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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时候特别有野心，想当诗人，写了十年诗，但感觉不对，后改写剧本，写一个失败一个，发现只有散文符合我的脾气，所以这些年偶尔写一些，收获甚微。

今天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关于当代散文，我提的一个概念就是“智性散文”。我给智性散文下的一个可能不太准确的定义就是以感性的方式呈现认知世界和表现自我的一种智慧。

我们人大的校友，作家王小波，生前曾经写过：“我反对愚昧，在社会伦理的领域里我还想反对无趣。”他认为无智和无趣是中国当下文化两个最主要的特征。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无智就是指我们的文章按照别人的思路来写作，没有自己精神的发现；无趣就是指文字没有温度，文章里面很难生长出人心最暖意和美的东西。这实际上是很多重要的思想者在讨论当下无话可说的一种感悟。王小波无数次在自己的文章中谈到愚昧和无趣是怎样压抑了中国文学，还有中国的文化生态。所以他的小说和随笔，他用一种非常规的方法，即狂欢的方式来亵渎神灵，颠覆一些流行的文化语法，形成了一套他自己独特的智慧表达方式。他特别欣赏卡尔维诺和尤瑟纳尔，当然他从博尔赫斯和卡夫卡身上也汲取了许多智慧。他通过阅读西方的智慧的经典作品，发现文学作品的写作其实有无限种可能，但是中国文学的可能性，至少是在八十年代，极为有限。所以在当时，王小波的感叹影响了一大批人，我和他可以说是同辈人，他的一些想法代表了我们同辈人很多人的观点。

智性散文的形态具体怎样到现在很少有人界定。2008年，我编了一本书：《中国优秀散文》，收集了中国从1978年到2008年30年来的散文。这本书屡次再版，比较畅销。但是这本散文选集出版后遭到了研究散文理论的一些人的怀疑。中国是一个散文大国。1917年白话文兴起时，胡适这些人开始提倡白话文写作。古文写作出现问题，尤其是到了桐城派一统天下，他们的词章，同一色调占领全国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些问题。白话文的先驱者们希望找到新的智慧的表达方法，鲁迅、周作人他们这一代人就开辟了新的天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在白话文的写作当中，汉语的各种可能都出现了。1930年之前，中国的报刊杂志非常活跃，出现了很多的民间沙龙和社团，不同组织又有不同的美学追求，文学写作的多样性就此出现了。中华民国时期到1949年期间，尤其是上海的杂志里，散文写作非常活跃，海派文学自然有，京派作家也有很大市场。上海的很多作家都感动于京派文学，出现一大批有智性的作家。但不幸的是，1949年以后，整个中国的散文写作被泛意识形态和泛道德化的所制约，直到80年代，才有像样的文章开始出现。我们现在的中学语文教材所选的，基本都是在80年代以前的一些著名作家的散文。这些作品写得都非常老实、温吞，也没什么错，很像文章，但就是缺少智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古已有之，龚自珍在北京当官时，就意识到满城文武附庸风雅不如苍生杜少陵，就是说大家好像都在玩文学，但实际上都离文学很远，写不出杜少陵的诗来。魏源也说，好的文章“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则所复愈大，大则复于古，古则复于本。”这就是强调“逆”的重要性。龚自珍是一个有个性的读书人，他对文章的看法是反士大夫的一种争议，在后来引起了巨大反响。所谓“复于古”，就是要从被污染的儒家的文章学理念中走出来，独思、独行于世，不为外物所累。

晚清的文章有两类，一类是不正经的文章，一类是正经的文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就喜欢写雅正的文章，思想要符合于孔孟之道，至于荀子、韩非子和李斯的文章，因为偏离雅乐而被排斥。所以谭嗣同、康有为他们都不喜欢荀子，但是章太炎、鲁迅、周作人等人则相反。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荀子“人性恶”的理论以及对人性入木三分的写法，特别是他的文章理念被很多人所接受。章太炎在自己的书中对于荀子以及魏晋文章也给予很高评价。章太炎对魏晋文章的推崇给他的弟子很大影响：钱玄同对于明清以来的文章的不满，也可以从章太炎那里找到依据；鲁迅对对阮籍、嵇康的喜爱，大约与他的老师的理念有关，那是被其“逆谣俗”的观念的打动的缘故。周作人留日时曾写《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讲的也正是章太炎式的一种理念，即文章要走逆俗之路。这种理念一直延伸到中华民国及至1949年。所以文章不可缺失者三，一是具神思，二是能兴感，三是有美质。后来周作人写过一篇文章《美文》，由于他和鲁迅这些人深浸在中国传统的语文里面，对中国的文章之道非常熟悉，虽然他们礼赞了许多先贤的文章，不过他们认为，中国文学，无论是白话文还是文言文的，可能性远远没有得到拓展。

五四时期有志向的人写文章有一个特点，就是既接受了传统士大夫做文章的内蕴，但更多的是衔接了外域的那种性灵之光。当时文章好的人几乎都是懂西学的人，比如王国维、陈寅恪、冯友兰，他们的文字散发着一种传统美文所没有的另一种美。所以近代以来，对中国的散文最有贡献的是学者之文，与此对应的就是作家之文。

学者之文有很多代表，如王国维、陈寅恪、冯友兰，到后来的钱钟书、黄裳，我们都能在他们身上感受到学者之文的精妙之美。有意地在找属于自己智慧的一个表达方式。我们读陈寅恪的文字，即述学的文字，就是一种美文；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用一种诗化的语言描写中国哲学发展，表面平淡，却实有一种内美蕴含其中。所以学者之文对民国时期的散文影响非常大，朱自清、俞平伯和废名等人的文章都是学者之文。又如冰心的《致小读者》是旧代的文人的趣味和西洋的思想结合的产物。学者之文对后来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之大。而且有趣的是，在新文化初期，像鲁迅周作人一类的主要精力在于从事翻译。鲁迅自己翻译了三百多万字作品，甚至远多于他自己写过的文章，而周作人翻译得更多。那时候，一流的小说家几乎都是翻译家。同时他们整理国故，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有心得，比如说鲁迅整理乡邦文献，周作人对于民谣、民俗学的打量，对野史的、特别是晚明以来的野史的瞭望，所呈现出的思想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而像俞平伯等人，虽然不及周氏兄弟，对国故的深切，以及对西学的神往之情，都使他们从晚清士大夫的、儒家的说教的话语体系中走出来，形成了一种既可以益智、又可以怡情的学者之文，丰富了中国的文章之道。

从中国几千年文章的发展之道来看，非常讲究文章学的概念。我们现在不再讲文章学了，“文学”的概念与“文章学”也相去甚远。文章学讲究写作的起承转合，及其内在规律。这些学者们对文章之道有自己的会心之处，所以每每下笔，辄令人叹为观止。非常不幸的是，后来由于战争、革命，特别是列宁主义的思想的传入，提倡大众文化，提倡一般作家的写作。学者之文越来越小众，成为象牙塔的一部分。

在中华民国初期的时候，鲁迅这代人，他们的书卖得非常好；到了四十年代，学者的书开始变得不那么畅销，作家的队伍开始膨胀起来。有意思的是，鲁迅当年开始创作小说的时候，写白话小说被社会所瞧不起的，鸳鸯蝴蝶派等白话小说都是被当做一种大众的消费品，所以用白话文来写典雅的小说在最初并不被看好。但是到了二十年代末，写白话小说既可啖名，也可以渔利，所以以写作为生的人越来越多。卖文为生的人在中华民国非常之多，包括晚年没有职业的鲁迅，也是在卖文为生。新中国成立以后，像巴金，从未拿过国家的工资，全靠作品版税收入生活，而且收入不菲。

用智慧来写作，作家的情况比较复杂，作家里面有学问的人是少数，大部分是仰赖自己的天赋和生活经验来写作。其中有学问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可以归到学者之文来，如钱钟书的《围城》，小说非常优美，但实际上是学者的叙事语态；

但另一类作家，发自内心的自然流淌出来的，与学术的关系若即若离，像巴金、萧红的散文都是这样，萧红的散文甚至都是天籁，完全不仰仗中国古代文学的修养，它就在东北黑土地上心灵和上苍交流的特殊的文本，直到今天，她的写作依然受人称赞。最近新疆冒出来一个小女孩，叫李娟，她的散文非常优美，我也称之为天籁。这些都是属于作家之文，它是靠天才、靠生命内延的丰富性以及对丰富性的深切的打量和咀嚼产生的，一个时代不过几个这样的作家而已。然而学者之文是可以锻炼、模仿出来的。到了三十年代，很多人模仿周氏兄弟的写作，像周作人有几个弟子，完全是亦步亦趋地在模仿他的写作，写的也很好，很像，但是，他们的文章是模仿别人的，始终无法超越第一个人。

有意思的是，作家之文不断发展，像茅盾、丁玲的发展。1927年以后，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瞿秋白写作就开始模仿列宁批判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口吻来批判五四的新文学，即学者的文学，认为我们的学者之文和作家之文和百姓的情感相去甚远，不能表达底层人民的苦乐，最好的文章是百姓自己吟哦出来的文章，是没有被士大夫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污染的文章。

列宁的看法就是这样——他为什么礼赞高尔基？因为高尔基是流浪汉的出身。可是列宁和瞿秋白都忘了，高尔基其实是一个大学问家，高尔基和托尔斯泰、契诃夫他们之间交流时，讨论艺术问题、讨论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文学时，高尔基展现出了很深的学问，因为他自修到了大学的程度。但是列宁和瞿秋白都未考虑到高尔基作为学者的这一部分，没有考虑到一个作为学者的高尔基，他们放大了作为一个流浪汉、一个底层人的高尔基。

他们礼赞工农兵的写作——工农兵的写作当然非常重要，今天我依然这么认为。我最近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写一个老诗人，我的一个老朋友。他已经去世将近二十年了，叫张志民，他就是一个农民诗人。这个人极好，他的诗歌就是农民的语言，文字纯真、很正。但是，工农的文字毕竟只是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人的文章要想写好，除了你的天赋和感觉，智慧和学养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那么，由于瞿秋白对这种文艺理论的引介，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放大了瞿秋白的思想，也放大了列宁的思想，所以就把五四以来的这些带有智性的写作一下子挡在我们的文坛大门之外，认为是封建和资产阶级的东西。

到了1949年，我们刚开国，新中国的建设要统一思想，所以文坛中最有写作天分的人，一个个纷纷落马，都写不出文章来了：张爱玲去了香港，后来又去了美国；沈从文从一个小说家、散文家变成了一个历史博物馆的讲解员；曹禺再也写不出《日出》和《雷雨》了；周作人只能从事翻译；散文写得非常精妙的废名先生被逐出北大，跑到东北教书，最后病死长春。非常有才华的一些人的写作都终止了。从50年代一直到76年，中国文坛上的基本上都是从延安，从解放区走出来的作家，以及在这些人影响下出现的工农兵的写作。这给中国的文化生态造成了毁灭性损失。由于那样的文学是一种泛道德化和泛意识形态化的写作，它其实总体来讲不能够表达人们心绪的自由和哲思的美。它只是理念的外化，是道德说教的写作，写作完全沦为一种思想的依附者。

在讨论智性散文之前要跟大家讲这段历史，无非是想表明，我们的写作曾经遭遇过一场灾难，一场悲剧。直到今天，现在像我这个年龄和比我再大20岁的学者们，我们几乎都不会写文章。因为我们都是从那样的一种环境下开始从事写作，而我们这代人所编的语文课本也很糟糕，中学课本中说教的东西太多了，让人怀疑，让人去猜想，让人向人的感知？限不能抵达的陌生世界挺进的那样一种审美的愉悦都消失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那么如果我们从文章学的角度看，古人有文章学的一些理论。我们人大有一位前辈学者，叫谢无量，他出过一本书叫《实用文章义法》，实用文章就是我们所讲的散文，他的实用文章是和诗歌等其他体裁相比的一种区别的说法。谢无量是孙中山的秘书，做过四川省博物馆的馆长，他在《实用文章义法》里面对中国古代的文章之道进行了深切的描摹，尤其推崇唐宋八大家，并且对晚明以来的文章评价很高，但是谢无量先生的想法基本比较古典。只有周氏兄弟对白话散文的打量和思考才比较带有现代性。周氏兄弟对于文章学有这样几个看法：一个是载道派，是一种赋的文学，言他人之志；另一个是言志派，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即兴文学。

我们刚才讲到50年以后到76年，中国的散文基本是被载道派所统治，像杨朔、刘白羽、峻青……很多很多的散文家的散文都自成一格。我并没有否认他们的价值，但是他们的思想和韩愈一样，他们的文章要模仿圣人的语言来写作，表达他人的情感，就是他们的文章里面很少有作家自己内心隐秘的剖露。但言志派不是这样，他们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心口如一，甚至自己的隐私也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随意而谈。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文坛从文章学来看，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京派文章学的理念开始在滋长，五四时期的那种激进主义或说是自由主义的文章学思想也开始滋长。这些思想的滋长使我们的文学写作产生了多姿的色彩，那种只会言他人之志的写作就让位于个人心灵的凝视的，这种纯粹的审美与静观的写作。它最大的表现就是在学者之文里面。学者之文里面的智性就标志着智性散文开始出现了。这里，我们会着重讲几个人：第一个是钱钟书。

钱钟书早期写过《谈艺录》，他在文革后期60年代的时候开始写《管锥编》，当然，他还有一个小册子叫《七缀集》，谈文章之道，谈学术之道，可以说是智性散文，写得非常之好。钱钟书很有意思，他在中国学界开始用八股式的白话文写作的时候，他使用文言文写作。那这种写法也恰恰应了我前面讲的“逆”的精神，就是龚自珍说的“逆谣俗”。他在《管锥编》中运用了“串糖葫芦”的写作方法，大量摘取中国古代文献：《周易》、《汉书》、《史记》等等，包括一直到唐宋诗文。他把其中一些很好句子连起来，里边也有英文和意大利文的连缀，形成了一个的写作方法。他成为一个游走在东西方的智者。他早在《谈艺录》里面就说过，学问之道并不是陈独秀和胡适当年讲的那样：东方文学怎么样，西方文学怎么样。他认为要打通，要有化境，那在他的文章里你就会发现真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所以钱钟书的文章里就有一种大智慧，他写古人的时候对古人既批判又赞美，而且他看古人的问题，他那种嘲笑、戏谑古人的笔法，让人心动。《管锥编》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在东西方文论里游览，我们需要一种智慧，就是人如何来摄取东西方文化的养料来成为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精神参照。在《管锥编》里，他就把这种学者之文的智性就提高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另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社科院的唐弢，刚刚诞辰一百周年。他算是鲁迅的弟子，在60年代的时候对当时八股化的写作十分不满。他自身非常喜欢周作人，但他不敢说，他说自己是研究鲁迅出身的，但是他的文章里周作人的痕迹非常浓。唐弢在60年代出了一本书叫《书话》，谈民国以来的版本目录，文章写得非常老道，与当时文坛完全不同。他是用周氏兄弟的笔触来写的。这样的文章就一下把一般学者谈文学史时候冗长、僵硬的话语方式颠覆，进入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文本里。他在这本书中谈到民国的许多作家时，有许多会心之言。但是这个书发行量很小。到了80年代，他写的东西越来越多，我在北京当编辑的时候曾经编过他很多的论文和随笔。他的论文可以当随笔看，随笔也可以当论文看。我们在阅读他们的文章的时候就会发现文章是有趣的、好玩的。

除了唐弢外，能在文字里面给我们带来智慧和诗情的还有几位：吕叔湘，著名的语言学家，他是一个周作人迷，他翻译过好多民俗学的文章，包括心理学方面的文章。他的随笔和散文写得非常好，但是一般的散文家都不讲他的散文，但他的散文要比现在当红的那些在书摊上售卖的散文家所写的东西要好得多得多。他是一个学者，可是他写闲情，写野趣，写人对自然的认识，写历史，每一句话都有韵味，而且词章之间的讲究，看了后不得不佩服，但是又让你在阅读时不觉得他在讲究词章。他的写作是有人气的，并且具有很强的知识维度。

在这一时期兴起的最大的言志派的传统，就是周作人的传统。他的传统对80年代直到今天的智性散文的影响极其巨大，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沿着他的传统进行创作。

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因为当了汉奸，新中国成立以后非常不得志。他曾经给周恩来总理写信——他和周恩来是亲戚，周恩来应当管他和鲁迅叫叔叔，他在信里为自己辩护，他认为自己不是汉奸。后来周恩来跟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当年很崇拜他，1919年还专程去周作人家拜访过他。于是，毛主席就说：“文化汉奸养起来。”当时一个月给他200元人民币，让他翻译小说，那时候一般老百姓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块钱。但是他不能再写作了，他的言志的东西不能再写了。但是到了80年代，他弟子们的作品开始涌现。80年代以后改变中国文坛泛道德化书写有几个很重要的参照，他是几个重要的参照之一，也是最重要的参照。

这里，我就要说我在去年的一个讲座里介绍过的：张中行。他是周作人的学生，30年代进入北大中文系学习。张中行的第一个夫人杨沫，就是写《青春之歌》的那位。青春之歌里有一个很落后的人物叫余永泽——他就是余永泽的原型。杨沫后来去革命了，所以很激进，而张中行走的是周作人和胡适的路，反对革命。78岁时，张中行出了一本书，叫做《负暄琐话》，很有名。后来还有《负暄续话》、《负暄三话》。他的文章就是一种“聊天体”，跟周作人一样，就是不用力写文章。他的文章里有哲学、有历史也有诗学。张先生常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里编写中学语文，是叶圣陶先生推荐去的。当然他们那个时候受列宁和苏联的影响，那个时候的语文教材很有问题。张先生他自己的想法不能再教材里落实，但是他在业余时间研究国学，研究神学，研究康德的哲学。我在他家里看到过英文版的康德的哲学书，特别多。他通过阅读原文来学习西方哲学，同时他也是罗素的崇拜者。张中行年轻时在北京担任《世间解》杂志的编辑，这个杂志现在也看不见了，里面的文章都非常好。当时给他写文章的都有谁呢？有朱自清、废名、任继愈等等。这是一本佛学杂志，当时他和废名商量的时候就决定说，我们要写的就是美文，而且要有思想，要表达我们对此岸和彼岸世界的认识。所以上面写的文章很多都是讨论玄学的，比如像废名的《阿赖耶识论》、京派著名学者顾随的《揣龠录》——顾随是一个小说家，也是一个翻译家，他的文章好极了，他在辅仁大学教书的时候讲宋词讲得非常棒——张中行先生民国期间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就深受这种“为学术而学术”思想的影响，所以他能够在一个动荡的时代，沉潜在历史之中，又时常瞭望欧洲的文明。因此他的文章充满了哲思。

他的散文随笔经常从日常生活写起，但在日常生活的背后，他又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思考宇宙时空的问题。我在我编的散文选里选了他的一篇文章：《晨光》。你们看，这样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他是怎么写文章的：

习见之景，用自己的心灵之秤衡量，像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量很大，殆等于视而不见，例俯拾即是，近如室内的桌椅，远如版块状的林立高楼，等等，都是；另一类量不大，入目，不只见，而且会随来这样那样的情思，例也可以找到一些，其中排在首位的，专说我的一己之私，是晨光。

晨光指东方发白到太阳浮出地面那一段时间目所见的大景观。这景观有变化。以年为背景，冬夏差别最大，冬，晨光来得晚；夏，晨光来得早。以月为背景，月的有无、圆缺、位置，日日不同。一日，以起床早晚为背景，早，有稀疏的星光闪烁，晚，星就隐去。总之，都是晨光，也就都能引起这样那样的情思。情思，无形，以佛家所说五蕴的“识”来捉，也是恍兮惚兮，何况还有这样那样的杂乱，怎么说呢？不得已，只好用以事系情之法，主要说事。事与晨光的关系，也苦于多而不很清晰，挑挑拣拣，想只说两类，哲理的，家常的；家常的还可以分为两种，总起来就成为三种。

先说哲理的，是由辨析逻辑的归纳法来。我当年未疯学疯，念穆勒，念休姆，念罗素，才知道围绕着归纳法，也可以提出疑问。穆勒的疑问是枝节的，他在所作《逻辑系统》里说，如果能够知道什么样的事例可以推出正确的归纳判断，什么样的事例不能，他就是最聪明的人。这样说，他是承认自己还办不到，但至少是理论上，也可能办到。可是到休姆和罗素手里，疑问就成为根本的，那是：归纳判断的可靠，要以自然齐一（永远如此运行，不变）为条件；何以知自然是齐一的？由于信赖归纳判断（赵大、钱二、孙三、李四都死，所以人都要死，等等，由部分如何推断整体如何），这就成为连环保，其结果必是都靠不住。记得他们还以明天太阳一定出来为例，也说是来于归纳判断，并非绝对可靠。这使我的思绪变为哲理和家常两半。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是家常，如傍晚，我从众到奶站去取牛奶，因为不疑惑明天必来，就还要吃牛奶。问题是还有那万分之一，通常是早起，忽然瞥见晨光的时候，哲理就闯进来，像是电光一闪，引来感慨万千。这感慨化为疑问是，难道我们的宇宙真是规规矩矩，可以永远托靠的吗？如果竟是这样，我们就应该感谢吧？感谢谁呢？可惜我们不能知道。就这样，我常是始于怀疑，终于慨叹，慨叹存在的神秘，己身的微弱。

再说家常的，先前一种。事非一，只说一次印象最深的。还是20年代后期，在通县念师范的时候，照例于旧腊月中旬放假，回家乡过年。其时还未改革开放，过年是大事，也是乐事，闲中忙，要买这个买那个，贴这个贴那个，还要听鞭炮声，今年元夜时追花会，看红男绿女。语云，没有不散的筵席，终于开学的日期近了，只得准备走。只有京津公路上有长途汽车，最近的河西务站离家三十里，要九时以前赶到，用驴代步，起程就必须在六时以前。起程了，照例是借西邻王家的驴，我呼之为韩大叔的长工送。天很黑，出村，几乎对面不见人。走出六七里，到村名大新庄的南侧吧，韩大叔牵着驴在前面走，我步行跟着，忽然觉得昏暗的程度稍减。我停住，转身，看到东方露出一线微明。由微明反衬，参照新学来的一点点天文地理知识，用目光远扫上下左右，然后缩到脚下，清楚感到，原来我们置身于其上的大地，真是个飘动的圆球。它在向日光那一方转动，无知觉，无目的。我呢，与它相比，太渺小了，也在动，却有知觉，这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到明天，因不知道明天怎么样而惶惑。就这样，村野的晨光曾经使我感到人生的渺茫。

下面还有很长，我就不读了，你看，这样的一种散文，当时这样的文章很少，他通过晨光来讨论存在，讨论自我，而且心绪非常宏大，轻淡的一描，但是背后有无限辽远的东西在里面，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智性。这还不是张中行散文中最好的散文，他的很多散文是叩问人生，他经常写的是最底层的百姓，因为他文革期间沦落到底层，被开除公职，逐出京门，没有北京户口了。他写农村的底层人，写的呼之欲出，栩栩如生。而且，每一个人物描述的背后你会感觉到一种慈悲的爱在里面，而且这种爱的辐射背后你还会感觉到他作为一个思想者哲思的闪动。他有一本书叫做《顺生论》，这本书非常重要，是新京派散文的代表，被誉为当代中国的《论语》，它讨论的是人生哲学，每一篇都是用散文笔法来写。跟先秦诸子散文不一样，作者因为通晓西学，又是从佛学出来，又懂得康德，喜欢或者说欣赏罗素的自由主义的理念。这本书讨论的就是人生的意义，人生有没有目的，人生的价值在哪里。他后来认为没有目的，也没有价值。他说：人来到了这个世界有欲望，我们的文明是要克制欲望。他说：佛家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各种方法把我们的欲望囚禁起来。他认为这个有一点问题。他说：当然，过度的释放欲望是一个问题，过度的克制也是一个问题，他就提出了要顺生，人要率性而行，提出了人要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他提出了这样一个想法，谈到婚姻，学习，择业，家庭，伦理等等等等。

那么，这是一本散文集，也是一本学术著作，在这里面你就会发现，他是把人的日常经验和东西方文化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汇聚在一起去写作，那就形成了独特的一种文本。我记得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当时美国有几个在哈佛和芝加哥大学读书的学生让他们父母捎信给张中行，说他们在高中最迷惘的时间里因为读了《顺生论》知道了怎么样的来选择自己：“人哪，不要依附于他人，人要成为自己。”所以这种写作没有讲什么大道理，都是七八十年来他自己的经验的一种积累，或者典型的一种打捞，形成了这样一种智慧的文本。所以他的散文当时卖的特别好，他和余秋雨两人在九十年代散文卖的非常好，当然余秋雨的散文是另外一种风格，我不多讲。

与他同时的还有一个也是刚刚去世不久的作家黄裳先生，黄裳的散文写的也很好，和张中行难分上下。黄裳的英语特别好，他也搞翻译，是学理工的，后来在印度做过短暂的翻译，长期做文汇报的编辑记者。他明清版本的书特别多，是对中国古代藏书楼和中国的明清以来的版本的最有研究的学者之一。黄裳的文章每一篇写的都有味道，他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和唐弢的关系很好，黄裳在1948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是唐弢先生写的序。黄裳在40年代末时候最好的两个朋友，一个叫黄永玉，大家知道，画家，还有一个叫汪曾祺，他们三个人特别好，他们哥仨老逛书摊买古书。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叫《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三联出版社出版的，里面记录了当年黄裳和汪曾祺、黄永玉他们三个人在上海滩那段生活。他当时是在公司工作，很有钱，能买书，汪曾祺当时是一个中学老师，特穷，就跟着他。汪曾祺很佩服他的文章，他的文章是一流的。大家知道孙犁先生很少说同时代人的文章写得多好，但是对汪曾祺佩服的五体投地。王安忆，贾平凹，他们提起汪先生那就是毕恭毕敬的，尤其像我们清华大学著名的教授作家小说家格非，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废名，他认为汪曾祺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开创者，汪先生和他的关系非常好。

黄裳先生谈版本，谈掌故，谈风景，他的散文哪，一出笔就会感觉到他有气象，他是从古老的记忆很浓的书斋中出来的一个人，但是眼光亮，文字让你有一种愉悦感，有的时候像喝了一杯黄酒，老酒，很畅快。他和张中行思想不一样，张中行是自由主义者，他反对各种形式的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另外一种。黄裳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两个人曾经围绕这些问题争论过，就是关于明代的知识分子守节的问题，比如关于钱谦益。大家知道，陈寅恪写过一本书叫《柳如是别传》，讲钱牧斋和柳如是的爱情，像对钱牧斋这种人怎么看，张中行就能够理解他，异代之际人成为二臣，原因啊，当然自己有责任，但是统治太严酷了，没有办法。黄裳不这样看，他认为做人要讲气节。黄裳早期文章完全模仿周作人，特别像，仿佛是周作人写的，后来他又喜欢鲁迅，他脱开了一点周作人，有一点点戾气在里边，所以他的集聚的戾气就使他这种老黄酒一般的儒雅的文字稍稍的有了一点张力，这个跟张中行不太一样。有一次我写过一篇文章《当代文学的周作人传统》，就把黄裳写到里边去了，他就非常不高兴，他告诉别人就说：我是鲁迅传统，怎么是周作人传统呢？其实唐弢、吕叔湘都特别喜欢周作人，但是他们都不说，为什么呢，说了不好办，现在周作人的书也不能够出全集，因为他是汉奸。

除了黄裳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叫舒芜，舒芜这个人呢是个“犹大”，出卖耶稣的“犹大”。他当年是胡风的朋友，也算是胡风的学生，在运动的时候他把胡风给他的信交出去了，后来人民日报的记者拿出去以后交给毛主席，毛主席的批示是反党集团，在全国酿冤案，整死了很多文人。他由于出卖胡风被人所诟病。

舒芜这个老先生呢，非常有学问，他早年追从鲁迅，晚年研究周作人，写过一本书，叫《周作人的功过是非》。而且他写小品文，也是模仿周作人。他的文章有学问，有诗意，有品格，可以说张中行黄裳和舒芜是中国当代散文里边三个非常有亮点的人物，非常非常重要。我跟他也很熟，这三位先生我都打过交道，张先生他生前想让我们写一本传记，他去世以后，一百周年诞辰的时候，那本传记出版了，我写过他的传。我当副刊编辑时老约黄裳他的文章，我手里有他的手稿，写的非常好。舒芜的散文是一流的，所以现在很多研究中国这三十来年散文的人谈到他的都很尊重，说他有学养。他是懂桐城派的这套东西的，但是鲁迅和周作人的这种审美遗绪在他身上保留的特别的多，可以说把古代文章的那种精妙之美和现代文章的这种思想的锐气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文本。这几个人基本上都属于言志派的，属于周作人的传统，也属于学者之文。

比他们稍微轻一点的还有几个人也值得一提，比如有一个作家散文家叫邓云乡，邓云乡在中华书局出了二十几本书啊，他当时写了一本最有名的叫《鲁迅与北京风俗》，谈北京的胡同啊，谈北京的吆喝声啊，北京的建筑啊，北京的街市，宫殿，河流，特别有意思。他是周作人的学生，散文有内容，是被历史的气息所包围着的，他不是说那种非常简单的白话，它背后有东西。邓云乡是有一点点老京派的东西在里面。他晚年一直生活在上海，他关于北京的描述成为了现在认识北京不可不读的读物，他们身上真是把中国士大夫的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东西都结合起来了，是非常重要的写作者，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近三十年的散文有了一点味道

除了这些人以外，年轻的一代开始出现，他们也模仿周作人这一派的东西，代表人物是止庵，现在活跃在学界书评界的一个学者，他比我小一岁，他没有职业，是自由撰稿人，老在各个出版社兼职，过一本《周作人传》，写的非常好。他最早整理了废名的译文集，周作人的39本散文选就是他编的，包括周作人晚年翻译的古希腊悲剧和日本的文学经典，都是他整理出版的。那么，止庵他作为一个中年的一个学者散文家，他研究过庄子，研究过废名，研究过周作人，当然他对绘画，对西方的小说也都有研究，他是像周作人那样要博览群书，在东西书林里面穿行，像蜜蜂采蜜一样到处采撷文化的精华，然后写出小品散文来，写的比较有趣。这个人应该说是当前最活跃的一个散文家。

再一个就是缪哲，现在是浙江大学的一个老师，他长期是没有工作，这个人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散文写的非常好，他写过一本散文集叫《祸枣集》，就是一个小册子，已足以使那些出了几十本散文选的人汗颜。他是一个翻译家，古文又好，很有学养，他翻译的书都非常有趣，而且他的文字很幽默、典雅，你读他的散文就像进到宝石店里碰到一个非常好的玉一样，那样的一种感觉。他的书卖的非常好。但是当代中国散文界的批评家们几乎不谈他，批评家们有知识的盲点，根本就不会写这样的文章，那么丰富，对东方文明的认识，他的观点是很有意思的。他认为最好的文章是不文，最好的诗是不诗，这个跟刚才讲的逆是一样的，不文，不诗，他整个的写作是一种反向的写作，他非常有气魄，他说：中国的旧诗的确不把所有的感受，事物和诗词作为材料，饱读诗书的古人因为教养的缘故，感受的范围是甚为狭小的，稍不小心越了出去，就难免不诗，或流于打油。现代人的生活内容既大异于古代，感受的方式也就有别于古代，写旧体诗又要写的真切，则以古代的标准就难免打油了，比如古代以为贬谪，无改造，有名士锻铁，无诗人拾粪，有贪官，无官倒，有商人放官，无官办商人，有娼妓弄人，无文人为娼。这一类现在才有的，要么怎么写，才风雅，才合诗道，才不打油呢？黄药子先生有诗说：思道无邪何打油，话点到睛，只要敢直面，不粉饰，事儿既然打油，诗也必然打油了，好做旧诗的诸老辈如聂干木，舒芜，黄苗子，杨宪益和邵燕祥先生等所以称自己的旧诗为打油，顾是先谦虚，也是实情。他这里是谈什么呢，谈打油诗，就是不正经的文章，黄苗子，舒芜，刚才他所介绍的这几位学者，尤其是这个大翻译家杨宪益，他们都写打油诗，他们的文章也很有意思，他们都是不诗不文，缪哲非常的欣赏这个观点，欣赏他们这种旁门左道，带有匪气的文章。我们中国的文章太装了，太假了，太装孙子了，写文章就要把自己当成圣人的弟子，或者以代他人来讲真理，来说大话，用汪曾祺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洒狗血，这个都不是好文章。你看这些人的文章，他们都是率性而为，无所顾忌。我刚才讲了，这个就是说，周作人的这样一个传统，它作为学者之文的一种，在当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而且我们未来要出大的散文家，我想很多人一定要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继续攀援，他们已经给我们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这些人的写作，哪怕是写学术文章，也是美的，他们的文字里有一种享受，可是我们在很多作家之文里没有这种感觉。专门好写散文的有一批人，也写出了很好的作品，很有生活气啊，没有问题，但是读完了你就不会读第二遍，这些人的文章你会反复来吟咏，为什么，就是因为在他们文字的背后有智性，有历史，有哲思，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刚才讲了周作人传统的复兴，刚才有个老师问我，周作人传统的特点是什么，这个不太好一句话说清楚，它是一种超功利的一种文化，周作人认为，五四以后，鲁迅他们走的都是一种带有功利色彩的文化道路，他特别向往古希腊和日本文化里面超功利的部分，所以他是不注重于政党政治大众意识形态的，他注重于人的日常行为，把生活艺术化，那么把文章趣味化，学理化，他注重的是这样一种写作方式。所以后来像林语堂沈从文他们很多人都在他的暗示下慢慢地结合其他的参照形成自己的风格，影响非常之大。而且周作人在革命最激烈的年代，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主张苟全性命于乱世，写了大量的花鸟草丛方面的文章。他和鲁迅都主张翻译法布尔的《昆虫记》，只有深入的了解了昆虫才能了解人类自己，人太功利了反而看不到自己，只有像古希腊文明那样，大家不被一种现实的观念所扰，而进入了一种超时空的凝视的状态，我们才能反身发现人自身的隐秘。古希腊出现了那么多的思想家，那么多的学术形态，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游戏。

比如辨士，就像辩论：两个人辩论的时候，一个人把他绕到弯里，那人就输掉了。有人就总结，辩论里有逻辑。逻辑学的萌芽就这样产生了。就是这个游戏超乎功利的这样一种游戏呢，恰恰能够表现出人的心智来。从孔夫子开始，我们的文学就讲“用”，老子、孔子都讲“用”，“用”就是要经世致用，要治人，或治于人，就是讲这些，其实最后发现 ，就是讲“用”的时候，其实你这套东西对于国家、民族文化形态是没有用的，所以无用之用，为大用。这个是周作人只是群落的基本精神点。

除了周作人传统，还有一种就是鲁迅的传统。鲁迅研究到新中国成为显学，由于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会上讲话和1938年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边高度地评价了鲁迅，新中国以后，关于鲁迅的研究成为显学。但是我们的鲁迅研究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它都是在列宁主义的符号下进行鲁迅研究，鲁迅的思想是非列宁主义的，鲁迅思想跟普列汉诺夫，跟早期的卢那察尔斯基，跟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比较接近的。但后来用列宁主义的符号来研究鲁迅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所以那时候的研究是伪研究。很多东西现在不能再读，50年代到70年代的研究鲁迅的文章能站住脚的很少，包括一些回忆录，很多都是假的，回忆录的史实都不真实。这个是个灾难。所以到80年代开始，王富仁博士提出一个口号，叫“回到鲁迅那里去”，就是说你们现在讲的鲁迅都是假鲁迅，我们回到真正的鲁迅去，就像当年欧洲有个思想家说“我们回到康德那里去”一样。这个时候，关于鲁迅的读解，关于鲁迅的认识，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是来自于两部分人，一部分来自于作家，一部分来自于学者。那么在作家里边对鲁迅了解最深切而且描述最老道，今天读来还让我们感动的，是这个人——孙犁。

大家知道孙犁在抗战的时候是个革命作家，50年代他突然得了一场大病，就远离城市，他一直是《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他就远离流行色，在青岛，在各地疗养，有的时候就在自己家里呆着，他苦读古书，按照鲁迅的藏书目录一本一本地买书。鲁迅博物馆的藏书有一万四千册，鲁迅的所有的藏品。他按鲁迅购书的书目来买书，鲁迅读什么书，他读什么书，当然他也读鲁迅没有读过的书，比如鲁迅的日文书他读不懂，还有英文俄文书他读不懂。他晚年的写作文风大变，由早期的《荷花淀》的那种清灵典雅，那种童话般的写作，一下子进入非常沉郁幽暗惨烈的语境里面。他有一本小册子，叫《书衣文录》，多是文革期间写的。他突然发现，他在早期对鲁迅的认识是有问题的。早期对鲁迅的认识仅仅是从鲁迅的革命性，鲁迅的民众性来认识鲁迅，而且他是从善良意识出发来解读鲁迅，他经历过文革，经历过五十年代的动荡而产生思想的变化。他说早年，早年我们的革命是发扬人性的优点，到了文革，我们的革命是发扬人性的丑陋的一面，用人性的丑陋的一面来进行革命。然后他认为，他早期相信人性善，晚年变成相信人性恶。当他接受了人性恶的思想以后，就发现鲁迅思想中的黑暗的东西恰恰是中国社会一种变形的反映。而鲁迅那种黑暗的体验，也给他带来了诸多的刺激。所以他的文字就由那种我们觉得像田园式的味道，一下子进入到了鲁迅的《野草》这种带有血色的，灰暗的，像小夜曲般的低音的那样的境地。所以他在晚年写的《无为集》、《曲终集》等等这些小册子，在90年代风靡全国，直到今天，孙犁迷还非常多。文章都短小，都是小品文。他在文章里边进场骂周作人，因为他的读书趣味虽然跟周作人很接近但他觉得周作人这个人只爱自己不爱别人，他们超越功利，他们远离血与火，他们只知道自己精神的愉悦，而很少像鲁迅那样去普度众生，有那种慈悲之感。所以孙犁在自己的文章里不断重复着鲁迅，他几乎每一本书里面都有大量的关于鲁迅的言说，很有意思。就在那个时候，他写文章开始有一种“鲁迅风”，他绝不趋炎附势，绝不轻易说一个作家好，他敢于直接指出文坛的问题。比如北京有个作家叫刘绍棠，很有名的一个小说家，认为有一个乡土派，孙犁是其中之一。孙犁说：“我不是乡土派。”当时刘心武和刘绍唐他们写出小说在《十月》上发表以后，寄给他，让他评，他回信，就尖锐地批评他们，说你们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你们根本不懂得文章之学，你们的文字太简单了，你们的文章写得没有“真”，有问题。有一次他在河北的一个《莲池》，很小的一个县级的小杂志那部刊物上发现了一篇小说。这作者叫莫言。莫言写了一个瞎子，这小说叫《音乐》，这是一个瞎子在卖唱，到后来被一个老板发现，决定利用他唱歌来挣钱，后来瞎子知道这个老板是为了让他赚钱，他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孙犁说，这个故事很感人，而最后瞎子离开这个家的时候，有一种飘逸之美。孙犁这个人眼光很厉害。汪曾祺当时几个小说出来以后他评价很好。贾平凹最推崇他了，贾平凹出版第一本散文选找他给写序。孙犁的文章是直面人生的。他在自己的文章里面把六朝文的美质衔接起来，而且鲁迅的嬉笑怒骂，特别是鲁迅那种沉郁的笔锋，被他继承下来。他之所以能够吸取鲁迅沉郁的笔锋，是因为他按照鲁迅的书目读了汉代造像，比如说南阳的汉画像，祠的画像，徐州的造像，他都去读，他在读这些的过程中也发现鲁迅写古文偶尔有写错的地方，比如鲁迅谈《颜氏家训》，鲁迅把里面内容记错了，他就发现了，当时学界那么多研究鲁迅、研究古文学的人，都没有发现鲁迅记错了，就孙犁发现了。而孙犁在文章里面永远是低调的，他认为自己是个失败的人，所以他写作的时候，是以一个失败者的口吻来面对历史和面对他人，绝没有趾高气扬的那一面。他跟鲁迅一样，包括王小波，他们都是这样，首先颠覆自己，然后颠覆他人，把自己看的很低，但是这种“低”里面它充满智慧。所以孙犁的写作是中断的鲁迅传统复活。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到处都能看到杂文，都是模仿鲁迅的，他认为这种杂文是死的文字，他说，太像鲁迅，太模仿鲁迅一家，你成为不了大家 ，要想成为像鲁迅那样的人，就必须像鲁迅那样，要在东西文化中游弋，要阅读百家，杂取种种，最后变成自己。所以他像鲁迅一样成为一个杂家，他读了那么多的书，而且他的书，他写的提要，他写得题跋，写的书话，可以说是精善秀雅。这是孙犁。我们不多讲他。

张承志，我们上学期请他来讲过一次，他写关于鲁迅的文章有好多篇，他自己的散文深受鲁迅的影响，当然，他因为研究考古学，搞历史研究，他最近一段时间研究拉丁美洲的文化，包括中国西域的文化。他最崇拜两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他的文章非常之好，他的小说和散文，有一种浩然之气。90年代知识分子很多都纷纷下海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叫《以旗为笔》，还写过一篇文章叫《清洁的精神》，礼赞了中国大西北穆斯林的那种清洁的精神，在物欲面前不为心所动，有一种崇高的信仰。张承志在《黑骏马》，在《金牧场》等作品里面，尤其是在《心灵史》，他对历史的勾勒，那种惨烈之气，鲁迅的《彷徨》和《野草》里就有，他是从那个旋律里过来的。他非常好地继承了鲁迅的东西，当然，他也吸收了像吉尔吉斯斯坦的著名作家、一个前苏联的作家叫艾玛托夫等人的写作。他是在当代散文（作家）里面能够给人带来启发的一个人，他在杂志上发表的一些散文和随笔，几乎每一篇都有深切的学理在里面，他在咀嚼我们的历史遗产，还有在东西方文化瞭望之中所产生的意象是非常有趣的，当然有一些观点人们也质疑他，比如在80年代去美国，在那写过一篇散文集叫《绿风土》，他去了美国一看，高楼大厦，这么富有，当时中国人很惨，他就感叹：“美国，缺少一次失败。”他的文章非常的有血性，有那种失败的子民又不屈于失败的那种果敢、顽强、浩然之气，依傍于鲁迅，在50年代和70年代，人们对鲁迅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他却进入到心灵世界。如果说孙犁是在文章学和文章的态度上在审美的态度上继承了鲁迅思想要义的话，张承志应当是说在他的学术观和审美维度上继承了鲁迅的遗产。

还有一个，林贤治，这个人没有念过大学，但是他写了大陆人写得最好的一本鲁迅传，就是《人间鲁迅》。香港有一位曹聚仁写得也很好。他写得最好。他的散文独成一格。他的诗写得也很好。他很孤傲。他是敢于说不的一个人。他的散文充满对俄罗斯文明的敬仰，特别是他对斯大林统治下的知识分子挣扎的描述，以及对纳粹统治下的德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描述，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面的囚徒精神境遇的思考，都有会心之处。而且他描述中国的近现代的思想史以及乡村生活，处处能够感受到鲁迅杂文和小说里的魅力。他直接受到鲁迅的影响，当然，他也吸收了其他作家的影响。鲁迅风在他身上也是非常非常明显。

好，刚才我们讲了周作人传统是一种超功利的，受他影响的这些人的写作，有对人生的一种咀嚼和悠然，它是一种不是很浓烈的清淡的轻灵之美。那么鲁迅那个传统下，受到他影响的这些散文家的写作就是很峻急的，很奔放，但又很沉郁的一种品格，他们是这样，很有思想，他们的思想是燃烧自己，就是把自己烧掉，而且在拷问自己 ，拷问自己的灵魂，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马拉佐夫兄弟》和《罪与罚》里面写的对人的灵魂的拷问，而鲁迅的精神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都有，他们的写作充满焦虑、紧张。而周作人传统下，他们的焦虑是淡淡的，别有忧愁又痛苦，但是他们能够用一种淡雅的态度对之，所以他们的文字都非常的节制。这些人的文字，就是浑厚的交响，轰鸣的，吵杂的，无序的。我们概括的这两个传统，其实这是当代散文写作两条最重要的路径，但是他只是我们整个文学生态里的有限的一部分。

汪曾祺先生曾经概括中国当代的散文，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想念给大家听，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给我们很多的启发，他概括了中国当代散文的特点，他说“宋人笔记，简洁潇洒，读起来比典册文亲切，《容斋随笔》可以为代表。明清考八股，但要传世，还得靠古文，归有光、张岱，各有特点，桐城派并非都是谬种，他们总结了写散文一些经验，不可忽视，龚定庵造语奇崛，影响颇大。五四以后，散文是兴旺的，鲁迅、周作人沉郁、冲淡，形成两支。”那就是说，五四以后的散文，大致可以以沉郁和冲淡这两支来分支，那么它们的代表一个是鲁迅，一个是周作人。这个是80年代汪曾祺在自己散文集的自序里边说的一句话。

像汪曾祺这样的作家，他是沈从文的学生，他应当是周作人传统的，但是他早期又收到现代派的绘画和现代派小说的影响，他也有一点这种非理性的东西，有一种像刚刚缪哲讲的一种“非诗非文”的“匪气”的文章，他的小说，尤其他的剧本，幽默、反讽意义之强是非常罕见的。汪先生他的散文也是当代散文的一个高峰。他的《蒲桥集》这些作品都非常的好玩，他应当说是不是从鲁迅和周作人尤其是周作人传统那移植下来的，他自己一下子回溯到宋代人的笔记，从宋人的笔记和晚明的小品出发，加一点五四周作人、废名和沈从文的一点传统，所以他散文的格局、漂亮和有趣，超过了张中行、吕叔湘和舒芜、邓云乡这些人，因为他更懂得文章之道。现在汪曾祺非常红，他的粉丝非常多，因为他的文章更衔接我们中国的士大夫的传统，但是现代人的现代意识也非常浓烈。他是个奇迹。应当说，在鲁迅和周作人之外，汪曾祺自成一派，他形成了自己的一个传统。

但是其实在整个散文的园地里面，充满智性的还有一类散文家，他们不是开始就触摸到五四先贤的文本，他们出道的时候阅读的是革命的文学和西方的文学，那么在革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双重召唤下，他们年开始追求一种新的智性，那就出现了史铁生，周国平，王小波，赵园等等一大批优秀的散文家，这些人的写作呢，我们都不能把他们纳入到鲁迅的传统或者是周作人的传统，他们另辟蹊径，有自己的风格，包括像余秋雨这样的，虽然大家对他有争议，但是他的确影响了我们当代散文的写作。

那么在史铁生、周国平、王小波这些人的写作里面，他们呈现出一种或者从神学的层面上进入人的精神的幽深的领域，要么是从德国近代哲学里面来吸取精神的养分进行写作，打开精神的窗户。从神学里面受到暗示，就是史铁生，他特别崇拜的就是我们文学院的刘小枫教授。刘小枫教授的书籍都是在他太太的出版社夏星出版社出版。刘小枫之前是神学研究的专家，现在主要搞古典学研究。刘小枫关于神学的论述对于史铁生影响巨大。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非常有名，但是他的《务虚笔记》和《病隙碎笔》这些散文都是带有神学的精神的。去年我们在这开了史铁生的追思会。史铁生从宗教、心理学、性心理学，妇女研究，儿童研究等方面他吸取了很多营养。他最后形成一个独语体的文本，他是完全颠覆了早期的红色话语，也颠覆了五四以来的小品写法，他直接和那种神学和思想家的文本进行对话和交流。所以他经常思考的是存在的有无问题。他成为了一个思想的叛逆者。他认为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叙事逻辑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就在于我们的中国人在表达自己思想和审美情调的时候，话语方式是被世俗化的，是世俗的语言，他不能够生长出思想和智慧，不能够解决人生的疑问，或者说也不能够拷问存在的实有和虚无。他不断地瞭望时空，欣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是超越世俗层面的写作，而他远离流行话语以后，找到一个残疾人才拥有一个思想者才拥有的话语方法，他的语言，是很值得哦我们深入研究的。

当然，周国平的散文大家读了很多，周国平是研究尼采、研究古典哲学、近代哲学的。他的思想基本是从欧洲传统过来的，加上他生活中的苦楚的经验，形成了他自己的文本。周国平的散文非常好，他的散文不断地被赞誉，原因就在于他首先是一个学者，作为一个思想者，他常常可以在我们学界的语言和日常生活发现传统的散文和传统的话语在逻辑上的问题，所以他的散文经常有一些惊人的句子令我们惊讶。他的特点是有一点点受到尼采的强力意志和对自由意志态度的影响。当然他也特别喜欢鲁迅，有一次我请他到鲁迅博物馆去演讲，到了鲁迅的书房，他就感慨自己年轻的时候怎么读鲁迅的书，后来他走向了尼采。但他又从尼采的世界里出来了，形成了自己的一种散文话语方式，也是自言自语的一种独语体。

王小波，大家知道，他的散文也是非常受欢迎的。王小波是真正意义上在鲁迅之后开辟了另一个审美走向、使我们的小说具有了另类之美的一个作家，完全撇开了五四的传统，这个是他对中国百年文学的一个巨大贡献。王小波的思想的源头应当说是拉伯雷的《巨人传》，审美上是这样的，哲学上是罗素的哲学，包括爱因斯坦的一些理念，在小说上他特别喜欢的是尤瑟纳尔和卡尔维诺还有博尔赫斯这些作家。我曾经和李银河一起策划了一个王小波的展览，脚本是我写的，李银河把她所有关于王小波的东西都提供给我。这次王小波展，都是青年人来，喜欢他的人很多，有人还出过好几本叫《王小波的门下走狗》的书，崇拜他的人很多。王小波的散文是当代智性散文的一个标志。刚才我说过，他说我们传统的写作，越写越让人傻，是一种愚昧的写作，所以他说：“我反对愚蠢，不是反对天生就笨的人，这种人只是极少数，而且这种人还盼着变聪明。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愚蠢里都含有假装和弄假成真的成分；但这一点并不是我的发现，是萧伯纳告诉我的。在他的《匹克梅梁》里，息金斯教授遇上了一个假痴不癫的杜特立尔先生。息教授问：你是恶棍还是傻瓜？这就是问：你假傻真傻？杜先生答：两样都有点，先生，凡人两样都得有点呀。在我身上，后者的成分多，前者的成分少；而且我讨厌装傻，渴望变聪明。所以我才会写这本书。”那就是这本《我的精神家园》。他接着写道：“在社会伦理的领域里我还想反对无趣，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据我的考察，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优雅，收获到精雕细琢的浪漫；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呆的这个社会里，什么都收获不到，这可是件让人吃惊的事情。看过但丁《神曲》的人就会知道，对人来说，刀山剑树火海油锅都不算严酷，最严酷的是寒冰地狱，把人冻在那里一动都不能动。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在这个领域里发议论的人总是在说：这个不宜提倡，那个不宜提倡。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要真是这样，就不如不活。罗素先生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睁开眼睛往周围看看，所谓的参差多态，它在哪里呢。

“在萧翁的《芭芭拉少校》中，安德谢夫家族的每一代都要留下一句至理名言。那些话都编得很有意思，其中有一句是：人人有权争胜负，无人有权论是非。这话也很有意思，但它是句玩笑。实际上，人只要争得了论是非的权力，他已经不战而胜了。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为此也要去论是非，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我开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总得申明我的态度，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的写作其实就是反对装假、装傻或者说装孙子的文化语境的抒写，他在一个无趣和无智的时期，用自己的狂欢式的写作，用看似很黄色的、很龌龊的、很低级的语言表达了一种最圣洁的思想。我们读王小波的书不觉得它是色情的淫荡的，他写的色情，但是你没有那样的感觉，跟拉伯雷的《巨人传》里的狂欢非常接近。他谈到色情的时候特别的有意思，他说：“坦白地说，我对色情文学的历史有一点了解。任何年代都有些不争气的家伙写些丫丫乌的黄色东西，但是真正有分量的色情文学都是出在‘格调最高’的时代。这是因为食色性也，只要还没把小命根一刀割掉，格调不可能完全高。比方说，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出了一大批色情小说，作者可以说有相当的文学素质；再比方说，‘文化革命’里流传的手抄小说，作者的素质在当时也算不错。要使一个社会中一流的作者去写色情文学，必须有极严酷的社会环境和最不正常的性心理。在这情况下，色情文学是对假正经的反击。我认为目前自己尚写不出真正的色情文学，也许是因为对环境感觉鲁钝。前些时候我国的一位知名作者写了《废都》，我还没有看。有人说它是色情文学，但愿它不是的，否则就有说明意义了。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和‘文革’时的中国人一样，性心理都不正常。正常的性心理是把性当作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但不是全部。不正常则要么不承认有这么回事，要么除此什么都不想。假如一个社会的性心理不正常，那就会两样全占。这是因为这个社会里有这样一种格调，使一部分人不肯提到此事，另一部分人则事急从权，总而言之，没有一个人有平常心。作为作者，我知道怎么把作品写得格调极高，但是不肯写。对于一件愚蠢的事，你只能唱唱反调。”这是他的一个随笔。王小波在他的《沉默的大多数》里还有其他的文章里写到这些话题，他是用一种不正经的口吻，一个坏孩子的口吻来述说。我曾经有一篇文章叫《坏孩子王小波》，就是说他就是一个坏孩子，他就会捣乱，他就和我们这个假正经的文化精神捣乱，但是写的都是真事儿，写的都是最本质的、最真实的东西。他是用笑的方式、用癫狂的方式来写文章的，这也是他的审美方式的特征，的确是我们这一代文坛所没有的。他是一个奇特的存在。有人说他是一个自由主义作家，我们可以讨论，他喜欢罗素的哲学，他的小说里经常用一些变形的、时空完全和常态不一样的方式来呈现人物，非常有趣。他在写小说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自己完全被这个时代离开了，他写的不是这个时代，但是他是用天外来客般的语言来写作，这就是写作的愉悦。他的随笔、他的散文卖了几十版，原因就在于其中充满了智性。关于这个作家还有很多内容，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多讲。

最后想要讲一个有争议的但确确实实是有趣的带有智性的一个散文家，木心。我和人编过一本《读木心》，据说也卖得很好。木心的写作也是非常奇异。他55岁时离开上海去美国留学。他去的那个学校就是当年闻一多去的那个学校。他早年是在杭州读书，是浙江乌镇人，茅盾的外甥。他曾在杭州艺专就是林风眠的那个学校，也在上海的一个美术学校学过美术。他一直在搞设计，人民大会堂还有全国的一些装饰展览他都做过。这个人非常有趣。他去了美国以后，当时在一个华人的报纸上写随笔，写散文，然后被台湾出版商看中，在台湾出版他的散文，他的诗，他的小说。台湾给他开过研讨会。木心是一个非常有创造性的作家。他文字实在太好。他是个遗民，民国的遗民，他自己的写作完全不用49年以后的话，用的是民国的话，但他最喜欢的是六朝。他对法国诗人兰波情有独钟，对波德莱尔，毕加索都很喜欢。他对小说最喜欢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德烈·纪德。他在自己的文章里边，表现出和钱钟书同样的智慧。他不屑于中土人的这样一种心理写作，他在自己的散文随笔里面形成一个丰富的世界，一会儿在古希腊，一会儿在波斯，一会儿在中国的六朝，一会写纽约的感受，一会儿写埃及的感受。他是一个游荡在东西方文化的奇人。他的古文非常好，他有一本诗集叫《诗经演》，用的是模仿《诗经》写的一本诗集。他对汉赋的语言非常敏感，他把先秦到两汉之间语言最精妙的部分吸收到自己的脑子里面来。所以他的散文一出笔就让人感觉也是一个天外来客。如果说王小波是个纯然的孩子的话，他则背负着东西方文明，他和钱钟书一样，背着那么多的文明的信息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当时他根本瞧不起当时中国的小说家，诗人和散文家。他在纽约一天至少写五千字，有时一万字，他一天到晚都在写，一直到他83岁去世。他在79岁那年才从纽约由陈丹青把他接回国内，住在乌镇。他一生都没有结婚。他的文章的特点是他在自己的有限的句子里面，叠加出无限的意象。

他会写汉俳，大家知道日语里面的俳句，我们在一茶的诗都会感觉到日本诗句的美。但是能够写汉俳的人很少，就一个句子，就那么十几个字，里面能叠加出无数的意象，这是不简单的。他有个散文集叫《哥伦比亚的倒影》，其词语的丰富让人感到惊叹。就像钱钟书在《管锥编》里面，打通中西，就像出现一种画境一样，他也试图做到这样。但他并不是每个都成功，他有一些作品有一点点过于追求辞章之美，有点做作，所以有些人看了不是特别舒服。比如《上海赋》，他是学汉赋的方法来写，他说不妨赋一赋上海，写上海开埠以来的历史。当年他的文章从台湾介绍到大陆以后，作家陈春说当时就像被雷电一般击打，散文能这样写。他说话中的妙语特别多。他是充满智性的，喜欢德国的古典哲学，喜欢古典音乐，对现代音乐也有特别的体会。他谈音乐谈得特别好，谈诗，谈绘画也有特点。去年陈丹青整理了他的讲课笔记。你看他讲的西方文学史，讲得非常的精妙，木心这里，散文就既不是像鲁迅那样直面惨淡的人生那样沉郁和悲凉之美，也不像周作人的散淡，当然也不像史铁生对宗教、周国平对尼采哲学，以及像王小波对罗素哲学和现代科学理性礼赞那样的文明，他不是，他是一个才子的散文，他在自己的散文里面，把历史，哲学，把一切都诗化，他可以用诗点燃一切，所以他的文章我们读起来别具一格。

比如，他有一篇散文，写到那时我在雅典，就写和雅典的先贤对话，那时我在古波斯，和古波斯的先贤对话，那时我在六朝，和六朝的先贤对话。他在游荡里是一个很闲适的灵魂，在东西文明游荡的过程中，他对各国的文明表现有诗化哲学的味道。他的散文就一下子使我们当代的散文出现了无法用概念来划分的类型，非常有趣，追随者非常多。在他看来我们的汉语已经被污染了，汉语已经被政党意识和商业意识给污染了，真正的汉语应当是美的是智慧的，这和王小波讲的智性是惊人的一致的。他特别推崇周氏兄弟，但是提出鲁迅和周作人的问题，试图自成一家。但是由于年迈，知识结构有问题，所以他的散文只是在一部分青年里流行，很多中国的当下一流的批评家和散文家并不认同他。后来有一次，有个批评家们对话，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来，我提交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木心。后来北京大学的洪子诚教授就跟我说，他说:“木心，你说他的诗歌散文很好，抱歉，我没觉得好。”当然，我非常尊重洪老师，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并不是我认为好，就说明我的见解就对，也可能我的见解是错的。

我说：“现在我们说木心不好，不是木心的问题，而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都是在单值情况下的。不敢做精神的做流浪，都是在框子里面写作，都是奴性的写作。但是木心他是游走在东西方的智者，他的写作就是汉语的藩篱里面飞出来了，他有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讲，木心的散文真的在鲁迅和周作人传统之外，他的意义不可小视，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读读。

我的结论是，我们的白话文写作不到一百年，在这一百年里我们的写作经历了很痛苦的历史过程，有收获也有荒年。但是我们六十年的散文写作里，尤其是最近三十年的写作过程中，在渐渐地恢复我们固有的文化形态。我们由单一的文化形态变得多元了，出现了不同的作家群，当然每个作家群都有自己写作的限度。在五四大的传统之下，这三十年又形成了新的传统，像史铁生、王小波，包括陈丹青，我在我的这本散文集里编了冯至、台静农、杨绛、吴冠中、高尔泰、辛丰年、李欧梵、钱理群、周国平、冯骥才、赵园、余秋雨、张承志、北岛、铁凝、汪晖、冯秋子、贾平凹等人的散文。我认为他们的散文或多或少的带有一种智性，这是一种使我们的汉语从模化的语言，从单一的道德化的语言里面出离的一种新的文本。他们的文章回到了自身，也回到了本源，虽然每个人深浅不一，但的确丰富了我们当下的生活。

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青年人的写作，不一定依傍在哪里。开始我们可能受某些人的影响，但最终一定要回到自身、要成为自己。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只是你的智慧的潜能没有被发掘出来，假如能发掘出内在的潜能，你能够与东西方对话，与现实对话，与自己对话，我想一定能写出很好的散文来。所以汉语是有希望的，这个希望就仰赖在座的青年。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作家谈写作”讲座录音，唐亦文、张亮、张鑫磊、郁坤铭、王伟整理，汤欢、李琦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