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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4-06-20
来源:校友,活动
10月3日,时值中国人民大学76周年校庆之际,1979级、1983级校友返校分别参加参加毕业三十年和相识三十年纪念活动。三十年岁月如歌,流年似水,他们都在祖国的各个关键岗位展现着自身的才华,奉献着生命的热血。三十年成长、三十年历练,三十年行走,再次回到母校,一切都在改变,一切都在发展。正如陈雨露校长在83级主题班会上所说:“这个地方是最值得回忆的,青春在这个地方,缘分在这个地方,精神的起点在这个地方。”
毕业30周年,重返人大文学院(原中文系)的校友们都显得格外高兴。看着既熟悉又陌生的校园,见到阔别已久依然亲切如故的老同学,还有当年教过自己课的各位老师,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幸福的微笑。
“我们班31个同学,这次聚会来了20多位,觉得很不容易,也特别感激和珍惜我们之间的这份同学情谊。”文学院79级校友、也是这次79级校友返校活动的组织者、我院潘天强老师这样说道。潘天强老师1983年毕业留校任教后,就自动担任起了同学们的“事务长”,一直与大家保持着联系,不仅热心地组织了各种同学聚会,还在三十周年之际特别主编出版了《三十年河西》的纪念文集,里面精心收集了每一位同学的新老照片和纪念文章,字里行间写进了大家的无限感慨和回忆。谈起返校最大的感受,潘老师说:“最高兴的事儿就是看到老师和同学们都健康。我们班一个也没少,老师们身体都不错,这是最值得我们骄傲和高兴的。期待下一个三十年我们还能相聚。”
见到当年的任课老师,校友十分感慨。校友们纷纷对老师们表达了感恩之情。79级校友、著名作家钱宁这样说:“人不到一定年纪,很多事情是不理解。我们入校的时候,我们只有二十多岁,我们不是很能理解我们的老师,现在已经到了当年老师教我们的年纪,虽然离开了学校,但对老师是越来越理解、越来越怀念,这也是为什么离开这么久,我们还愿意回来和老师一起交流的原因。”
79级是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三届学生,中文系的31位同学来自天南海北,一半是应届生,一半来自不同的工作岗位。求学环境的不易让这群满怀梦想的年轻人更加珍惜读书的机会,他们被认为是学习积极性最高、最认真的学生。而另一方面,不单学生如此,文学院的老师们同样也是热情高涨。
“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当时老师们全面回归,正是把他们在‘文革’中压抑了许久的满腹学识和才情得以抒发的时候,于是我们就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79级校友张红新感慨地回忆道。
校友李春林也表示,最怀念的还是当时的师生关系:“那时候的师生关系的确是和现在不一样。老师的数量比学生还要多,对学生的事情也都特别上心。我们系从主任到总支书记到老师,都常常与学生在一起。而现在像你们这一辈,学生数量增加了很多,特别是本科阶段,与老师的交往可能就会淡了许多。”亲密的师生关系使得学生们不仅能直接从老师身上获取到更丰富的知识,老师的言行举止也在悄悄浸润着每一个年轻学子,指引着他们未来前行的方向。
1983年正处于国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83级已与79级十分不同。83级绝大部分同学都是应届高考生,多数没有社会经历。
“我们班当时有一个班刊叫《小荷诗刊》,上面都是大家自己写的诗歌、影评,大家很积极地办班刊,当时我们中间还出了好几个诗人呢!”刘树国校友大笑着说。郑学锋校友证实了他的说法,补充道:“我们上学的时候正是改革开放后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各种思潮涌入,大家的思想都很开放很活跃;年轻人又单纯、热血、充满干劲,这样就把这个刊物热热闹闹地办起来了。”郑学锋的脸上充满了怀念的神色。
校友们回忆道,在当时,学文学是件十分“时髦”的事情,当时整个社会都关注文学,相比起物质生活更看重精神生活。班里的同学更是喜欢文学、以学文学为荣,所以当时几乎人人都是“文学青年”,在校园的文学“江山”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学校的诗社、文学社、影评协会、团刊等学生组织的负责人和骨干力量全是83级中文系的同学。
校友们还谈起了当时的课程和老师:“中国文学评论这门课很有深度”、“赵遐秋老师的课非常生动,特别好听”、“王振民老师当时总带我们去中国电影资料馆看那些没公映的电影,当场讲课、当场讨论,气氛很热烈”……校友们仿佛又变成了那些青春热血的年轻学子。
“我们当时和现在是非常不同的”,提及当时的学习生活,肖继发校友充满感慨,“我们当时没有现在学的那么专业,我们什么书都看,而且大家都怀抱着很高的理想,对待理想的态度也很乐观,没有现在的学生那么现实”。郑学锋也说:“当时大家都是包分配的,虽然没什么自主的选择,但是内心反而很安定、很单纯地去学习,不用为了就业的压力去烦恼,能够认认真真地读书。而且那个年代,大家都甘于清贫,也不攀比什么,学习的风气都非常好。”“那个年代的风气特别朴素。”肖继发的话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三十年行走,三十年历练,文学不仅仅只是当年的专业名词,人大不仅仅只是曾学习的地方,也是校友们精神的起点。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在最初的时候在这里学到了最基本的做人的观点、文学的观念,包括做学问的基础,后来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还是依赖于那时候打下的底子,还有那时候打下的自信。” 79级校友、著名作家钱宁说道。
79级的李春林校友现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他回忆自己的大学四年,最感激母校和中文系教会了自己脚踏实地的作风。“人大影响我最大的就是它的校风——务实,不心浮气躁也不好高骛远,而是踏踏实实地做事。”李春林校友认为,正是在这种校风的熏陶下,才成就了今天在各个领域的佼佼者。“人大的学生很容易融入集体,进入角色很快,这恐怕也是人大学生在各个单位都一直很受欢迎的原因吧。”
83级校友郑学锋回忆道:“我们班绝大部分人现在还从事着媒体、宣传的相关工作,这跟当时班上热烈的文学氛围绝对是分不开的。”校友们都表示,中文系的经历对他们的影响是一生的。83级校友孙东升说道:“四年的文学专业学习对他们文字功底的塑造功不可没,而文字功夫是一生的功夫。”
“不管什么职业都需要文字人才,中文的学生大多都有过硬的文字功底,单位需要这样的人”。另外,许多校友说,现在工作牵扯了他们大部分精力,已经没有太多时间去阅读那些大部头的纯文学作品了,但是对文学的兴趣却丝毫没有减退。郑学锋说只要一有空还是喜欢读一些诗歌,肖继发说自己一直在“享受文学”,刘树国则对记者兴致勃勃地聊起了他现在正在读的关于曹操的传记小说,“得意”地说“我只差第十卷就读完了”。
“文学终将迎来重生”
以文史哲为代表的人文学科在当今遇冷,面对日益浮躁和功利化的社会现状,作为经历过文学辉煌岁月的一代,校友们对今日的文学状况也颇有感慨。
79级校友李春林认为,当今实用性学科发展势头强劲,是适应了目前的经济发展需求,但随着社会进步和结构的调整,人们会发现最需要的还是人文情怀。因此现在人文学科的落寞只是暂时现象,未来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反弹。79级校友张红新则说,“也许科学技术会让一个民族进步,但是没有思想的国家更可悲。只有当人文学科回归之时,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富强之日。”
当被问及是否认为当今文学正在逐渐没落时,83级校友郑学锋说:“可能是有这个倾向吧。但这个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到今天,大家宣泄、表达的渠道变多了,可能就不再像我们当时一样那么需要文学了。但是,其实也可以把这看成是文学的另一种生存方式、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学。所以我认为不要沮丧,要冷静看待这件事,我相信这只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在某一天文学就会迎来她的重生。”
83级校友孙东升则更为平静和乐观:“文学归根结底是人学,怎么可能不是显学呢?它永远是显学!而且不要关注显学不显学这回事,这是很肤浅、很表面的东西。文学对于我们来说,永远是已经融在血液里的东西了。”83级校友赵忱则劝诫青年人不要担忧文学的发展,只要把握好自己的内心就行了。“如果是真正热爱,那么看免费电影,画画下棋,都会觉得是精神上的享受,尽管很难得到物质回报。不要把目标限定的太死,在文学院一样可以学知识,特别是文化素质的积淀,以后都可以用得上。也要在学习中逐渐适应,逐渐找到感觉。有热爱就会坚持,坚持就有成果。”
薪火相传,对于在文学院学习的各位师弟师妹,校友们表达了自己殷切的祝福和希望。
79级校友甘学军笑言,真正的好学生不是大师手把手教出来的,而是会偷艺的学生,大学生更应该努力地依靠自觉性去求教,因为未来是未知的,我们永远无法为自己设定一个确定的未来,我们所能做的只能在当下去努力,为未来做准备。甘先生在纪念册文集上的文章中写到——文学是自己生命结构性选择的一部分,他强调学习文学不仅是对于自身涵养气度的提高,更是内心纯真的向往。
“现在的学生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让理想照进现实,以及如何能在二者之间搭一座桥梁。”79级校友张红新说道,“我们既要树立信仰和理想,又要了解和正视现实,两者间的鸿沟需要每一个人去耐心思索和填充。”而对于未来,张红新十分乐观:“我不相信我们会比你们更有创造力。时代会进步,一代就会比一代强,这不是一句空话。我们已经到了画句号的年纪,你们一定会越来越好,未来一定是属于你们的。我们真诚地祝愿文学院的每一位同学,能不负前辈所托,努力学习,书写未来属于自己的美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