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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11-12
来源：杨慧林,中国现当代文学
杨慧林副校长高度肯定了翻译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重要位置，他以《圣经》的译介为例指出，早期的白话译经与白话文学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事实上的联系，同时他强调，翻译的重要影响不仅存在于外来译介和文学范畴，在中国向西方的译介中更存在着包括话语政治在内的诸多因素，他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族类”一词的翻译演变为例，指出翻译对一种文化解释的可变性和复杂性。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认为在鲁迅博物馆召开此次翻译研究会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鲁迅本人便“首先是一位翻译家”，“其次才是一位作家”，翻译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几乎称得上是一种奠基性存在，同时孙院长也表示人大文学院和鲁迅博物馆愿与各位学者专家长期保持合作，共同打造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温儒敏教授在发言中则着重强调，当前的翻译研究已经基本走出了初步的史料整理阶段，而开始转向文化研究，本次会议的召开无疑将有助于打开翻译研究的新局面；同时温教授也提示，除了当前以作品为中心和以欧美为中心的翻译研究外，也应当充分重视马列文论和俄国文学的翻译研究，要摒除某些来自意识形态的局限，重新探讨曾对中国文学理论建设起到过决定性影响的俄国文学和文论翻译的重要历史意义。几位领导的讲话各自以问题切入，不仅表达了对本次会议的支持、肯定，也以特别的方式参与到了“翻译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题的讨论中，与会学者纷纷表示钦佩与赞许。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就“翻译”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位置、功能，翻译与现当代文学、文化现象，翻译与现代文体的建立与发展，翻译文学中的文化改写与融通，翻译文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等方面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与会论者虽是从翻译的角度，但已普遍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以中国现代社会、政治与文化为中心，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以及新传统的建立提出了新问题，发现了新史实，拓展了新领域。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是近些年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新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著名学者谢天振在他的发言中指出，长期以来在翻译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问题上，学术界过多地强调其正面意义，而忽视了翻译文学、尤其是被权力和意识形态操控的翻译文学在我国文学生活中所扮演的负面作用和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翻译文学的功能性问题。汤哲声针对文学史一向指责清末民初译作改删严重，品味不高的定见，从历史语境和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方面重新思考，做了另一番解读。杨恒达从自身的翻译实践出发，以生动具体的实例探讨了尼采翻译中“形似”与“神似”的问题。吴俊、李今、崔文东对林纾翻译序跋和《鲁滨孙漂流记》的探讨，可称得上是对翻译研究这一思路转变的个案考察，具体而翔实地说明了晚清译述家的增删内容几乎均与国民的政治、思想、生活的启蒙有直接的联系，是为应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危机而做出的改写和融通。陈子善教授展示并分享了新近发掘的“张爱玲译《老人与海》”的一些新史料，并对张译本《老人与海》背后的历史语境等进行了充分剖析。罗文军继钱钟书发现《人生颂》的两个译本后，又发现了第三个译本，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意义。王家新以身为诗人兼翻译家的敏锐和独特视角，以卞之琳、穆旦、王佐良等诗人翻译家对奥登的翻译为主线，不仅勾勒出奥登在中国的接受史，也从一个侧面显现了中国现代诗歌在不同时期的求索历程。赵稀方从西学东渐的起点入手，提出了自西方传教士马礼逊以来的译经传统与五四白话文关系的重要问题。郭延礼论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女性文学翻译家群体的产生和贡献。杨联芬梳理了西方女性/性别理论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传播情形，得以透视革命阵营中“新性道德”对五四时期恋爱神圣论、大革命的“革命 恋爱”思潮的影响。李怡、叶隽、陈太胜、熊辉、刘燕等一批学者就现代诗歌理论的译介和译诗对中国新诗文体观念的践行、现代汉语的诗思型构、语言等问题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探索。特别是彭春凌从章太炎对姉崎正治的翻译，辨识章太炎转型期思想的复杂面影；张芬所论鲁迅《死魂灵》翻译和他1935年《故事新编》创作的关系等，都对文化大家的研究开拓了新视野，提出了新见解。王风、宋炳辉、查明建、王巨川、高玉等学者着重探讨了翻译的理论方法问题，并从历史和当代翻译理论及其批评实践中，尝试构建理论框架，提出一些基本的研究课题、内容和目标。
总之，这是一次跨学科、跨专业的学术研讨会，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极大地拓展了翻译文学（史）研究的学术空间，会议内容丰富而充实。与会学者相信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深入，必将会更复杂更清晰地展现中国现代文化的转型、新传统的建立、现当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的历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翻译的独特位置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