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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晚，著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阎连科教授在图书馆多功能厅作了主题为“我的理想仅仅是想写一篇我以为的好小说”的演讲。此次活动是文学院今年文学节系列活动之一。

阎连科教授首先谈到理想的问题。他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出发，认为人的理想、梦想，在少年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到了青年以后，所有的想法就都会变成欲望，不仅仅是单纯的理想了。他清楚地记得，饥饿引起的欲望是他对理想生活最早的认识，“我小时候最大的理想就是吃一盘炒鸡蛋”。贫穷和饥饿，也使他对物质条件优越的城市充满了向往，“那时候对权力崇拜,对城市向往,崇拜一切美好的东西”。他把自己和《红与黑》中的男主人公相比，“小时候就想逃离那个乡村，就像司汤达笔下的于连一样”，“后来我用两年时间写了三十万字的小说，我经常说于连进城的欲望还没有阎连科进城的欲望大，他没有阎连科的艰辛付出。”阎连科教授正是在“进城”中深刻地体会到权力的巨大影响力。

接下来,阎连科教授探讨了当代中国小说的问题。他指出，十九世纪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经验已经成为中国作家的包袱。他认为，十九世纪的小说无疑是取得巨大成就的，十九世纪的小说家在塑造人物形象、刻写人物命运和推动情节发展等方面非常成功，但不难发现他们彼此的相似之处。而现在中国的批评家们都习惯于用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标准来衡量中国当代小说，要求作家们反映真实、描写真实。中国作家自己也背负着沉重的十九世纪文学标准的包袱。在这个问题上，阎连科教授十分欣赏和尊重卡夫卡，他认为卡夫卡是伟大的二十世纪作家，因为“他丢掉了写作一定要塑造丰满人物这个包袱，把二十世纪所有作家从十九世纪文学标准中解放出来”。在他看来，二十世纪最为大的两个作家是卡夫卡和马尔克斯，而马尔克斯也从卡夫卡身上吸取了很多写作经验。

随后，阎连科教授着重阐述了本次讲座的主题“我的理想仅仅是想写一篇我以为的好小说”。他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文学都提供了“我以为”，这一点应该引起中国批评家的注意。中国作家和批评家不应该忽略文学应有的个性，现在很多中国作家追求共性、丧失个性，很多作品都可以与其他作品找到联系,但却找不到区别在哪里。而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要有“我以为”。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对世界的贡献很小，因为很少有影响其他民族、其他文化、其他国家的作家。

讲座最后，阎连科教授与在场同学进行了交流互动。对于什么是好小说的疑问，阎连科教授认为，好的小说恰恰是从西方小说中退出来，但也不能回到明清小说里去。中国作家现在要做的就是跳出经验的圈子,走出受西方文学影响的写作怪圈，寻找东方的现代性。否则,中国小说难以走向世界，在世界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

图/文：文学院党委  编辑：文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