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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至15日，我院邀请西班牙庞培法布拉大学教授圣地亚哥·扎巴拉（santiagozabala）来人大讲学，围绕“存在的遗骸”（remains of being）及哲学根本问题“为何在者在而无不在”（why are there beings at all instead of nothing?）举办了五场系列讲座，并结合当下全球政治和生态处境反思存在主义、诠释学和解构主义等现当代哲学思潮。系列讲座由我院及哲学院教师分别主持并回应，我院汉推所张靖副研究员与北京语言大学柳博赟博士担任翻译，来自文学院、哲学院、外国语学院的学者及学生聆听并参与了讨论。

 第一场讲座由哲学院张旭副教授主持，主题为“存在与形而上学”（being and metaphysics）。扎巴拉教授认为长久以来，西方形而上学都遗忘了“存在”，海德格尔最早指出了这一点并且提出了西方形而上学无法被完全“克服”（überwindung），只能被“扭转”(verwindung)。消解或解构形而上学不是简单的摧毁，而是需要找出消解之后的遗憾，因为在遗憾中会生发出更多的being和可能性。扎巴拉教授的老师、意大利著名哲学家瓦蒂莫正是在此意义上，继承并激进化了海德格尔的思想，更进一步提出“弱思想”（weak thought），以此来“扭转”西方形而上学的强思想（strong thought）传统。这种弱思想的重要价值不仅在于纠正了人们对存在的遗忘，还在于它是一种深刻的伦理学，强调“仁爱慷慨”（charity），重视边缘的他者。面对存在的遗骸，我们只有通过诠释（interpretation），通过交谈（conversation），才能给出回应。

扎巴拉教授由此讨论了哲学教育（philosophical education）的问题。他批评英美的分析哲学将哲学教育和研究完全演变为乔姆斯基所批评的“技术工作”（technical work），忽视了对哲学传统的教学，也忽视与伦理他者的对话。对此，扎巴拉教授借用伽达默尔的“教化”（edification）概念，强调哲学教育不同于自然科学，它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应当关注“大学中的存在”（“being”in the university），通过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如个体与传统、学生与老师等），创生更多的空间，发现更多的他者。换言之，做哲学以及作为哲学家在任何时代和社会都必须承担一定的伦理责任。

第二场讲座“存在与交谈”（being and conversation）由文学院夏可君副教授主持。扎巴拉教授延续第一讲的内容，指出面对存在的遗骸，我们应当追问“how is it going with being”而非静态地思考“what is the status of being”或者“真正的存在”。扎巴拉教授指出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消解（destruction of metaphysics）以及对存在论诠释学（hermeneutics of ontology）的提倡，已经给予了一条通向“扭转”而非“克服”形而上学的道路，而瓦蒂莫则通过两个步骤将这条道路引向“弱思想”：首先是将“消解”（destruct）诠释为“从存在到存在之遗骸的弱化”，其次是在存在的遗骸之上指明存在的本质是交谈（conversation）。交谈不仅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对真理的科学追索（scientific inquiry），更有别于对话（dialogue）。

为此，扎巴拉教授借助瓦蒂莫与罗蒂的理论，着重区分了交谈与对话：在对话中，真理被设定为首要目标，而对话的参与者中总有一方掌控了对话的主题与结果，以说服观众接受预设的真理为对谈的目标，柏拉图的对话就是鲜明例证；相反，交谈脱离了传统的形而上学与认识论，在交谈中，交谈者是由交谈的主题所掌控，不存在任何的预定目标，也因此，交谈的主要关注点不是真理，而是那种偶然的、未被规划的、能够相互更新启迪的诠释。

杨慧林教授主持了第三场讲座“存在与真理”（being and truth）并与扎巴拉教授展开对话。扎巴拉教授首先强调，之前两讲所讨论的“交谈”不能被理解为寻求一种对存在的“更真的”（truer）诠释，相反，存在总是在逃离任何真理的限制。交谈所指向的不是真理的本源或本质（the origin or essence of truth），而是它的缺席（absence）。换言之，真理不是那种能够被人们客观认识的数据或者被人们一劳永逸进行应用的标准，相反，它是那种交谈之所以能够继续进行的可能性。这种缺席的真理就如同海德格尔所说的“事件”（event）、德里达所说的踪迹（trace），它强调的不是何物存在（what is），而是何物遗存（what remains）。

在此基础上，扎巴拉教授解答了“此在的实存如何在这些遗骸中发生”的问题：真理的缺席抵制了那种存在的框架或者那种将历史被还原为当下的存在状态，给予了人们参与存在之敞开（engagement in disclosures）、参加交谈、从事诠释、生成更多存在（generating more being）的自由，从而促使人们关注存在的遗骸，拒绝那种对存在之遗骸的冷漠（indifference），放弃回归传统的形而上学。

“存在与共产主义”（being and communism）这一主题在汪海副教授的主持下展开。扎巴拉教授指出了当前世界的两大危机：政治上，当前世界尤其是欧洲所面临的最大危机和紧急状态恰恰是缺乏紧急状态（lack of emergency），西方民主趋向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neoliberal capitalism）所主张的中性（neutrality），阻止一切紧急状态的出现；哲学上，西方学界被形而上学实在论（metaphysical realism）所统治，哲学屈从于科学，遗忘了存在。作为西方全球化的反抗者，我们必须发扬“弱思想”的精神，提出一条政治与哲学的新出路。

为此，扎巴拉教授结合前三讲的内容，主张将诠释学与共产主义结合，采取“诠释学共产主义”（hermeneutic communism）的方案。这意味着共产主义既不再诉诸于形而上学，无论是客观理性还是科学理论，也不再寻求巴迪欧、奈格里等人的革命理论或“暴力的意识形态起义”（violent ideological revolts），而是建立在诠释学之上。马克思虽然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是这不代表马克思否认了诠释的意义。当面对存在的遗骸，我们应当将马克思的名言进一步发展为“哲学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描述世界，现在已经到了去诠释世界的时刻了”。事实上，通过富有建设性的阐释，弱者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具体的抵抗与干涉，最终获得了解放，改变了世界。扎巴拉教授认为诸如查韦斯、莫拉雷斯等人的拉丁美洲左翼实践，充分表明了弱者通过诠释学共产主义所达到的成就。

第五场讲座的主题是“存在与艺术”（being and art），由赵倞博士主持。这场讲座的主要思想来源于扎巴拉教授今年九月份出版的新书《为什么只有艺术能救我们：美学以及紧急状态的缺失》（why only art can save us: aesthetic and the absence of emergency）。如同上一场讲座扎巴拉教授将共产主义阐释为一种存在遗骸的显现，这一场讲座他将赌注压在了艺术身上。他认为海德格尔所说的“紧急状态的缺失”（absence of emergency）与本雅明、施密特以及阿甘本的“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有所不同，后者是前者的结果，而我们目前所处的困境恰恰是紧急状态的缺失，我们也并未处在“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和“后真实”（post-truth）的状态中，相反，我们仍旧陷在只有一种事实的虚幻中，并且剥夺了阐释的多种可能性。

面对这样的困境，扎巴拉教授指出了在诠释学视域内艺术的介入（intervene）力量。艺术家要求我们去介入、阐释环境、社会以及政治的危机状态，打破资本主义逻辑以及形而上学的桎梏。在揭示紧急状态的危急性时，艺术作品拥有比普通的历史、新闻作品更强的表达力量和阐释力量。这种艺术力量并不是美学性的沉思，而是呈现在像艺术展或双年展这样的全球性的介入活动之中。通过艺术的介入力量，也可以为边缘和弱小群体发声，给予伦理关怀。

讲员介绍：santiago zabala, 自称“由罗马、维也纳与日内瓦哺育出的欧盟公民”，西班牙庞培法布拉大学教授，师从意大利著名哲学家瓦蒂莫，经常为《纽约时报》、《卫报》、半岛电视台等媒体撰写文章，且著述丰富，2009年与瓦蒂莫合著《诠释的共产主义：从海德格尔到马克思》，被齐泽克誉为“对思考激进政治学的人而言，就像呼吸的空气一样不可或缺”。2015年其著作《存在的遗骸：形而上学之后的诠释学存在论》（the remains of being: hermeneutic ontology after metaphysics）中文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