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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03-10
来源：校友
1987年炎热的夏天毕业了。记得毕业分配的单位是北京市委宣传部，很激动，周五起个大早，在校园的旮旯里顺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主要是那自行车没锁。总之是第一次在北京骑自行车走这么远的路，美！
“你在北京有住的地方吗”一个大约五十多的老头面无表情地问我。
“没有”我一脸轻松地。
“那我们没有住的地方你怎么办”还是毫无表情。
“单身宿舍也没有吗，一个床位都没有？”我感到不妙。
其实我完全可以说北京有住的地方，大学四年没干别的，千辛万苦地找了个女朋友，她家里是可以住的，但是转念一想，大学毕业居然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找不到，也太那个了吧。
“那你要考虑好我们这里是没有住的地方的”依然毫无表情。
我甚至不知道怎么走出那个地方，走的时候怎么说的，一直到甘家口该拐弯了才清醒过来。
xx的。
其实我现在想来，那个老头是在给我上走出校门的第一课。当时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个圈套，根本就不知道北京市委宣传部对于一个人的意义。大学里本来就不擅长考试，这次又实实在在地得了个零分。
xx的，这是什么事呀。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想抱怨一下居然也找不到对象，就这样恍恍惚惚地回了人大。
回到学校又听说《中国食品报》需要中文系的，似乎又有了些安慰。
晚上睡在空荡荡的学三楼三一八宿舍，怎么也没能睡着，同屋考上了研究生的贾弟不急不躁地回来了，听了我欲哭无泪的诉说，他也唏嘘一番，好像突然找到了发泄对象，我们一起咒着宣传部的那个老头，最后，贾弟大义凛然地决定明天陪我一起去《中国食品报》看看。
第二天我们起了个大早，一起跋山涉水地绕过实际上就是一池臭水的莲花池，进了一个像是临时办公的院子。
“宿舍是没有问题的”接待我的人一脸阳光地告我，我的心稍稍有些安定，又煞有介事问了问其它情况，就初步决定要去了。后来聊天中间听说他们还需要人，回到学校就告诉了也在苦苦寻觅归宿的初建华，她当时怎么说的我记不得了，后来只知道她确实去了那里。
最有意思的是我现在的工作地点就是在莲花池的边上——现在的六里桥。
六里桥是京珠高速（北京到珠海）北京的起点，也是华南和西北进京的唯一公路通道。有一年中国闹水灾，当时的水利部在六里桥的东北角盖了个三十多层的水利部办公楼，还没启用就被国管局没收了，我后来工作的这个公司最近买下了这幢楼。
实在是巧得很。
鬼使神差的直觉使我对这样的结果还是有点不甘心，第二天一个人骑着那辆破烂自行车出人大东门径直从白石桥路一直南下，看见大门就下来看大门的单位名称，差不多的就进去，找到人事部张嘴就问是否要人，一连十数个大门，毫无收获。
下午一脸丧气地回了宿舍，一天的碰壁搞得心情糟糕到了极点，把顺来的自行车也悄悄放回了原处。回到宿舍准备收拾开东西，暗想食品报也不错，既当记者又能到处吃，想着想着开始得意了。
贾弟冷冷地看着我。
七月的北京干热干热的，小泥湾（人大东门当代商城当时的地名）路边高大的白洋树上的知了急促地狂叫着，旁边那个小酒馆的韭菜馅饺子勾着我，以前经常光顾的那几个凳板车的车夫还在用及精炼的北京土话聊着大天，因为就有我一个进来，他们都异样地看我，以前跟班里几个好热闹的偶尔过来解馋，总能碰到这几个人，今天看我一个进来自然有些奇怪。我本是好面子的，本想退出去，又有些犹豫，干脆索性也叫了两角钱的啤酒，互相看着就咽了起来，心想着以后到食品报就该吃大菜了。没成想那是我在小泥湾那个难忘小饭馆的最后一顿饭，也是大学期间吃得最香的一顿，而且后来娶的第二
心满意足地往回走，觉得自己跟阿q很像。
听说系办的老师找我，我极不情愿地去了，过去才知道有个什么公司也要人，记得开出的条件是：男生，中共党员，中文系的，文笔要好，觉得除去最后一条，其他的都能应对，心想闲着也是闲着，决定明天去看看。
拐过西苑饭店就看见了一个楼下停着清一色的日本皇冠、挂着一堆公司铭牌的五十年代苏式的灰色大楼，直上五楼到了人事处，一个长相一般但颇具气质的中年女子热情地接待了我，当时北京是夏时制，下午三点就下班了，由于没有见到领导，只约了明天面试的时间。
“那个单位是个什么公司，不会是废品回收的吧”系里值班的老师很是关心。
“不会的”我支应着，心里却打鼓，难道楼下的皇冠车是别家的。
面试很快就结束了，主要是写篇文章，题目是：从大兴安岭火灾想到的。我哭笑不得，想着这下完了，这也太简单了。这公司真有可能是搞废品回收的了。其实做这样的文章整个就是考大学的作文题目，对于能够进入人大中文系的我来说的确是一碟小菜。
我现在仍然清晰地记得考我的公司人事部经理姓冯，被同事称为“二马”，后来成为我国驻土耳其商务参赞。很多年以后再见我时拍着我肩膀说，“小宋，没有大兴安岭那场火你进不了中技公司。”我知道他说话从来都是要让你想三句以后的，“那我也只感谢费翔”我记得当时这样回了一句。
我周五应“二马”要求第二次来到公司，见到了我的顶头上司，一个皮肤白皙极其精干的女子。
这个女子后来成为外经贸部监察局长、我国驻芬兰商务参赞。更巧得是这女子的儿子后来在日本碰到了姚毅，只知道俩人在聊天时都提到了我（我曾经在我们领导家里住了半年给她儿子就是这个哥们补习文科，所以他一直感念我），弄得我的这个哥们回国从机场直奔我万泉河的家里，我们俩喝了一夜酒。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在简短的谈话后她问我。
“有住房吗，我是说一个单身床位就行”我怕她误解，连忙解释着。
“没问题，公司有政策，什么情况享受什么样的住房。还有什么问题。”
“咱们这个公司是干什么的，回家我家里问我我怎么跟他们说呢”
“哈哈哈哈”女子和“二马”对视了一下愉快地笑着，那情景至今依稀可见。我有点蒙了，就记得那个“二马”说了一句“到我们公司你不会后悔”之类的话。
是啊，哪里有还不知道这单位是干嘛的只要给住的就去的道理呢！但这确实是我当时的全部想法，“只要这个单位能提供住房我就去”那几天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
回到宿舍记得也是这样跟贾弟说的，“嗯”他认真地看着我异常兴奋的样子从鼻子里出了一声。
于是房子就成了我的一个心病，在我走南闯北的日子里，每到一地首先是安排好住房，准备好所有的生活用具，手头稍有宽裕就琢磨着买房。
唉！
后来，我的前后两任太太都与住房生发出了一些故事，让我很汗颜。其实说也无妨，在跟第一任太太办离婚手续时正赶上公司分房，按我当时条件还能调个三房二厅的，如果离婚就不行，于是我怀着阴暗的心理拖延，后来甚至提出了只要不让公司出证明我就办离婚手续这样近乎无耻的要求，让我没想到的是后来居然正是用这样的方式办了，这在十年前是不能想象的。
那套房子还在北京西三环边上的北洼路放着。
跟第二任太太在住房上的故事就简单多了，好像是一次在跟她很感慨地说以前如何如何房子的事后，她就自作主张地买了一套，让我至今仍有被包养的感觉。
最后我找到的工作单位是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岗位是党委办公室秘书。这个公司负责全中国大型设备的进出口，尊龙凯时注册的业务范围遍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不是搞什么废品回收的。
（作者简介：宋熙本，文学院83级本科，1987年毕业，现在是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天津分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