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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挚爱鲁迅，身上也烙印着鲁迅一代学人的精神底色。

当记者时，沉浸于鲁迅的小说与杂文；任馆长后，传布着鲁迅的藏书、版画等遗存；做教员了，孜孜不倦地追寻着鲁迅的精神光亮……他像许多前辈一样，始终对生活保持着热爱和清醒，一直守望着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那份赤诚和责任。

但与大多数鲁迅追随者比，他又是那么独特。与同为鲁迅追随者的东北老乡——萧军一样，他身材挺拔，年过六旬依然英俊潇洒，但骨子里散发出的儒雅，待人处世的谦和，却像沈从文笔下的“边城”那般天然淳朴。透过厚厚的镜片，可见其眼睛澄澈无比。

他就是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一位阅历丰富的学人，教育部2013-2014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009年，他正式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站上讲台当起教员，同时担任院长。他还是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鲁迅研究月刊》主编。在此之前，他曾下乡做过农民、在村里当过点长、在报社做过记者、在博物馆担任过馆长。

无论身处何地、身担何职、身在何方，他始终在心之所向的文学志业里笔耕不辍，找到个人志趣与时代命题相连结的桥梁。

弘毅致远 向道而行

从当下看去，孙郁早已是著作等身、蜚声文化界、颇具影响力的当代著名学者。殊不知，他的求学问道之路充满偶然，也并非坦途。

1957年，孙郁出生在大连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文艺工作者，母亲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党员。时代洪流浩浩汤汤，他的家庭也挟裹其中，父亲身遭厄运，母亲独自肩负家庭。在革命热情普遍高涨的年代里，正值少年的孙郁体味到的却是艰辛、困惑和不易。

大人们忙于改造社会时，无意间遗忘了这个少年，让他有充裕的时光沉浸在书的世界里。当时家里的存书所剩不多，他便常常去四姨工作的大连图书馆，不知怎么的就遇到了穆旦翻译的普希金的诗集。“穆旦对我的影响是致命的，我最早对西方文学的想象就是穆旦的语言。”

从此，俄国文学成为一个文学少年精神世界的入口。普希金的诗，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人的小说，俄国文学为孙郁打开了不同于传统和现实的天地，这对他而言，是不幸境遇里的精神栖息地。

下乡插队，他带着穆旦翻译的书，看着书上普希金的头像，像一个他的粉丝。他仍记得繁体版穆旦作品里普希金式的诗句——献给你，你是否愿意？

“哎呀，真是好啊。”现在回想起来，孙郁仍赞叹不已。

在文化匮乏的时代，年幼的孙郁第一次置身于广阔的知识海洋，就像穆旦的那首译作《驶向拜占庭》里写的一样。他开始模糊地感受到属于他的精神彼岸，也就此开始了有心学文、漫步书林的求索之旅。

后来，“四人帮”被粉碎，孙郁以一篇《把号角吹得更响》开始了走向文学创作的道路。从那时起，他就萌生了一种信念：为正义的事业和构建有爱的人间而写作。

可这样一颗赤子之心，却在曙光降落的时候受到了打击。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了全县前几名，但他因家庭出身问题被拒收。“人有善愿，天必佑之”。有强烈求知欲的孙郁几经辗转，几年后如愿获得进入高等学府的求学机会，开始了属于他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时光。跌宕的求学之路也使孙郁格外珍惜这段求知时光。虽然他那时的年纪比同时入学的同学要大上六、七岁，但他觉得自己的生命“似乎刚刚从这里开始，仿佛自己又回到了十八、九岁的时代”。

大学里，他如痴如醉地阅读中外文学作品，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和马列著作，眼界和知识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尤其是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德国哲学家的著作，为他的知识谱系打开了新的维度。

“没有这一段大学的生活，我也许还在狭小的知识天地里重复着旧的道路。”珍贵的大学时光，深深影响着孙郁的人生选择，也让他逐渐意识到，一生围绕一个经典作家苦苦研究是值得的。

行易一地 化育一方

孙郁曾说，他的一生全靠一支笔交朋友，创天下。硕士期间，他试着向《文学评论》投稿，意想不到的是，编辑部采用了。

毕业后，孙郁从沈阳来到了北京，凭借硕士期间的两篇投稿文章，进入鲁迅博物馆工作。

库房里的鲁迅藏书，让他顿感时人对鲁迅复杂性和丰富性的认知是多么有限。“先生的知识结构远别于同代之人。他的日文、德文、俄文藏书很多，门类甚广。域外的文学思潮被追踪过，一些创作也进入了他的视野。更为有趣的是，中国的野史、笔记、文字学著作，数目可观。但大学中文系的教材，几乎不谈这些，鲁迅的丰富性被不断减化着。”

有感于此，孙郁不仅在这里发掘了在作家之外身为翻译家的鲁迅，更认识到鲁迅从未注重于文学的“纯”，他不过将其视为一种生命存在的形式。“看他的藏书，方觉出是一个杂家，于是便恍然悟出他的文字背后，何以含有如此丰富的神韵，鲁迅是带着诸种印记而进入文学的，却又不仅仅属于文学。”

鲁迅是深广的，其精神需上下求索才可能抵达。“高远东教授是鲁迅研究的高手，当年和他一起编《鲁迅研究月刊》时，看到他写的鲁迅研究文章后，我被他震撼了”，围绕鲁迅的研讨和交游，成为孙郁难忘的趣谈，“我几个月没敢动笔写文章。”

知己不足，方能不怠。孙郁围绕鲁迅的文化地图与知识谱系，点滴积累，写了《鲁迅与陈独秀》《鲁迅与胡适》《鲁迅与周作人》等许多鲁迅与同代人的著作，从外围一点点厘清鲁迅的人际交往、思想脉络。

他学术视野的开阔、学术路径的多元，与其报人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后来，他从鲁迅博物馆去到《北京日报》，负责副刊“流杯亭”的版面。“就是曲水流觞文人雅士吟风弄月的一个版。”曾发表过巴金、冰心、端木蕻良、汪曾祺等作家的作品。

他在报社认识的一大批知名作家，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亲历者。这也为他后来写《革命时代的士大夫》《张中行别传》等或多或少赓续鲁迅传统者的著述埋下了伏笔。

“稿子有的是，很清闲，闲下来的时候，就自己写文章”，谈及报社副刊的10年，他充满感激，“在副刊，让我学会了如何表达内心的温度”。

可以说，鲁迅是孙郁学术研究的轴心，他对鲁迅丰富性、延续性以及当代性的探究，拓展了整个学院派鲁迅研究的格局。孙郁以其巨大的热情和旺盛的生命力、创作力，撰写出《鲁迅忧思录》《鲁迅与俄国》等系列专著，发表了《鲁迅的暗功夫》《鲁迅与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系列论文，其中《鲁迅与俄国》一书入选2014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2014年，孙郁还获了一个非官方的奖项——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与其说是获奖，不如说是读者对他喜爱与认可的映照。他的兴趣点聚焦于鲁迅，又不局限于鲁迅，他的写作有着别具一格、行云流水的气度，他的努力也让更多年轻人看到鲁迅别样的一面、文学有趣的所在。

他不仅在个人的阅读中体验到“鲁迅之于我的世界，在于让我触摸到了生命的痛区”，更以鲁迅为思想的资源和精神的参照直面时代的困境与文化的难题。他对此满怀忧思地说，“如何借取鲁迅的资源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和文化的难题，是这代人的责任。”

也正是这种满怀着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忧思，触使他始终以思想者的方式果敢地站在时代的前列——甘作当代中国文化的守夜人，同时这在冥冥之中也成为他后来在功成名就之际却毅然转向高校、选择春风化雨的内在因由。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2009年，时任鲁迅博物馆馆长的孙郁，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当教员，承续了年轻时的梦，同时担任文学院院长。两年后，他不在乎是否“降级”，主动请辞级别不低的馆长职务，决意留在人大，不提任何待遇和要求，潜心教学与办学。

面对这份全新的工作，他一如既往地投入所有心力，倾身而任。他目标明确、定位清晰，“办大学其实要有一些有趣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全身心地沉浸在文学艺术之中，不被外界功利所打扰。我们尽量创造这样的条件。我做院长呢，其实就是一个生产队长，为老师服务”。

他担任着文学院的院长，但更喜欢的身份却是“教员”，也乐意别人称呼他“孙老师”，而不是“孙院长”。

在学院工作的日子里，他得到了许多老师的帮助，学校也对其工作予以很大的支持。他在这个新的集体里学到了许多东西，感受到这个学术团队的温暖。所以，他认为自己的许多教学理念和教学的方式，都受到了周围老师的影响。

孙郁是个天生适合讲台的演讲家。英俊挺拔的身材，两道深深的酒窝，一头苍劲的白发，举手投足间有一股优雅的气质，学生亲切地称呼他为“酒窝爷爷”。据听过他课的学生们讲，凡他讲课，必然座无虚席，甚至过道都挤满旁听的学生。

“上课前，酒窝爷爷疾步走进教室，从鼓鼓的黑色双肩包里，一本一本地取出泛黄的书，摞在讲台上。书里夹满小纸条，这是他上课之前做的功课，”在学生的印象里，孙郁上课像鲁迅同代人那般，有古风，“需要品读作品时，便放下自己写的讲稿，翻开书，饱含深情地诵读着，忘我地来回踱步。读完久久不能忘怀，像在品其余味”。

他的讲演无拘无束，逸兴遄飞，文思轻快出入于民国文章之间，随意点染当代鲜活人事，撷取个人生命经历，用文致细敏的语言编织成章，让人置身于一个与历史和文学对话的庞博空间，而贯穿始终的独思和不乏体谅的判断又显出其批评家本色。

平日里公务繁忙，周末是孙郁最幸福的时光。“周末能时常看到酒窝爷爷单肩背着包，慢悠悠地走在去学校图书馆的路上，若有所思”，文学院的学生在图书馆遇到专心看书的孙郁，经常会偷拍下来晒在朋友圈里，“他看得太认真了，我们偷拍都不知道”。

201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公布的年度借阅图书最多的读者中，孙郁高居第三位。“文学院还有一位老师比我借得多，”谈及此，让他欣喜的却是后辈们的勤奋刻苦，“年轻老师多看书、多钻研是极好的。”

几年下来，他写下了《民国文学十五讲》这样的文学史著作，也写出了《在民国》这样融汇情感与哲思的学术性作品。“读他的著作，如沐浴春风一般，民国人物都写活了，现代文学史都有趣生动起来。”有学生这样称赞道。

作为学者型散文家，孙郁强调中文系学生尤其应重视“文章之道”的培养，追寻失落已久的“母语精神”，接续积蕴深厚的中国“文章气脉”。“我给本科生上课的时候，就让他们写鉴赏文章。因为我们讲文学史，要用精善秀雅的文字来写，培养他们对美的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知识性的东西好教，可是审美需要熏陶。”

只要学生写出了好的文章，他总是第一时间写信推荐给文学刊物，这不仅出自奖掖后学的师心，亦是出于对精准有致之表达的一贯推崇。学生因此肯定也备受激励，更用心地去写好文章。他坚定地认为母语构成并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空间，“复兴母语的创造性书写也是现代人的使命”。

2016年，一则关于“蒋方舟上人民大学学写作”的新闻在网上引起关注。这位少年成名的清华大学高材生，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第二届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的学员。“创造性写作专业”正是孙郁任院长期间大力促成的。

在学校的支持下，孙郁先后邀请阎连科、刘震云、梁鸿、张悦然等当代知名作家加入文学院教师团队。阎连科获2014年卡夫卡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此奖项的中国作家；刘震云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并成为首位获“埃及文化最高荣誉奖”的中国作家。2011年，韩国学界举办“中国人民大学作家群国际学术研讨会”，认为中国人民大学作家群已经成为国际了解中国当代文坛的重要窗口。

2014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自设“创造性写作”二级学科，2015年开始招收创造性写作青年作家班学员，目前已招收了三届，其中包括张楚、盛可以、蒋方舟、孙频、双雪涛等知名青年作家。他们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学习后，创作均步入井喷期。孙郁也亲炙三届作家班研究生，鼓励青年写作者去写自己的文章。他说，“让学生在实践中了解文学文本的生成，换一个角度——即从创作者而非接受者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文学，领会文学的魅力。”在孙郁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接续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传统，已成为国内文学创作的重镇。

同时，这一举措亦有利于改变文学专业范畴内重视培养和训练学术性写作这一单一的学科生态，给校内人文环境的建设注入了盎然的生机与活力。如他所言，“这是穿越旧的知识结构的调整，使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更贴近文学的本质。”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孙郁对人文学科教育的认知，往往是立足于国际视野，鼓励古今对话、中外交流，格局更为宽广。在他的支持和推动下，文学院相继成立古典学实验班、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邀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柯马丁、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刈间文俊、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黄子平、香港岭南大学教授许子东等海内外知名学者前来讲学，参与促成五届世界汉学大会等国际性学术会议的成功召开。

“中西交流是思想和学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动力，其意义和作用都是重大的。现代之初的中国是如此，现今更是如此。而且应该说，当下的情况更加乐观，国内的学术在不断地发展和成熟，中西对话的空间也必然随之变得更加广阔。”每念及此，孙郁时常勉励有志于学的青年，更应该“通过参与与思考，成为一个想象者，一个有世界眼光的思想者”。

静观独思 甘为孺牛

他挚爱鲁迅，却也坦承在当今做不了鲁迅，“妥协的时候更多”。既然无法做到言辞凌厉，“横眉冷对千夫指”，他便勤勤恳恳地俯首耕耘，甘做“孺子牛”。那份对社会和国家的赤诚和担当一点也没变。

在新生开学典礼抑或毕业典礼上，他总会亲撰讲稿，为学子们送来关切的问候与叮嘱，亦分享他对社会人生的观感与思考。他特别提醒莘莘学子勿忘“独思”与“静观”，“无论在校园还是社会，能否有一个‘在而不属于’的境界，是大难之事，但却是一件根本的大事。”

“不是让自己成为别人，而是成为你自己”，这是孙郁为学生精心准备的“寄语”，也是他担任院长9年来，一直孜孜不辍躬行的理想和信念。也可以看出，孙郁所倡导的大学教育和人文精神，既是对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大学理念的承续，又是对鲁迅“人立而后凡事举”“尊个性而张精神”立人要义的追求。并且，在治学与办学之间，他寻找的不是割裂开来的平衡，而是融汇而一的贯通。

在广漠的天地里，他用赤诚与热爱，倾心培育着生命之树、浇灌着理想之花。担任院长虽然政务繁忙，他却依然主动提出要求担任本科新生导师，了解青年学子的生活，倾听他们的所思所想。

接受过大学提供的知识养分，只是大学生应对世界很小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如何与当代社会进行互动，如何将大学精神外延至个人人生与处理社会问题的方方面面。“只有对流行色保持警惕的、带有睿智的人才能够真正调适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生活。”

“社会是一本大书，不仅要学会读知识之书，还要学会读社会之书”，孙郁时常鼓励学生多开展社会调研和实地考察。在这背后还有他对整个大学教育与人文学发展的系统思考。在他看来，多元的文学课堂只是“传道授业”的一小块阵地，人文学科仍然富有生命力的关键，就在于它不断地与社会、与历史、与时代中的人事进行互动，不断地参与塑造当代社会精神空间。故而摆脱象牙塔式的守成姿态，读“无字之书”，察人间百态，也同样重要。

也正因为此，每年给本科生上课，他都抽空带本科生参观鲁迅博物馆、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老舍故居、郭沫若故居等，亲自担任解说员，引导学生眺望历史、关注现实、瞭望社会。

他不仅鼓励学子走向精神的幽深之地，在现实中培养经世济民之情怀；他自己对此更是以身作则，垂范后学。尽管回归大学校园担任教职，但他从未满足于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的高深与自得。

他始终自觉保持着同象牙塔之外的社会交往与联系，在多种社会活动中都能看到他匆忙的步履与身影。在国家新型智库建设方面，他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之责，主动参与国务院领导的第七届、第八届全国重点文物评审工作，并承担了国家文物局的文物普查项目。他不忘学人之于现实社会的关切与责任，应邀为2017年掀起全民朗读热潮的大型文化节目《朗读者》推荐多篇优秀的文章。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个时代有更多的人可以了解鲁迅、读懂鲁迅，热爱文学、理解文学，以期延续鲁迅等先辈学人的精神光辉。一旦有机会进入中学课堂，孙郁力图向中学生呈现鲁迅的丰富性和鲜活性，而不是对鲁迅碎片化的理解，甚至误解。他期待有更多中学生能像鲁迅那样下“暗功夫”，练好童子功。在任职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期间，他先后参与“鲁迅生平展”“鲁迅读书生活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展”“抗战版画展”等展览的策划及大纲写作，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鲁迅纪念活动。

“因为知道污浊的存在，便有了清理它们的欲望。打扫灰尘比躲在洁净的象牙塔更为切实。”也因如此，他才能不忘一名学人的初心，总是不辞辛劳、奔波在各种有益于社会的事务间。

相比于文学，他不太喜欢做行政工作，但又“被迫”做了好多年。当遇到利益难题时，他总是温和耐心、秉承公心，直到问题妥善化解；当得知学院有老师因特殊情况急需用房时，他亲自撰写申请报告，前后奔波不止；当中青年教师每有新成果问世时，他乐于拜读，提出诚恳的建议，还亲自撰写书评积极引荐。奖掖后学，孙郁不遗余力。

他看重老师的角色，重视营造大学里多元共生的师道精神与治学环境。因此，每当有人问及他最喜欢哪一种工作时，他都不假思索地答道“做过许多职业，最喜欢的还是当老师。”

他兼顾着学术、教学、行政工作和社会事务，将生命的时光化作守正笃实的朝夕，为当代国人书写着敦行不怠的华章。数十年如一日。

这样一位具有热情的学人，在生活中像充满阳光的老男孩儿，在讲台上是平易近人的酒窝爷爷，在同行眼中则是“温柔版的萧军”……

唯其日常生活里儒雅谦逊、和蔼可亲，也更见出他的大爱与胸襟。

本文转自教育部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