表现出深刻的质疑。至中晚唐，初盛唐以来的政治信心丧失殆尽，对政治本体的乐感不再是诗歌的主潮，生命的真实赤裸裸地显现出来，李贺、杜牧等人的诗歌就表现出了最为典型的生命悲剧意识。至宋代，文化本体开始建立，价值悲剧意识成为主潮。李贺诗歌的生命悲剧意识处于两种悲剧意识的过渡时期，对于探索生命与价值的关系，促进价值悲剧意识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国文化不仅不缺乏悲剧意识，相反，有着最为丰富、深刻和独特的悲剧意识。中国人不追求从认识论的角度建构价值，也不追求外向超越的精神价值，而是追求以生命体验为基础和原点的内向超越的价值感受，从而建构无比强大和坚韧的价值体系。这个体系的建立，从生命悲剧意识出发，由价值悲剧意识追询，经冲突悲剧意识洗礼，形成一个螺旋上升的结构，保持其开放的姿态，保证了文化价值的历史合理性。中国文化的属性不是“乐感文化”，如果一定要说是“乐感文化”的话，那也是“悲极而乐”的文化，因为其价值建构的底色是普遍而浓重的生命悲剧意识。在这样的语境中理解李贺的诗，或许更能发现其本来的精神内涵和古代诗词的合理因素。

参考文献：

[1]冷成金.“向死而生”：先秦儒道哲学立论方式辩正——兼与海德格尔的“为死而在”比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⑵

[2]钱钟书.谈艺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3]（唐）李贺著.吴企明笺注.李长吉歌诗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4]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