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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彩云
郭爱华

一、彩云

　　回国以后，大学同学中见到而且有机会长聊的第一个就是赵忱。我们从多少年前见面那天开始就有着不解之缘。那天她居然跑到我家附近来出差。一开门赵忱的第一句话就是：好像分别只是昨天的事儿，什么都没变啊，二十年。
聊啊聊。
　　二十年的故事，如云。二十年后的我，有一点没有长大的感觉，有些时候，有些事情面前，甚至都感到不知所措。

　　八三年，简简单单的我，作着七彩的梦到了人大中文系。从此中文八三就成了自己引以自豪的一个归属。回想起来，似乎那时候能做到的最遥远的梦就是2000年了。同学们常常言语之间不无豪情地计划着该如何如何“奔向2000年。”如今用不着奔了，2000 年已经是历史。而我呢，那年最辉煌的成就大概是生下了小儿子。同学中，好像那年有类似成就的还不止我一个。不过，连我自己都明白，这跟当初的豪情壮志相差有多远。不过那一年，不知为什么却常常在南加州灿烂的阳光下想起621，想起那个宿舍中的朵朵彩云。
　　最让我常常回想起来的是刚到人大时问的一个让我偷偷脸红了很久的奇笨的问题。这个奇笨的问题后来在旧金山、芝加哥、纽约和洛杉矶，还有哪里……,总之，每到一个大城市的唐人街，都不断地回来嘲笑我。说起来好笑，不晓得是普通话不好还是听力不行，那时候老听李英海说长安街如何如何，我却一直听成唐人街如何如何，还一直就纳闷儿，到北京也有点儿时间了，咋就一直没去过李英海讲的那个唐人街呢？而且惭愧的是，连那街在哪里都不清楚。终于有一天憋不住了，问李英海：“下次去唐人街能不能一块儿去？”弄得人家一头雾水，首先不知道这问题是哪儿来的，然后也不知道那街在哪儿。等猜出来是怎么回事以后，还不知道怎么向我这孤陋寡闻的人解释又不要搞得我满脸通红。最后心善的李英海尽量委婉地解释说，“呃，你是说长安街吧，唐人街在纽约呢。”不记得有没有脸红了，只记得当时很想找个地洞。当然知道纽约有唐人街了，只是以为北京也有一个啊。回头一想，多笨啊，什么问题！北京的街，不每条都是唐人街啦。结果到现在为止，每去一个新的大城市，不去唐人街倒也罢了，一去就想起那个人见人爱的李英海。
　　赵忱自然更是忘不了了，每天对着镜子一呲牙一列嘴就想起来。为什么？因为当年那颗磕得满地找的牙啊。不记得那天为什么有联欢会，只记得是咧着大嘴笑着进了教室的，甚至都不记得怎么回事儿，门牙就撞到了一个不知道谁拿着的酒瓶子上了，应该不是因为急不可耐地想喝一口的缘故，反正稀里糊涂就发现门牙掉了半颗。急得满地找，抓住就近的王卉就问，“还会再长颗新的出来吗？”王卉一脸同情地说，“不会。”于是就拼了命在地上找那掉了的半颗。记得当时，段景华一边帮我找，一遍还安慰着我，“不要紧的，不就是半颗牙吗？找不到咱就不要了。”好像找到了就还能要似的。我一边点头，一边强忍住那直往外冒的泪水，痛倒是不痛，好害怕啊。这牙齿掉了怎么就不会再长呢？！以前掉的牙可都长回来了啊。
　　想不起来最后有没有找到那半颗牙了，只记得后来跟牙医约好了要去补。人家专家门诊要一大早去排队，早得连公共汽车都还没有啊。急死。结果还是赵忱拔刀相助，主动表示可以骑车带我去牙科医院，那时候心里的那感动啊，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依稀记得那天早晨冷冷的寒风，也记得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一路忐忑，记得沿途没有碰到一个行人，还记得赵忱那天穿着一件红色的大盆领毛衣，外套一件米色的风衣，然后别的就基本上不记得了。对了，补牙花了28大元倒是还记得。大学四年，我跟赵忱的故事是最多的，却只有这个常常想起，而且每次想起，心中都是暖暖的。

　　彩云的故事多，多得说不完。张琼华的电热器煮的辣子土豆方便面加上韭菜花，是我永远挡不住的诱惑。还有泥巴糊住的烤鸡，好在那野趣。也不知道她在日本还做不做这些好吃的。初建华每个周末从家带回来的雪里蕻加花生豆，也是每个周一我翘首以盼的，之前都不知道那咸菜叫雪里蕻。在我们家乡，那叫“九头芥”或者干脆就叫“活咸菜”，不要问我什么这样叫，因为我实在也不知道。申惠敏？哦，那团结湖的秋千，荡得我满脸铁青，荡得申惠敏一脸困惑，“合着你是真怕荡秋千啊？”团结湖的秋千？那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杜学霞，哦，那故事最多的一个，记住了她的红色羽绒衣，老得洗，老得洗。
　　彩云的故事多，多得说不完。

二、老师

　　常常觉得自己有异乎寻常的好运，生活对自己宠爱有加，人生旅途中贵人很多，尤其是老师。从上学开始到现在很多老师都令我心存感激，其中一位更是对我的生活影响深远，那就是赵老师。其实从认识赵老师开始，我就对她敬畏有加。她是系里出名的要求很严的老师。我到现在还记得自己在她课上出的丑。那是大学一年级，十七岁刚刚从乡村走进都市的我，对一切都充满了美好的幻想。现代文学，多么富于诗意的学科啊。教这门课的赵遐秋老师的威名更在同学中有点传奇色彩。可是几堂课下来，年轻的我就开始在课上想入非非。这时候同桌说老师叫你回答问题呢，啊！我连问题都没听到啊，当时又不敢承认没听，好像朦胧中听到说徐志摩什么的，就硬着头皮胡诌了一句什么，当然结果是我在全班的哄堂大笑中灰溜溜的站了好久。心里怕得要命，知道这下完了，下课以后要被老师训死。但是下课时，老师只看了我一眼，或者她也许根本就不是在看我而是我自己心虚，就出去了。长出一口气，暗暗地庆幸老师忘了。长大一点后明白，老师不是忘了，是觉得已经教会了我应该学到的东西。事实上，以后只要是老师的课，我绝不敢怠慢。
　　记得准备出国的那一年，是1990。校园，甚至于整个世界，都充满了一种难以压抑的骚动，空气和人们的胸腔中都充满了激情和渴望。每个人都在为生活中的一个美好的目标燃烧着热情。激情过后，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与当时很多年轻的毕业生一样心里拥抱着一个出国的热望。老师对我的选择一如既往地加以鼓励，并且竭尽全力帮助。事实上，没有她的关爱，我的生活一定会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在老师的帮助下，得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全额奖学金。狂喜之余，遇到了很多现实的问题。留学就需要办护照，办护照就要有当时所在学校的认可，而要得到学校的认可在那一年真是困难重重。但是在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一切居然都及时办好了。走之前，赵老师和曾老师在友谊宾馆为我们饯行。当时只感到受宠若惊。一向敬重的曾老师当时一句话，令我终身难忘，“你就是我们的半个女儿！”多么希望自己能够让他们骄傲啊。可是多年过去了，世易时移，我这半个女儿又有多少令他们骄傲的呢？到目前也就只出了两本翻译的小书。
　　多年以后从国外回来，一向好强的我发现自己竟成了坐家。尽管内心钟爱这个位置，却常常不敢面对父母和老师，常常心存愧疚。这个心结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在回国以后很长时间内不敢去见老师，尤其是在回家以后被母亲轻轻地说了几句以后，更是心虚。母亲都不能接受我的选择，何况一向对我的事业很关注的老师呢？每次拿起电话，鼓了半天勇气又放下话筒，心里总有一句话一直在敲打，“不管怎麽样，都不要丢掉了自己的专业!” 那是九二年，在我去国两年以后，老师在美国专门给我的语重心长的教诲，老师说话时我可以听出其中隐隐的忧虑。记得当时万事顺心春风得意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不会啦！”老师的那句话我从来没忘记，却一直不敢面对。我有何面目见“洋”东父老啊？
　　有时候好不容易鼓足了勇气给老师拨通了的电话没人接，心里却偷偷地没有沮丧反而有一种“不是我的错”的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再加上常常出国，又给自己多了些不打电话的借口，然而心中的愧疚感却越来越强，负担也越来越重。我知道，其实自己很想念她。于是在给同学打电话时总要问很多有关老师的问题，直到有一天，我那颇有成就的师弟来上海看我。话题自然主要是围绕着赵老师了。我在如饥似渴地倾听一直跟老师关系亲密的师弟娓娓叙述老师这段时间的生活时，心中有一股很强烈的冲动，想去看看她。善解人意的师弟忽然说，“你为什么不给老师打个电话呢？”顿时觉得自己内心有一种要崩溃的紧张。师弟显然看出来了，笑着说，“你还是不了解赵老师，她是非常豁达的人啊。”那天晚上拿起了电话，心里仍是惴惴不安，听到老师遥远亲切的声音，很想哭，却听到自己干涩的声音忙不迭地解释为什么这么久不给她打电话。老师真的很豁达，听起来精神很好，心情也很好，当时那种如释重负的感受流遍了全身，那种来自内心深处的感激难以言喻。“事情要一件一件地做，做的时候吗，就要做好。”老师的声音亲切，贴心，话语中充满了温馨，感觉是如此的温暖。忽然对自己气得不得了，这么多年来白白浪费了多少年的时间啊。
　　常听到一些近乎安慰的话，“你多幸福啊；教育孩子也很重要啊；你看你的孩子多优秀啊”。但是我知道从小好强的我一直在期望着一种成就感，而成就感又恰恰是全职妈妈心中最难找到的。成就是要看得见摸得着的啊。尤其是在国内国外读了这么多年的书，眼看着同学们一个个功成名就，自惭形秽的那种感觉就像老鼠一样咬啮着我的自尊心。有时候，独自一人面对自己，就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针对自己的最残酷的批评家，甚至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从来就只是个庸才，永远也不会有所成就。虚度终身，这样严酷的字眼不止一次地跳出来，恐吓着我脆弱的自信。每每想起当年上学时，意气风发，自我感觉极好的那段时光，就颓然。更糟糕的事，常常怀疑自己忆起当年是不是一种心理的未老先衰。
　　有这样心态的我，内心深处，最惧怕的就是被拒绝。正是这种惧怕，使我不敢放手去做一些非常想做的事。有的时候甚至都怀疑自己还会不会有效地用中文表达自己的感受。好几次提笔想写点东西，却觉得很生涩。没有比这更让我大惊失色的了，中文可是我的专业啊。几度犹豫，几度焦虑，终于有一天，小心翼翼地向老师坦承了心中的想法，想从新拿起笔。真怕老师问“你还行吗？”但是老师只简单地说，“好啊，你去写一篇关于某某书的评论吧，有个三四千字就行了。刚出版的，要是买不到书的话，我叫出版社给你寄一本去！”老师那平静的口气就像在上学时给我布置功课一样的自然。心中对老师的那份感激之情如潮水涌起，耳中也不再有那个小小的令我失去自信的声音了。忽然感觉自己有一种强烈的写作的欲望，那种找回自信的感觉令我欣喜。此刻我深深的体会到了常常给儿子念的那个故事里为自己害怕雷声而悄悄感到羞耻的小男孩在听了妈妈真诚的话语“我们本来都很害怕，现在有你这个男子汉在这儿就好了”时的那种感受。那种在自己最崇拜敬爱的人口中得到认可而从心底萌发的自信。人是在不断地寻求认可的过程中成熟起来的。而这个寻求认可的过程又是多么的曲折，人生路上我几生有幸才遇到了这么一位老师，a teacher with a gracious heart. 忽然之间，又一次语塞，这回是找不到一个确切的中文词来表达gracious。

三、北京的电台和上海的凉亭

　　第一次回国见到老同学是在1999年。段景华带着大家去了一个北京的新疆餐馆里。新疆人做的羊肉可真好吃啊，吃到撑。
　　段景华的样子几乎就没有变，只是说话的神态和口气已颇有大家风范。我们的交情可不一般，段景华这样在酒桌上宣称。引得几个同学眼睛一亮，却发现又没了下文。其实他说的是我们当年在武钢实习的事。我们两个同分在党委办。我有一次偷懒晚去办公室，后来再去的时候，那党委办的几个人对我嘘寒问暖的，颇让人感动，还说这先天性心脏病得要好好保养，不要累着。哦，我小的时候是有一点窦性心律不齐，不过好像没有发展成心脏病。看看老段冲我挤眼睛，知道是因我晚到，他急中生出来的智，也便顺水推了舟。没想到他还记着当年的那一段。
　　那天来了不少人，同宿舍的却好像只有初建华，与当初瘦瘦小小的小白一比，如今更有魅力了。一向麻辣的刘郁菁上来就噎我，“留洋归来，怎么还这么土啊？！”噢，才意识到这么多人中，我一身体恤该算最土。哎，那老话是怎么说的来着? 洋芋艿再打扮还是土豆，所以咱在哪里也没打扮啊！不过算起来我一身体恤还应该算是“洋”装的，因为是在大洋那边买的啊，我这么开着玩笑。
　　来人中还有宋熙本。我并没有想到他会来。只记得他当时告诉我，“今天是专程为你而来的。”是啊，专程，却好像也就只说上了这一句话。
　　然后我又出远门了。
　　再度回国时，又是几年后。并没有特别想要去联系他。但是有一天，冷不丁地就想了起来。记得那天是在健身房里，也记得那天的心情灰暗到极点。四十岁的人了，总归有心情灰暗的时候，好在也知道上哪里去排遣。在健身房的登山机上满头大汗地折腾着，累了，换个电台听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哦，这不转台不要紧，一转，竟有时光倒转二十年的感觉。电台里中英文并上，滔滔不绝的不分明是宋熙本吗？
　　差点没摔下机器来。出了健身房，在车上又听了半天，还是难分真假。
　　世界上竟有这么像的声音吗？可是后来当他真打来电话时，却不无失望地发现，根本就没听出来电话里说话的是谁！连那电台上的年轻人说话都比他自己还像他二十年前。岁月哪，比什么都能改变人。
　　北京那电台，还是喜欢听。
 
　　上海今年的春天好像是突然到来的，凉着凉着，猛一下就28度了，倏忽之间竟热出了夏天的味儿来。
　　然后突然，宋熙本就来了。
　　见了面就不断感叹，长得太不一样了，也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可是，记忆中的那个人真的是完全找不到了。一改以往眼中青春的灵气，如今是老成持重，very sophisticated，一付成功人士模样。吃饭的过程中，一直想在他脸上找到一丁点熟悉的影子，可是，连曾经最喜欢看的眼睛都不一样了。只有眉毛上的旋儿还一如既往，也依然修饰得精致，一向觉得他是同学中很有style的一个。二十年了，仍然是。
　　忘了告诉他，喜欢他戴的那副眼镜。
　　三月的上海，游泳池边的凉亭里，微风吹过，温和而偏暖。太阳晒进了凉亭，热了大半张桌子，不知不觉已经聊得太久，聊得都累了。
　　也就是那时候，有一个想法不经意间闯进来：聊了这么久，却好像一直都有所避讳。仔细想起来，我们之间其实从来都有所避讳。
　　很感激他来看我，人生路中有人还能在某个时刻想起你来是需要一点缘分的。想说有二十年没这么聊过，却突然意识到，其实从来也没聊过这么久。
　　倒是曾经跟高抒聊过，关于他，也没这么久。那是更加久远以前的故事了，久远得让人都怀疑那是否真的发生过。
最多的是感叹，感叹我们这个班的单纯，感叹我们走的歪路之多，感叹我们长大得太慢。
　　想起来，十七八的时候爱谈人生，却不免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如今四十岁了，也感叹人生，不必强说愁了，却又不愿说愁了。
　　人生就是这样，一大群人，起点各不相同，走着走着，路就在某处交汇，共同走了一段，有的人近一点，有的人远一点，有的人的眼睛会偶尔入梦来，也有的人则是对面不相识，然后又各自上路接着走，有的人远一点，有的人近一点，有的人则漂泊到天涯海角，地球那头。禁不住想，到了我们都该淡出的那天，又有多少人还会彼此牵挂到？
　　记得十八岁生日那晚，“你从雪山走来……”他是这么唱的。我没从雪山走来，倒是后来真去过雪山，也很认同雪山，　　　不过，那是二十四岁以后在另外一个国度与另一个人同去的事了。真正的大雪山，那种雄伟得让你觉得自己连渺小都算不上的大雪山。
　　世事无常，变幻真多。
　　十八岁的时候又何曾想过自己会真与雪山有缘？十八岁的时候又何曾想到多少年以后会再会在这个凉亭，而且心中会充满感激？
　　人生，贵在珍惜，哪怕缘分只有一点点。

四、海南的茶和北京的电话

　　再见王勇的第一个感觉是这家伙好像是起死回生的。聊了一会儿以后，又发现，死过一回都没改得了本性，还是一如既往的那个王勇，不过，隐隐约约似乎多了一份淡然。还是一如既往的豪爽仗义，也还是一如既往地吞云吐雾。在我提醒吸烟的坏处时，他一副完全不信邪的样子反问我，“知道我是怎么活过来的吗？”“靠什么也不会是靠抽烟吧？”我这么说。他却一副信不信由你的样子。不要问的好。
　　这个王勇，记得我刚去美国时还收到过他的一封信，很贴心地说，“希望你在那边住得习惯，不生病。”不记得当时有没有回信了，但一直都想说声感谢，也想告诉他，“住得很习惯，没生病。”
　　回来以后却听说他倒生病了，而且曾经很重。心里的第一感觉，很急。如赵忱所说，他给我们最深的印象是那份东北人的强壮和豪爽啊，怎么能病呢。赶快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却说一切都好，活过来了。不过已不再是东北人，而是走了另一个极端，跑到最南边去了。
　　活着就好。
　　一个冬天，去海南探亲。就找王勇泡茶去了。
 　　海口的万绿园里有一处挂着吊凳的茶座。露天下摆了些木头桌子，桌旁支了些水泥柱子，柱子上搭了些木头架子，架子上爬了些叫不出名来的热带藤子，藤子下吊了些木头凳子。晃晃悠悠坐在吊凳上，再沏上香茶一壶，海风慢慢地吹，我们在那里坐了多久？泡茶的故事又有多长？一辈子两辈子的故事都泡进去了，还只泡了他那一边的故事。我呢，也同样有一辈子两辈子的故事来泡。也许会泡在第二壶上吧，当时这么想。
　　又是冬天，再去海口，又见王勇。
　　这回直接的事由是老爸牙疼，在海口人生地不熟，急了就给王勇发了个短信，结果人家连夜搞定,大过年的在晚上十点愣给找到了医生。那感动，眼泪哗哗的。第二天一大早，他开着车带我们去了牙科。看着他办事一如既往的利落，心中感叹人生际遇的奇幻。
　　送老爸回家后，又一起去找地方喝茶，偏偏这回万绿园的露天茶馆放假了，就另找了个咖啡馆喝茶。带屋顶的馆子里喝茶的感觉真不好，无论如何都不如万绿园的海风和吊凳，事后想想，喝不喝茶是次要的，坐在那吊凳上晃晃悠悠地聊会天也行啊。那茶馆没开门，吊凳应该还挂在那儿的吧？当时怎么就没想起来呢？人有的时候这脑筋好像不怎么会拐弯呢。
　　今年的王勇又不同去年，人生见识了很多很多的样子。喝茶的功夫，他那宝贝女儿打了无数个电话，没啥，就想跟他聊几句。他一副好爸爸的样子，令人感叹。男人就得有那么个把女儿，爸爸跟女儿说话那个温柔啊，儿子们是没有这种福气的。
　　谈起人生来，我说觉得有时候感觉在浪费时间，他却丢过来一句至理名言，时间就是用来浪费的，得想办法把它浪费掉才行。要是有一天发现想浪费都没处去，那才惨。
　　茅塞顿开。
　　结果，第二壶茶没有用什么故事泡，就坐在那里浪费时间了。
　　长大了，故事虽多，能分享的却所剩无几了，大概一起浪费点时间还算是可以共享的事情之一。
　　小的时候干吗盼望长大啊。

　　与办事扎实的贾弟总觉得有一份特别的情谊，他是那种你在什么时候与他重逢都不会觉得生分了的人，哪怕是十年、二十年。他并没有那种万人迷的自来熟，只是那份率真，让你心情非常放松。从上大学开始就有一种感觉，觉得与他相处，你不会觉得不自在，也不需要任何假面具，与他说话，由不得你不坦诚。
　　大学的那几年只知道这家伙特聪明，还喜欢背单词。那学日语的付大哥说自己别的英文都不会就会一个词儿，“uncomfortable”。因为有那么几天贾弟每天天没亮就在宿舍里嘀咕“uncomfortable，uncomfortable”。不知道贾弟如何，但据说那想多睡一会儿觉的付大哥是真的有点儿“uncomfortable”。
　　后来的岁月里与贾弟联系得并不多，但是却是不多的几个一直保持联系并心有牵挂的人之一。回国以后打过几次电话。说话那劲儿还是一如既往，闻其声如见其人。
　　有一次感慨于回国后目睹的一些社会上的怪事，给他打了一个长长的电话，他却向我报道了更多更荒唐的发生在媒体后面的故事。
　　听得我毛骨悚然。
　　然后他用那著名的贾弟腔说，你那算什么？
　　霎时觉得纯真如贾弟都变了好多啊。
　　又叹岁月。二十年了，我们记忆中的都太年轻。

　　二十年的风风雨雨连滚带爬地过来，站起身来，拍拍尘土，发现铭记于心的还是最遥远最纯洁的那一点点。
　　十七八岁的年龄啊，青涩得让人久久回味，美好得连做梦都难回了。
 
　　　　　　　　　　　　　　　　　　　　　　　　2007年3月于上海

　　（人大中文系1983-1987本科，1987-1990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留学美国多年，现定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