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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主办的“通识教育大讲堂•作家谈写作”系列公开讲座首场报告在公教一楼1205教室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以“当代的智性散文”为主题进行了演讲。开讲仪式由杨慧林副校长主持，近200名学生到场听讲。

孙郁教授首先借用王小波在《怀疑三部曲》中的观点，指出当下文学最大的缺陷就是“无智”和“无趣”，提出我们提倡的应该是有智趣、有学养的“智性散文”。他以自身的散文写作经历引出当代智性散文的概念，认为其是以一种感性的方式呈现出认知世界与表现自我智慧的散文。

接着，孙郁教授梳理了从晚清以来智性散文的发展脉络。晚清时期，龚自珍的“满城文武附风雅，不及苍生杜少陵”，魏源的“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和章太炎的“文章要走逆俗之路”，最能阐明智性文章之道，即“逆俗”。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白话文的使用丰富了文章的样式，其中以周氏兄弟的文章为代表的“学者之文”贡献杰出。与之对应的是以巴金和萧红为代表的作家之文，他们依靠生命内觉的丰富性写作。从新中国成立到80年代，文章为泛意识形态和泛道德化所制约。

从80年代起，京派文学的文章理念彰显，激进主义思潮滋长，言志派传统兴起，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钱钟书、唐弢和吕叔湘为代表的学者的散文中。他尤其称赞钱钟书所作的《管锥编》，称其以“串糖葫芦”式的写作方法串起古今中外的诗文，并引用钱钟书的“东海西海，心里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阐明摄取东西方文化而作为认识世界的参照的重要性。

孙郁教授谈到现代的智性散文的两大传统：周作人传统和鲁迅传统。80年代，周作人的文风得到弟子们的继承和发扬，首先是张中行。孙郁教授以张中行《晨光》中的一段为例，认为张中行通过晨光讨论自我与存在，下笔轻淡，但心绪广阔，作为思想者的哲思闪动”，并认为《顺生论》是京派散文的代表。其次是黄裳。他向大家推荐了黄裳于上海编辑的《古今》杂志，称赞其“通过谈天说地，咀嚼学理，呈现出人的生命状态”。至于“年轻的一代”，他提到止庵和缪哲等，并表示欣赏带有匪气的反向写作，因为“中国的文章有时太假了，太装了，用汪曾祺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洒狗血’；而这些人写文章，正是无所顾忌的”，“恰恰是因为他们存在，近三十年的散文才有了底气，未来的作家是要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继续攀岩；文字背后有人性，有历史，有哲思，才会让人反复吟咏”。

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鲁迅研究成了显学，而鲁迅的思想恰恰是没有列宁主义的。因此，“50年代到70年代文章能站住脚的很少，基本上是伪研究”。随着文革结束，许多作家提出“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真正继承鲁迅先生之精神的优秀作家也开始出现。“在作家里，对鲁迅描述最深切的要属孙犁。”他称孙犁早期文风清灵典雅，“文革”之后看到了人性之恶，文风转而为沉郁幽暗，从而使中断的鲁迅传统复活了。其次是张承志，其文章有“浩然之气”，在“咀嚼历史的遗产”中显露出“不屈于失败的果敢、顽强”。还有林贤志，“散文自成一格，敢于说不，骏急，奔放，而沉郁，拷问自己的灵魂”。论及他一贯推崇的汪曾祺，他认为其文就像“宋人笔记，简洁潇洒，读起来比典册文亲切，《容斋随笔》可以为代表”，并称赞其智趣超过前人，懂得文章之道。

紧接着，孙郁教授谈及另一类因接触革命文学和西方文学而另辟蹊径的散文。他列举了文章充满禅意的史铁生，以及受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影响的周国平。对于颠覆传统阅读习惯的王小波，则“开辟了另一个审美走向”，用狂欢式的写作表达了最圣洁的思想，是“天外来客般的写作”，是“当代智性散文的标志”。而“游荡于东西方的奇人”木心所写的文章则神奇般地显露了“雷电之笔”，是现时代难得的文字。

讲座的最后，孙郁教授与现场同学进行了交流互动。他总结道，“白话文写作不到一百年的历史，有收获，也有荒年”，而“汉语是有希望的，希望仰仗于在座的青年”。他对同学们充满期待，并勉励青年人“回到自身，成为自己”。

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自2011年开办“通识教育大讲堂”系列公开讲座以来，已举办了36讲“学科通识系列公开讲座”和22讲“跨文化沟通系列公开讲座”，累计听众万余人次。本学期将开设6次“通识教育大讲堂•作家谈写作”系列公开讲座，拟先后邀请孙郁、王家新、阎连科、刘震云等著名作家主讲（详见计划表），面向全校本科生开放。

附：2013-2014学年第二学期“通识教育大讲堂•作家谈写作”系列公开讲座计划表

（时间：周三下午2:00 地点：公共教学一楼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