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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14时30分，题为“沈从文的接受史”的专题讲座在逸夫第二报告厅举办，本场讲座是黄子平教授“沈从文八讲”系列讲座的最后一讲，著名学者钱理群、赵园作为嘉宾共同参与了演讲，讲座由文学院李今教授主持，文学院党委书记朱冠明副教授、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杨联芬、张洁宇、孙民乐、姚丹等几位教授也到场听取了讲座。

讲座开始前，由党委书记朱冠明副教授致辞，他代表文学院对钱理群、赵园两位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黄子平教授三年来在学院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和敬意，并预祝本次讲座圆满成功。

讲座正式开始后，首先由赵园研究员分享自己关于沈从文研究的一些成果，她认为《边城》是沈从文最为“干净”的作品，这不仅体现在文字的雅洁，也表现在其思想内容上没有任何“不洁”的东西，这一时期的沈从文摆脱了早期作品的野莽气，对于文字强度、浓度的追求消失殆尽，从而体现出一种由绚烂而至平淡的境界。她进一步指出沈从文的这种转变与其个人生活的逐渐稳定有关，并由此分析《边城》体现出的沈从文的中年情怀，他在进入中年后对于世界、人生的一些思考都凝聚在《边城》的世界里。

钱理群教授则从大变革时代的知识分子命运的角度进入沈从文研究，他首先指出1949年沈从文面对的三个问题：来自外部的政治批判、家庭内部的情感危机、陷入绝望的孤独感。这三个问题逼问着沈从文，迫使他思考“我是谁”的问题，而当沈从文发现自己与这个即将到来的新时代格格不入的时候，他选择了自杀。在自杀被救之后，沈从文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思考，钱理群教授指出，沈从文具有强烈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他通过对“新爱国主义”、“新人民论”、“新唯物论”等三个问题的思考，最终决定“默然归队”，等待着被新时代重新接纳。其次，钱理群教授对沈从文1949年后的写作困境做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沈从文的写作困境实质上在40年代就已显现，只是在1949年后表现的更为明显，他通过举例分析得出结论：沈从文的写作困境是时代转换和个人才力走到极致的合力的结果。因此，他认为沈从文最后选择文物研究和服饰研究是明智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他小说的延伸，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也在服饰研究中得到了完善。

最后，由黄子平教授讲述沈从文的接受史，他以《边城》、《湘女萧萧》、《风柜来的人》、《小武》等四部影片为例分析沈从文的文学在当代是如何被改编、吸收的。他指出沈从文在当代的“被接受”包括两方面，包括对原作的改编和对其文学精神的吸收。黄子平教授通过对电影《边城》的分析指出对于沈从文作品的电影改编是困难的，因为沈从文的小说更注重的是意境而非冲突，他认为沈从文心目中理想的《边城》电影应当像一部风光纪录片，翠翠的故事应该作为背景出现才好。因此，对于沈从文的接受需要从对其文学精神的吸收出发。以侯孝贤导演的《风柜来的人》为例，侯孝贤在拍摄这部电影时不知从何下手，直到读了作家朱天文送他的《从文自传》才豁然开朗，他从中学到了“非常冷静、远距离的角度”来观看，这种角度在《风柜来的人》表现得十分清楚。而大陆导演贾樟柯则从侯孝贤处接触到沈从文，并被沈从文深深感动，我们能够从贾樟柯的《小武》中看到与《边城》类似的小城描绘手笔。

讲座结束后，学生代表向三位学者献花致敬，并播放了同学们为黄子平教授精心制作的告别视频，感谢他给同学们带来的学术上的指导和生活上的关怀，祝福他在新的学术旅途上一切顺利。

文：12本 任二虎    图：14硕  高尚  编辑：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