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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福海，1964年12月出生，辽宁庄河人，现任新闻出版总署对外交流与合作司司长。1982年至1986年就读于人民大学中文系，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7月至1991年11月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讲师。1991年11月至2002年3月任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历任古典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出版发行部副主任，策划室主任兼发行部副主任，社长助理兼生产调度室主任，副总编辑（其间，1999年8月至2000年8月，借调至全国扫黄打非办任主任助理，1997年至1999年就读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课程班）。2002年3月至2005年9月，任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物发行管理司副司长（其间，2002年9月至12月，就读于国家行政学院司局长任职班）。2005年9月至今，任新闻出版总署对外交流与合作司司长（其间，2007年7月至2009年9月，挂职历任柳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委党校校长等。2005年3月至2007年7月，就读于北京大学公共管理硕士生班）。研究生学历，公共管理硕士，编审。

十月的北京，秋高气爽中透着丝微寒。十四号上午，我们如约来到新闻出版总署对外交流与合作司，有幸采访了文学院82级校友张福海司长。张司长跟想象中的形象差不多：儒雅谦和，严谨又不失亲切。我们一路上的忐忑不安，逐渐为张司长和蔼可亲的面容、耐心细致的态度、沉稳睿智的谈吐和爽朗的笑声所消融。在张司长的娓娓道来中，我们能清楚地体会到他对人民大学文学院那份深挚的情感。

记者（以下简称记）：张司长，据我了解，您是中文系82级本科生吧。当时的中文系有没有什么人或事给您的印象特别深刻呢？能谈谈您当时的大学生活吗？

张福海（以下简称张）：应该说，人大是真正培养我的母校，人大中文系（你们现在叫文学院）直接培养了我。从人大毕业以后，我陆陆续续去了不同的学校，读了不同的专业，但对我培养最大的还是人大。在人大的四年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我觉得体现在很多的方面：

首先，人大的校风非常好。“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含金量非常高，可以说是人大最宝贵的校训和财富。我个人理解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就是给人大带来了很好的校风。第二，“实事求是”实际上给人大的学习和科研确定了很好的方向。今天我们看，我们在学术文化领域内出现的若干问题，我觉得实际上都是没有很好地遵循“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如果真能按照这四个字的要求，恐怕目前学术界内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不会出现。所以“实事求是”可以说是人大在学术领域、学术研究领域和教学领域非常珍贵的四个字。同时，这四个字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大学子形成了非常好的个人作风和个人品格，对这些学子走向工作岗位以后，不管是在为人处世，还是在工作的各个方面，应该来说都有很大的帮助。对于我个人而言，受这四个字的影响很大，受益也很大。所以，我觉得人大最重要的精神内涵就是这四个字，特别是当大家走向工作岗位之后，人大的学生在社会上比较受欢迎，大家都觉得人大学生比较朴实，比较务实，比较勤奋，比较肯干，我觉得这都是得益于这四个字的校训。

然后，我觉得人大有一批非常好的老师，在学校的时候老师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一个呢，人大文学院有一大批非常有名的、有水平的老教授，非常好，在不同的领域教授了我们很多知识。当时文学院一些老师真得是具有名师风范，每次上课都特别投入，甚至讲课都可以讲得热泪盈眶，这些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他们对学问的真正的热爱，执着的追求，真得都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而并不像今天社会上一些人比较浮躁，不是真正在做学问。

另外，我觉得人大老师对学生非常的关爱。记得那时我有一段时间生病，真是得到了老师无微不至的关怀，像在家里给我做饭啊等等，真得是非常好。我对人大老师充满感情，我毕业以后很多年，人大一些老师交代我一些事情，只要我能办到，我都会尽全力。实际上，唯一的原因就是学生那时在成长阶段非常需要老师在各种方面的关怀和帮助，而人大的老师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让我非常地感激。因此，我对人大老师，由此推及到我老师辈的这些人都给予极大的尊敬，这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点。同时，工作以后不断的变幻岗位，我也管理了一些同志，带领同志们一起工作，而在对部属的关心上面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人大老师对我的影响，这点非常的重要。

记：那时，您在学校课余时间有参加过什么社会活动和社团工作吗？

张：说到这一点上，人大给了我很多锻炼的机会。其实，我在人大参加过许多学生活动，担任过社团部长、文学社长、摄影社社长、外联部长等，还担任过校学生会副主席，当过中文系团总支部副书记。总之，那时候担任社会工作比较多，我觉得这实际上都是锻炼的机会。当然，那时也很辛苦，因为大学生当时算是天之骄子嘛，所以组织了很多社团活动，也请了很多名家来搞讲座啊，画画啊。这些社会活动为我毕业以后踏入社会确实做了很多的积累和储备，使我在能力上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但同时真得不能因此影响到学习。我觉得自己也的确没有因为工作而影响学习。每天如果因为社会活动而耽误了学习时间，晚上一定要补回来。所以我那时候晚上经常要去学校外的路灯底下学习。

记：路灯底下？那时候没有通宵自习室吗？

张：那时候是没有通宵自习室的，自习室一到晚上10点钟就要关门。因为学校内的路灯不够亮，我经常离开自习室就要去学校大门口的路灯底下去学习，像背诵英语啊、古汉语啊。那时候像古汉语等科目，很多是需要你大段背诵的，老师第二天早晨上课会提问。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怎样。

记：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是需要背诵的。

张：也有是吧。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帮助的。实际上，中文系有一个问题，就是课余时间十分重要。你们也许想不到，我大学四年就买了一件衣服（笑）。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吃的所有的苦实际上对今天都有好处，当时的苦一定会转化为将来的甜，所以年轻的时候多吃点苦还是有好处的。

记：您毕业以后直接就参加工作了吧，能谈谈您这些年的工作经历吗？您觉得在人大的学习生活对您之后的工作有怎样的影响呢？

张：说到工作，我在人大当了5年的老师。我那时候是当团总支部书记，跟学生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我觉得可能我最大的特点就是跟学生的感情非常好。

记：中文系的就业方向很多，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留校任教呢？

张：我留校是有一些偶然性的。与你们今天的情况不同，那时我们工作机会比较多，而我最终选择留校其实就是因为一位老师对我说，福海，你先留下来帮我几年好不好。我说好啊。因为那位老师对我非常好，她当时要分管学生工作，特别忙，所以我就留下来了。当时说要留两三年，后来就留了五年。之后，因为离开人大还希望继续从事专业，我就从人大调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在调动里面还需要业务考核的，我算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第一人。后来，我在社里作古典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又作策划室主任兼发行部副主任，还当过社长助理兼计划调度室主任，之后当副总编辑，分管的领域就比较宽泛了，包括当代文学编辑室、《当代》杂志等等。后来，我被借调到全国扫黄打非办任主任助理，又在新闻出版总署作发行管理司副司长，又到对外交流与合作司当司长。之后，我还到柳州市做过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总之，这些年我来回转，中间又去对外经贸大学和北京大学读过书，但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人大。很感谢人大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培养：教育我四年，又通过工作的方式培养我五年，所以相当于使我世界观、人生观塑型的这段时间都是在人大度过的。我想，第一我们对人大都充满感情，第二对人大的培养也充满感激，第三，我认为如果大家在工作上取得一些成绩的话，可能得益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我觉得人大的培养是最主要的。

记：您毕业后积累了多年的工作经验，能给我们这些学弟学妹们分享一些心得和体会吗？

张：第一，学习的机会千万别浪费。多学习，掌握真本事，这是自己终生的财富，所以有机会学习的时候千万别浪费大好的学习机会。第二，一定要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地做人做事，这非常重要。第三，机会就是给予有准备之人，我们一定要珍惜每一个来到我们身边的大大小小的机会。一定要脚踏实地，千万别好高骛远。总理说“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只有脚踏实地才有机会仰望星空；如果不脚踏实地，你就只能在那儿仰望星空，而且只能是仰望，永远不会有机会。另外，我还有一句话，就是认准自己的方向，千万别受到纷繁世事的干扰，特别是物质利益的干扰，我个人认为，眼前诱惑我们的很多东西你回过头来看的话，都没有意义。所以认准自己的人生目标这点非常重要，否则你就会没有终极的人生目标。古人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实际上就是指人有长远的目标之后，你要持之以恒地、坚持不懈地去追求这个目标。所有眼前的目标，如果跟这个诱惑相一致，就可以接受；如果跟这个目标相抵触，要坚决地排斥，要不你就会在这个过程中迷失自我。

实际上，现在说了这些都是没有用的。我现在觉得许多感受都是人必须先经历过许多挫折然后才能体会到。所以，前人说生活过、工作过、学习过，也许你当时会觉得这不是废话吗，但它真得不是废话。你只有经历了以后，你才会有所体会。

记：值此院庆之际，您对文学院的师生有什么寄语和希望吗？

张：人大是我永远的母校，它塑造了我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衷心祝愿我的母校万古长青，祝愿我的老师们身体健康、事业有成，祝愿我的弟弟妹妹们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记：很感谢您今天能接受我们的采访。人民大学这些年发生了许多可喜的变化，欢迎您在空闲时间能常会母校看看。

采访结束以后，张司长与我们亲切地握手，并连声说“辛苦了，辛苦了”。在这位将生活扎根于他脚下泥土的人大学子身上，同时融合了人大精神的知性与感性，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是两代人大人精神传统的传承，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也许正是人民大学给予所有受它润泽的莘莘学子最宝贵的精神馈赠吧。

采访：张彤 徐萍  文：张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