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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7日至1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办、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和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所协办的“2019高奕睿教授学科国际前沿系列学术讲座——中国中古时期写本文化”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汉学教授高奕睿(imre galambos)围绕中国中古时期的写本文化，为大家带来了为期五天的系列学术讲座。

讲座以“还原中国中古时期写本产生的社会环境”为目标，由“写本的物质形态”切入，聚焦中国中古时期的写本文化，跨越传统的文本研究方法，对写本的文本布局、装帧形态、标识符号、书写方式等诸多方面进行“考古”，全面考察了写本产生的具体社会环境及其功用，并通过展现中国与中亚相互关联的写本元素，在更广阔的视野下揭示了域内外的文化交流。系列讲座共分四场，分别由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徐建委、曾祥波、邹颖、吴真四位青年教师主持。

第一场的主题是“早期佛教写本”。讲座伊始，高奕睿教授简要介绍了研究对象——“中古时期写本”的范畴。他将“中古时期”界定为公元4-10世纪，认为写本研究不仅要关注文本内容，更应重视其物质性层面。讲座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讨论了写本研究的几点方法原则。高奕睿教授指出，研究写本物质形态应注重细节，进行跨文化比较的同时还需关注写本自身演变的历时性。

第二部分探究了写本流行的深层原因。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与纸张作为一种书写媒介在中原被广泛使用的时期吻合。因此，高奕睿教授推测，佛经的汉译、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纸质卷子本的普及。

第三部分中，高奕睿教授通过分析若干卷轴的物质特征，展现了前人利用书法风格和纸张形态为中古早期写本断限的尝试，探讨了文本布局和标识符号对于判断写本年代和起源的重要作用，极具启发意义。

第二场的主题是“组合式写本”。高奕睿教授首先介绍了敦煌写本的三种主要形态：卷子、梵筴（pothi）和册子。随后，从斯坦因在敦煌藏经洞搜购写本时所拍摄的照片入手，结合今英国不列颠图书馆和印度德里国家博物馆所藏的敦煌文献，分析其文字构成和形态差异。单就内容而言，很多写本并不完整。高奕睿教授以《妙法莲华经》和《佛说报恩经》为例，介绍了非正式抄本的一般形制，并结合某些切边、挖洞的案例，探讨了写本的特殊形态。

讲座的后半部分，高奕睿教授分析了组合式写本的一些具体案例，包括同一抄手、不同纸质材料的粘合，不同抄手作品的拼接等。还有一些写本，正反面都有文字，看似无甚关联，但是通过细致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间联系。此外，大字潦草杂写、人名落款分散布局、长卷之上粘贴短卷等鲜明的写卷特征也都值得深入研究。

第三场的主题是“中国中古写本文化中的非汉元素”。高奕睿教授分析了大量例证，探讨了中国中古写本中迥异于早期传统的一些形态特色，并通过与吐蕃、回纥、粟特等地文献的比较，揭示出其间联系，进而展现写本中所体现的多民族、多文化相互影响的复杂状态。

在敦煌地区发现的文献中，除汉文文献外，还有以吐蕃文、回纥文、梵文甚至希伯来文书写的文献，这充分说明了当时该地区复杂的语言、文字使用状况。高奕睿教授指出，吐蕃统治敦煌地区的时间并不长，但在文化上造成的影响可谓深远。另一方面，很多材料也揭示出汉字对其他语言文字的重大影响。

最后，高奕睿教授重点讨论了汉文写本装帧形式的新变，如梵夹装、经折装、册子本等。以上皆非汉文文献传统形制，反映出吐蕃、于阗甚至西方文献传统对汉文写本的影响。敦煌汉文册子本中的“切角”与西方传统切角形式如出一辙，也可看作上述观点的旁证。

第四场的主题是“九至十世纪敦煌写本所体现的‘文化认同’”。讲座伊始，高奕睿教授分析了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关于汉字书写顺序的论述，并提出质疑。事实上，实用性并非决定书写顺序的唯一因素。书写顺序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反映了书写者的“文化认同”。高奕睿教授指出，敦煌写本“右行”有一百多例，显然不是随意而为，而必定是文化影响的结果。接着，他讨论了大量右行书写的案例，除以汉字转写的吐蕃文献、道教符箓、梵夹写本以及悉昙中的“右行”汉文等零星材料外，还包括众多“社司转帖”。

此外，高奕睿教授还关注到某些细节中包含的信息。如写本中出现石、康等姓，一般认为具有粟特背景；壁画上提及的人名中出现了通假字，说明其只为记音，写作何字并不重要；甚至是壁画中人物的肤色特点，也会对研究其民族有所启发。

最后，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柯马丁教授上台致谢，并结合听众的提问，就当前古代写本在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合作情况进行了介绍。在欧洲的英国、德国、意大利，亚洲的以色列、印度、伊朗等地，都有着各具特色的写本学研究传统，而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研究方法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古代写本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加强与外界的交流不仅有利于学科自身的发展，也必将对其他学科产生重大的启发意义。

文：陈家宁 张婧轩

图：梦璐

编辑：谢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