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尊龙最新版

9月24日上午，“诗人作为译者”（poets as translators）中外诗人国际研讨会在人文楼二层会议室举行。德语诗人伊尔马·拉库萨（ilma rakusa）、瑞典诗人约纳斯·穆迪格（jonas modig）、德国诗人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罗马尼亚诗人玛格达·卡尔聂奇（magda carneci）、西班牙语诗人维克多·罗德里格斯·努涅斯（victor rodriquez-nunez）、日本诗人平田俊子、美籍诗人麦芒、英籍诗人杨炼、台湾诗人陈育虹，中国大陆诗人西川，我院王家新教授，以及诗歌批评家唐晓渡出席了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我院国际写作中心主办，王家新教授主持了此次研讨，张靖博士担任翻译。

王家新教授在主题致辞中强调了翻译在现代世界中的重要性。他引用波德莱尔关于“诗人作为译者”的定义，认为到了波德莱尔，存在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翻译”的问题，人类的语言文化包括诗人的写作本身就带有一种翻译的性质。在他看来，东方和西方都有着自己的诗人译诗传统，中国现代新诗的历史，也一直伴随着翻译。翻译推动着诗歌的革新，翻译创造了一种奇异的“语言的回声”。他引用乔治·斯坦纳的话“伟大的翻译比伟大的文学更为少见”，提出伟大的翻译本身即是伟大的文学。他期待更多的诗人能够释放身上所携带的那位译者，让他能“开口说话”。

伊尔玛·拉库萨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说自己“生来就是一位译者”，并阐述了对于诗人译诗问题的思考。她在对茨维塔耶娃等俄语诗人的翻译中感到了对诗歌形式进行翻译的困难，为了解决这种困难，她将茨维塔耶娃等人的诗歌翻译成一种有韵诗体散文，这成为她后来诗歌翻译的方式。诗人如何在翻译中克制自己以将诗歌原作的声音表达出来，这也是她一直思考的问题。

沃尔夫冈·顾彬强调了在中国进行诗歌翻译的迫切性。他回顾了德国200年来的翻译史，认为德语诗人和文学家们通过翻译丰富了自己民族的语言，扩大了对于世界的想象空间。而目前的中国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翻译的紧迫性与重要性，他认为“只有通过翻译，社会才能发展”。

陈育虹从感性体验出发，表达了她对于诗歌翻译的理解。作为一个诗人译者，她认为诗歌翻译不仅需要译者很好地理解与驾驭两种语言，而且需要在翻译中“成为”原作诗人。诗歌翻译就像是表演，译者需要身入角色，进行严格的语言转换；同时翻译又像是驯兽师，努力使两只张狂的“语言动物”进行合作表演。

西川提出了诗歌翻译界目前面临的问题。翻译诗人米沃什的经历让西川意识到语言和文化障碍可能构成诗人在世界范围内理解与翻译诗歌的临界，自身的语言限度会阻碍其诗歌视界的广度。

维克多·罗德里格斯·努涅斯提出了诗歌翻译背后所具有的深层文化内涵。他认为，语言内部有着文化的深层结构，因此翻译是最好的阅读方式。翻译不仅关涉语言，同时也是两种文化的深层对话。好的译者不仅需要精确把握两种语言，同时还需要深刻理解原作背后的历史文化。他对聂鲁达等西班牙语诗人的现有英译不满意，他自己和美国诗人正在合作重译他们的诗歌作品。

杨炼同样论及了诗歌翻译的文化价值。译诗不仅有诗歌内部的价值，同时对大多数民族来说，还有着更广阔的社会文化意义。借助本雅明关于“翻译是第三种语言”的表述，他强调了诗歌翻译活动的对话性，以及在限定与发明之间“第三种文本”本身的创造性。

玛格达·卡尔聂奇强调了诗歌翻译的语言操练和文化教育意义。兼习法语与罗马尼亚语的玛格达在翻译中意识到两种语言各自的局限，认为译诗能丰富译者的语言感知，扩展思维的宇宙维度。只有诗人才能把握词语背后的文化能量，因此诗人的确是最好的译者。

平田俊子介绍了日本的诗歌翻译。相比于明治维新开启的日本现代诗歌翻译史，当下的诗歌翻译因缺少历史动力，数量与质量下滑明显，因而日本诗歌界很少参与到世界诗坛的互动当中。从个人经验出发，平田俊子也对译诗能否还原原作的诗意表示了担忧。

约纳斯·穆迪格论及了诗歌翻译的复杂性问题。作为出版人，约纳斯介绍了他与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沃尔科特等诗人的交往以及他们对翻译的要求。他本人也曾对多位不同文化背景的诗人作品进行翻译，不仅是文本表层的语言结构对翻译活动构成挑战，文本背后复杂的民族传统更是如此。因此，优秀译者需具备更加开放的视野和更有针对性的翻译策略。

麦芒强调了诗歌翻译的政治文化意涵。他解答了“诗人何以成为译者”这一问题。当代的诗歌翻译可能并不是一种纯粹神圣的、宇宙化的活动，诗人成为译者，一定有着某种政治、文化及个人原因的推动。

唐晓渡从个人角度回应了麦芒“诗人何以成为译者”的命题。他回溯了自己九十年代开始的译诗经历，认为译诗是当时身陷耻辱与沉痛做出的必然选择，具有镇痛的功用。同时，不同于独立写作，翻译是一种拓展性、复杂化的途径，可以增强译者对诗的感受力。

 
文/刘启民 图/马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