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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下午，由黄子平教授讲授的“沈从文系列讲座第六讲：狂言呓语”在公教2102如期举行。

黄子平教授从中国古典哲学里和“天地”有关的言论中汲取资源，在40—50年代沈从文创作的散文、小说和书信中进行具体考证，探讨这一时期沈从文的生命哲学所遭遇的困境，追问一位“信仰生命”的作家如何走向“自毁”，并最终得以“救赎”。具体从“天地有大德曰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三个方面进行讲述。

首先，黄子平教授指出，带有“乡下人”认同的沈从文对于生生不息的自然和生命始终保有崇高信仰，并将此与人世现实进行对照，从而观察出现世的庸俗委琐。沈从文的生命信仰在“市侩”的现实中遭受挫折，为了重塑生命，沈从文希望逃亡到一种“抽象的美和理想”，并提出“用童心重现童心”。

而后，借法大自然这一最高形式的“抽象”，沈从文希望用“音乐”和“绘画”这两个现实存在的“抽象”来重塑生命。沈从文发现了音乐哲学和生命哲学两者的相通性，并借鉴音乐手法中节奏和韵律的流动性来创作小说和散文，黄子平教授认为，这些正是沈从文在40年代最为接近现代主义的地方。但音乐形式也给沈从文的思想和创作带来了荒谬、忧郁和迷离。绘画形式对于沈从文的影响表现在他对于“女体”的写作中，这种写作中带有六朝文字特点，又类似佛经语言，将欲望神性化，女体也成为高贵的抽象形式。黄子平教授认为，“音乐”和“绘画”形式常常使沈从文从现实切入到非现实的情境中，带来的忧郁和自我幻想并没有达到对于生命的重塑。

40年代后期的沈从文陷入了极大的精神困境，对于外界充满恐惧和排斥，认为自己孤立于家庭和朋友之外，是“挣扎”的“沉船”。在极端孤寂、荒凉的精神状态中，沈从文曾两度自杀。在两度被救之后，沈从文的生命哲学“从悲境到谧静”，“心中极慈柔”，顿悟了自己和社会的关系。在黄子平教授看来，这其实是沈从文在40年代探求生命哲学时遭遇的挫败，以及对于现实的妥协。

最后，黄子平教授还提出，沈从文始终追求着抽象形式的生命，而生命的终极常常指涉死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追求着过于崇高庄严的生命意义，反之不如将具体的生命过得真实和有尊严。晚年的沈从文专注于文物研究，不再“沉到海底”和虚无缥缈的“虚空”中，反而真正实现了自我拯救。黄子平教授也以这种“小确幸”哲学来鼓励现场同学热爱生活、热爱生命。

文/袁满芳 编辑：文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