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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五四运动爆发一百周年，澳门的《南国学术》、内地的《文艺理论研究》与《暨南学报》等刊围绕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先后向高旭东教授约稿。2019年4月12日到14日，高旭东教授在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泰山学院、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联合主办的“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第一个发言，并提出了四个反问。他的第一个反问是：“五四”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吗？他认为，自王德禄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艺复兴比较后，进行类似比较的人很多，从胡适将文学革命造就“国语的文学”与意大利摆脱拉丁文而使用俗语看，这种比较也并非毫无道理；而鲁迅到三十代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还说五四时期创作小说是抱着“启蒙主义”态度，那么新文化运动是否是中国的启蒙运动？从梁实秋将五四文学说成是“浪漫的混乱”，茅盾在《子夜》中以《少年维特之烦恼》象征“五四”，普实克以“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概括五四文学的特征，李欧梵强调五四文学的情感强度，“五四”为什么不可以说成是中国的浪漫主义运动？然而，陈独秀、胡适等倡导的都是“写实主义”，后来“写实主义”的旗帜又被茅盾接过来，在文学研究会的理论舞台上高高飘扬。而随着“五四”的退潮，在鲁迅的《野草》、沉钟社作家的作品以及李金发、王独清、穆木天等人的诗歌又打上鲜明的现代主义烙印。可以说，“五四”是将西方几百年纵向形成的各种思想运动与文学流派共时性地拿了过来，这就导致了在一个作家身上往往杂糅了各种主义（如鲁迅作品中既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因素，又兼容了现实主义），单一性地将“五四”与西方任何一个文艺运动或流派进行比较都难以令人信服。

高旭东教授的第二个反问是：“五四”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吗？这个 “双重变奏”是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提出来的，并认为后来救亡压倒了启蒙致使启蒙消失，这一观点后来也还有市场。高教授认为启蒙没有也不可能被救亡压倒，首先，从严复、梁启超到陈独秀、鲁迅，启蒙的目的就是救亡，鲁迅把启蒙与救亡之间水**融的关系表述得非常清楚，就是“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其次，“五四”启蒙的消失并非是被救亡压倒的，而是启蒙主体与启蒙对象的颠倒所致，就是“五四”是狂人向阿q启蒙，后来是让狂人接受阿q的再教育。高旭东教授的第三个反问是：“五四”是文学的现代起点吗？现在通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是以“五四”为起点的，高教授认为五四文学革命要追溯到黄遵宪、梁启超的“戊戌文学革命”，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学术志》、裘廷梁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是胡适白话文革命的先驱，而且在中国，文学革命最早是梁启超提出来的，并且以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剧坛革命作为支撑。胡适的新诗要追溯到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蒋智由等人的新派诗，蒋智由的诗与胡适的诗已经非常接近。鲁迅五四时期的小说没有经过一个论证过程就登上大雅之堂，就是梁启超等人的功劳，正因为有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理论倡导，从甲午战争后“五四”运动前两千多种外国小说的翻译，五四小说顺理成章地登上了大雅之堂。甚至“五四”的话剧都要追溯到梁启超的剧坛革命与春柳社。因此文学的现代起点应该是以甲午战争使中体西用的破产为起点，这没有忽视“五四”的作用——“五四”使中国文学真正进入了现代，相比之下甲午战争后文学的现代实验是只不过五四文学的现代热身。

高旭东教授的第四个反问是：“五四”导致传统的断裂了吗？他认为这种说法往往是没有对“五四”进行深入考察的结果，因为“五四”激烈的反传统的动因与内驱力都植根于传统。很多人认为，“五四”的激烈反传统是因为中国当时受到列强侵略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因而就抛弃传统文化，实行全盘西化。问题是：民族危机导致放弃自己的信仰和传统而拿来强势一方的文化，在世界上具有普遍性吗？我们先看伊斯兰教文明，在中世纪后期基督教的十字军所到之处生灵涂炭，阿拉伯世界面临巨大的民族危机，但穆斯林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并依靠信仰的力量团结了信众抗击十字军东征。在当代，基督教文明的美国以最先进的武器攻打伊拉克、阿富汗等伊斯兰国家，却并没有使这些国家因为战败而放弃伊斯兰教信仰、抛弃其传统文化，进而美国化。我们再看犹太教文明，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大军攻陷耶路撒冷，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然而犹太人并没有因为国家被毁就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而改宗巴比伦文化，而是坚定地信仰他们的上帝。公元前63年，罗马大军横扫巴勒斯坦，犹太沦陷为罗马的一个省，而且继承了古希腊文明的罗马在当时的世界上也算得上是“先进文明的代表”，然而被奴役的犹太人却没有因为家国沦陷就抛弃犹太教文化传统而“全盘罗马化”，他们为了信仰自由与民族独立奋起反抗罗马人的统治，甚至被驱离了巴勒斯坦地区也不抛弃传统。可见，因为民族危难就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在世界上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主要是儒家文明的特例：促成日本全面西化的福泽谕吉就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五四时期有一个令人深思的文化现象：一些专业知识分子与自然科学家反传统并不激烈，而反传统最激烈的往往是那些兴国振邦的使命感最强烈的文人。既然孔子把“仁”送给了“非礼”却给家国社稷带来巨大利益的管仲，那么，以振兴中华为目的而反叛“礼教”的五四文人，不就是现代管仲吗？可以说，不以信仰为重而以家国振兴为要务，加上传统士大夫那种强烈的使命感，就是“五四”激烈反传统的传统动因。因此，“五四”根本没有导致传统的断裂，而是缔造了一种中西合璧的新文化。

高旭东教授的发言受到了大会主持人及与会代表的好评，有人认为高教授在长期担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的基础上，又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这正是他能够从跨文化的视角重新审视“五四”的原因，从而给学术研究引来创新的清泉。

文/赵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