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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晚，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殿爵中国古籍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刘钊先生为强基计划古文字班本科生和旁听研究生带来了“古文字研究漫谈”讲座，讲授了关于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的当前形势、新技术带来的整理和出版的变革、出土文献的释读等相关内容，在场师生都大受裨益。讲座由文学院王贵元教授主持。

在讲座的最开始，刘钊先生就提出，当前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的前景繁荣。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和国家资源的倾斜：2014年成立了由九院一所一院组成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协同创新中心；2020年高校推进“强基计划”；2021年将进行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同时还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等国家重大项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出土资料呈井喷式面世，关于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的专业刊物相应增长，拥有较强研究实力的高校也逐渐参与到出土文献的第一线研究中。

接下来，刘钊先生提到，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越来越趋于精密化和立体化，对古文字资料的著录、整理和研究越来越精细和全面。照相、红外线、计算机技术和印刷技术的提升，是这一进步的主要助力。用新技术重新整理旧材料是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两大途径之一。

刘钊先生以甲骨的整理著录为例做了说明。甲骨的整理著录从最开始的单一的拓片著录方式向现如今的集彩照、拓本、摹本、释文、对照表等全方位的呈现形式发展，尽量避免了最开始只有拓片时由于只拓字或只留字、拓片技术不过关、钻凿形态不被记录、各研究中心信息不互通等导致的原始信息缺失，并因为四色摄影的照片三维立体角度准确、色彩还原不失真而可以尽可能保证实物和照片相近。而且传统著录方式中，毛笔摹写虽然笔画干净，但却有较大失真；硫酸纸描摹虽然较为还原，大小一样，但是笔画粗细一样，也丢失了很多信息；而拓本负片虽然最不失真，但却难以判断笔画和沥痕。现今，现代技术的发展都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不过，刘钊先生还特意提醒，拍摄甲骨时要有对甲骨材料非常熟悉的甲骨研究者跟拍，排版、调色、抠底、缩放、印刷环节也是如此，以保证在出版环节准确把握甲骨照片的色调。只有这样，才可能使甲骨拍摄的照片字迹清晰、钻凿符合实际视觉感觉、光线柔和。

接着，刘钊先生又提到了金文的整理著录。现在的研究者们可以通过重新测量、椎榻、照相、计算器画线图、x光照相、3d扫描等来得到以前忽略的信息，包括墓葬信息、伴出物、成套器物情况、铸造形式和特点、铜锈状态、残留的食物、液体、包装物遗迹等。为了让我们更加理解这一过程，刘钊先生还列举了“蛛”的字形确认来证明x光照相的强大作用。

对于简帛的整理著录来说，彩照与红外扫描的配合可以通过墨汁深入情况来确定正面字形，正面与反面的结合可以让背面的划痕等边缘信息来辅助判断简的先后顺序，严格测量尺寸可以让简的厚度和弧度来提供更多的信息，基于数字图像处理的出土简帛字形图像的提取方法可以让照片更加贴近实物。刘钊先生特别提到了日本的sinar p2相机，是拍摄简帛的利器。

但是刘钊先生也提到了现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争议和问题。一是对于拍摄的照片来说，研究者们是修旧如旧还是修旧如新。二是保存时间和失真程度的冲突，以湿简为例，脱水会导致简的变形，但不脱水以目前的技术来说无法延长保存时间。所以，现在的技术还是有很多不足之处，研究者们仍以抢救性发掘、保护性发掘为主。为了摆脱这样的困境，刘钊先生提到，今后需要利用新技术（譬如ocr软件）将所有古文字研究的论著制成数据库，可以进行任意的、适应各种条件的检索或对比，并尽早将vr技术用于出土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再现；开发人工智能，从拼缀、识别图像图形、智能检索开始，到独立考释文字。

随后，刘钊先生为了让大家对出土文献的释读过程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举了许多例子，深入浅出，明白晓畅。对于甲骨文，刘钊先生举了嘎拉哈、中国最早的流星雨记录、战争记录、妇好分娩、虹的出现、戍守部队、“王亥”中的“亥”等例子；而对于金文，刘钊先生提到了利簋、天亡簋、何尊、豳公盨；刘钊先生还提到了简帛中《荀子·成相》与秦简的比较、黄帝铭、战国鸟书带钩箴铭。刘钊先生通过这些例子说明出土文献对于探索当时社会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出土文献中，不仅能看到天气、习俗等日常生活的碎片，还可以一窥当时的思想文化，为摸清思想脉络作出了巨大贡献。除此之外，刘钊先生以建、馘、集、临、保、匫、礊为例说明了出土文献对于古文字研究本身的作用——探究造字的过程、字的本义等。出土文献还可以对传世典籍中的词汇加以重新解释，比如《吕氏春秋·观表》中相马篇里的“前”“后”的解释。

讲座结束后，刘钊先生还耐心解答了三位同学的问题，给同学们答疑解惑，让同学们受益匪浅。

供稿：刘雨婕 王子舞

供图：路志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