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尊龙最新版

7月4日至6日，来自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阿尔方达里博士（dr. idit alphandary）受邀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三天的暑期工作坊，主题是“面对大恶，宽恕何为”（forgiveness in the face of radical evil）。来自校内外的硕博师生二十多位报名参加了此次阿尔方达里博士的讲座。

阿尔方达里博士（dr.idit alphandary）现为特拉维夫大学文学系高级讲师，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哲学、比较文学学士，美国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博士，也曾在美国、德国等高校任教。她的研究领域集中于19、20世纪法语、英语小说，文学和电影的精神分析阐释等。用日常生活哲学审视后结构主义与英语浪漫主义诗歌研究的关联，以及后结构主义与小说电影中的叙事、言语行为理论的关联。

本次工作坊邀请阿尔方达里博士与中国学者、学生对话，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视角探讨哲学家、心理分析学家、作家和艺术家在人际和文化层面是如何呈现政治宽恕的。阿尔方达里博士在工作坊中展示电影片段（如《纽伦堡的审判》《汉娜∙阿伦特》《修女艾达》《归来》），邀请大家一起阅读阿伦特、德里达、克里斯蒂娃等人的论文和访谈，及德国作家塞巴尔德（w. g. sebald）的小说。面对一个群体/民族对另一个公民群体所犯下的根本恶，宽恕是否可能？

此次工作坊的讲座分四次进行。阿尔方达里博士集中探讨了宽恕的意义和重要性。她给出了各家对“宽恕”（forgiveness）的不同解读。如已故瑞士文论家、作家埃默里(jean amery)一生都以奥斯维辛为书写对象，他认为必须有人为这骇人听闻的时间而负责，受害者可拥有“憎恨之德行”（resentment’s virtue），一些怀有憎恨的受害人不愿意宽恕，应该重视他们的态度。著名法国文艺批评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认为受害人并没有“给予”“宽恕”的义务，而只有施暴者去“请求”“宽恕”；宽恕需要时间，宽恕并不是抹除，而是重生。法国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则追索“绝对的宽恕”（absolute forgiveness），他认为应当无条件宽恕那不可宽恕的事与人。法国思想家、文论家冉克雷维（vladimir jankélévitch）则直接说：“宽恕早已死在集中营了（forgiveness died in the death camps）”。

阿尔方达里博士还给师生们介绍了德国犹太裔艺术家夏洛特·萨洛蒙（charlotte salomon）。这位怀孕5个月的艺术家1943年26岁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在1941年至1942年之间，她创作了1325幅只用原色的水粉画。萨洛蒙亲自从中挑选了769幅取名为“生活还是戏院？”（life or theatre?）画作如同一场有音乐伴奏的戏剧，被文本和音乐的线索覆盖，其展示效果既具有电影性也具有艺术性。

之后阿尔方达里博士由宽恕讲到了“他者”和“脸”的问题，并结合电影《不死鸟》（phoenix，2014）引出了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和拉康（jaques lacan）的观点。她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切入，分析了在这些受害人心中巨大的心灵“创伤”（trauma）。对于这被压抑的“创伤”而言，“宽恕”成为一个症结。如果不宽恕，受害人将一直生活在过去，永远缺乏直面将来的勇气。不仅仅施暴者们应该对此负责，所有人（包括大屠杀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都应该感受到谴责，这也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指出的“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

阿尔方达里博士讲座的最后一次以张艺谋《归来》电影为对象，将视角转向中国的个体创伤经验。在大时代背景下，冯婉喻遭受了极大的精神创伤，而陆焉识不断试图把一直留在过去的冯婉喻带到现在。几番努力失败后，陆焉识放弃了自己的意图，选择陪他心爱的妻子一直生活在过去的创伤之中。电影结尾是陆焉识陪着冯婉喻在大雪纷飞的火车站高举“陆焉识”的接站牌，默默地长久等待她的爱人归来。这部电影所引发的当代神学伦理学的意义，引发了现场师生的热烈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