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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24日下午，应我院邀请，我校客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华裔院士、世界汉学大会理事会成员张隆溪教授在人文楼200会议室做《从钱锺书看近代学人对中西文化的另一种取向》主题讲座，我院杨联芬教授主持讲座。

张隆溪教授首先介绍了1920年代的时代背景，认为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国运衰微、外强环伺的民族危机，反思中国文化传统，提出了各种应对的建议和策略。其中有张君劢、梁漱溟、杜亚泉等东方本位主义者，也有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力主斩断传统、全盘西化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后者革命性的声音成为时代主潮。1922年，梅光迪、吴宓、胡先驌等留美归来的青年学者创办《学衡》，提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化理念，代表了近代学人对中西文化的另一种取向。张隆溪教授指出，“学衡派”不是一味固执保守，而是批判地接受东西方传统文化，融会贯通，建设符合现代文明的新文化。这样的圆融理念对今天的学人依然有启发和帮助。

张隆溪教授借此引出本次讲座的主题，首先以《<谈艺录>序言》和《管锥编》开篇《论易之三名》为例，整体介绍钱锺书先生的治学理念和写作方法。《谈艺录》是钱锺书在1940年代完成的一部集中国传统诗话之大成的诗学专著。序言中“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体现钱锺书打破中西畛域，跨越古今隔阂的文化视野。《管锥编》是钱锺书在1960至1970年代完成的一部笔记体巨著，开篇《论易之三名》讲“易”字含有三种字义，意义相反却可并用，借此批驳黑格尔的言论，重申《<谈艺录>序言》中的文化理念。张隆溪教授认为钱锺书的治学思想为新时期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

之后，张隆溪教授以1980年钱锺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教授恳谈会上的讲稿《诗可以怨》为例，具体讲解钱锺书的治学方法。张教授认为讲稿开篇一段谦逊之词有言外之意，意指文革结束，百废待举。讲稿正文，钱锺书以尼采的言论引出中国文艺传统中一个流行观念——诗可以怨。儒家诗教注重诗歌“兴、观、群、怨”四大功能，四者并重，没有偏废。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发挥“怨”字，提出“发愤著书”说，由此开辟一条“不平则鸣”“诗穷后工”的诗怨传统。然而钱锺书没有局限在中国诗学传统之内，刘勰《文心雕龙》有“蚌病成珠”的讲法，西方文学家格里巴尔泽、福楼拜、海涅、豪斯门也有类似比喻。牡蛎生病结成珍珠，文人痛苦锤炼诗篇，是东西方文人共同注意到的文艺现象。因此，为学之道需要有批判精神，不盲目承袭某一家之言，而要针对具体问题来思考和解决问题。钱锺书的作品确实是笔记体片段式书写，与他追求做一位“通人”有关，旨在“总原本以括末流，操纲领而得一致”。

杨联芬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点评，指出从王国维、吴宓、钱锺书到张隆溪，百年间四代学人一脉相承，斯文曾经扫地，却未曾断绝。在问答环节，张隆溪教授就“西方学术规范对中国学术传统的影响”“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影响”“道与逻各斯”等话题与现场同学进行深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