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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上午，“‘经典与解释’系列讲座之八：吴飞教授‘从礼理之辨看中国文化的特性’”在国学馆111教室举行。本场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办、华夏出版社承办，我院彭磊副教授担任主持，国学院陈壁生教授参加了讲座。

主讲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他曾先后从事中国乡村基督教、自杀问题和奥古斯丁研究，并译有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和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驳异教徒》。近年他的关注重点转向了中西文化比较、家庭伦理（“母系论”与“弑父”问题）和礼学领域。本次讲座的主题正是吴飞教授最新的研究成果——对清代礼学史和“礼理之辨”学术事件的系统考察。

首先，吴飞教授解释了讲座题目的含义：礼理之辨作为从清代中期一直持续到清末甚至民国的一场重大思想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特质的门径。在近代以来，任何对于所谓“中国文化”特质的讨论，都离不开中西对照和比较的语境；换言之，中西文化比较，已经内在地成为了我们理解自身和理解世界的基本框架。但是，此前这种比较和概括都难免流于肤浅和粗糙，没有触及到真正核心的问题。在吴飞教授看来，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失误，恰恰是由于西学的认识不足造成的。

吴飞教授认为，西方文明可以一言以蔽之地总结为“形质论”的文明。这一观念由柏拉图的理念［eidos］说奠基，至亚里士多德正式发展为形式－质料的二元论，成为贯穿整个西方思想史脉络的根本问题。然而在中世纪，基督教对于“自由意志”概念的发明和强调，决定性地造成了形式－质料之间的张裂。直至近代和现当代哲学，依然无法完成对这种张裂的调和，而这正是西方文明所面临深刻的现代危机的本质所在。在这种深刻的现代危机之下，我们是否可能对这一问题给出中国的回答？吴飞教授的立场是积极的：中国文明在本质上是“文质论”，而非“形质论”的。中国文化没有决定性地发展出类似“形式”的概念，反而始终强调文－质之间的互动与调和，从而也就没有出现西方形质论的危机。随后，他从先秦的《论语》《庄子》《荀子》《礼记》《公羊传》直到宋明理学，对这一“文质论”的脉络进行了提要勾玄的梳理。

“礼理之辨”的讨论始于明末清初，顾亭林（炎武）开创清代汉学传统，众多学者针对王学的种种弊病，开始深入检讨理学的思想体系，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汉宋之争”。吴飞教授对其中的关键人物一一进行文本、观点和渊源的梳理介绍，全景式地呈现了这场蔚为壮观的学术论证的面貌。而这场学术论战的焦点，则是汉学家所高扬的“礼”与宋学家所捍卫的“理”二者的关系问题，是为“礼理之辨”。

吴飞教授同时指出，在这场论战当中，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争论双方都在诉诸“礼”的思想资源，实现了“礼学”自身的第三次重大发展。由程易畴（瑶田）、凌次仲（廷堪）、夏韬甫（炘）的《仪礼丧服文足徵记》《封建尊尊服制考》《三纲制服尊尊述义》三部纲领性作品，事实上构成了清代丧服学的关键脉络，他们通过体系化的丧服研究，构建了以丧服学统摄三礼的全新的学术形态。

这场争论延续至晚清，在曾文正（国藩）的组织和倡导之下，“汉宋兼采”成为时代主流，形成了分别由陈东塾（澧）和黄式三（薇香）一南一北主持的“定海学派”和“南菁学派”，两大学派的门人弟子又大多入张香涛（之洞）幕，成为清末文教与政治版图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尔后，式三子黄元同（以周）承继家学，完成了清代礼学的殿军之作《礼书通故》，氏著以宗法、丧服为起点，成为清代最具原创性和最清晰的礼学体系。第三代南菁门人中，元同弟子张闻远（锡恭）修《大清通礼》，曹叔彦（元弼）遍注群经，形成了以爱、敬为核心的人伦思想体系。清代的礼理之辨，至此也基本落下帷幕。

吴飞教授认为，发生在清代学者之间的这场礼理之辨，实则是中国文明“文质论”传统在晚近的发展，其中所探讨的众多问题都尚未得到必要的关注。以丧服学为起点的礼学，强调的并不只是礼和制度，而将人伦讲成一套更加验证的哲学。中国的文质论始终强调，在日常生活中寻求文明，而不是脱离质来寻求超越，这与西方形质论陷入过强的超越性的危机判然有别。在与西学的对照中，发展清儒的学术，应该可以将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更好地阐释出来。

全场讲座，吴飞教授在古今中西之间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不仅展现了深厚的学养，更流露出宏大的学术气象和深邃的文化关怀，令同学们深为叹服、深受鼓舞。讲座最后进行了现场听众的提问交流环节。本场讲座在热烈的讨论和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2015硕燕昭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