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尊龙最新版

瞿霭堂，民族语言学家，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

一、您是什么时候来到我校文学院的？

我到人民大学来的时候，还不叫文学院，称中文系。我来人民大学可谓因缘巧合。我1956年从中央民族学院藏语毕业后分配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语言研究所工作，后来语言所里的一个组分出来成立独立的所，叫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文革前夕又与民族研究所合并，文革后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又独立出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我来人民大学之前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我来人民大学是因为文革中哲学社会科学部是重灾区，恢复工作后，一片混乱，科研和人事环境越来越差，不能不换个环境。放弃工作了三十年的单位和专业，从科研阵地转行到教学岗位，自然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但形势使然，只能从头做起。当时，我有两个选择，一是人民大学，一是北京师范大学。系里的胡明扬教授已经六十四岁，第二年退休，需要一个学术带头人，我与胡明扬是朋友，同意到人民大学。从与中文系的渊源关系来说，我是系里当时的新新教师，老教师是文革前学校的老师，新教师是文革后复校时调来的，我1988年改革开放后进入中文系，理应是新新教师，当时已经五十五岁，由于年龄关系，调动工作是比较曲折的，中文系接纳我，大概有点像现在“引进人才”的意思，在当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从此开始，我就与中文系结下十一年不解之缘。

二、请谈谈您在文学院的教学和科研情况。

   科研和教学本来就是互通的，欧洲的科研机构大多建立在学校中，中国这种集中全国优秀人才研究社会科学，并成立“科学院”是前苏联的体制。我从科研单位“转业”到教学单位并没有多大压力，况且在社科院、华中理工大学都指导过硕士，加上外出讲座，对上课还比较熟悉。我进入中文系后一年，胡明扬先生即告退休，我接替了他的学术位置，成了学术委员，还安排了一个实验室主任的职务。当时，系里重视文学，特别是马列文论之类的课程全国知名，对语言学科并不重视，语言学教研室仅有的两位专业老教师都调走出任对外汉语教学和书报资料中心行政领导。包括我在内语言学学科只有四名教师。好在当时课程的设置，没有什么严格的要求，语言学科只开“现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两门课，而且大多还是对外系讲授。

我到系里后做了两件事：第一，增加语言学课程，第二扩展实验室。除了原来的“现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外，在我提议下本科生增设了社会语言学、语音学、计算机原理和应用，为硕士研究生增设了普通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理论语言学、、音系学、语义学、语言学专业外语、论文写作等课程。这些课程都是我开设的，我退休后有些课由年轻老师接任，论文写作、计算机原理和应用、语言学专业外语这些课程就取消不再开设了。除了这些课程再加上“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和“音韵学”，在中文系十年教学工作中（不包括不再开课的返聘一年），我开设了十三门课程，在人民大学或许可以说首屈一指，无人可比的了。我成为“万金油”教授，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教师缺乏，要提高语言学教学，首先要开设必要的课程，特别那时系里曾经有像北大一样开设独立的语言学专业的设想，后来虽然没有成功，但毕竟达到了三年级开始将语言学和文学分班开课和实施不同培养方案的目的。二是我有一个不一定正确想法，一个教师可以是一个或两个专业的专家，但教课并不需要一定是这个专业的专家。特别在进入大学后发现，一个教师大多只能教授一门课程，有时候排不上课，只能轮休。这种体制是非常浪费人才的。一个学者必须专而通博，才能成为专家，何况以教授知识、开发悟性、传授品德为己任的教师，在语言学科范围内，不能细分到只能开一门“现代汉语”或“语言学概论”之类的课程，我开设的课程除了专业外语和计算机课程外，大多在语言学科之内，这是一个语言学科教师必备的知识、修养和技能。我并不提倡人人都来当“万金油”教授，那是迫于文革造成人才断层的形势，但一个教师只能开一门非常狭隘的课程，那就要考虑课程的设计和人才资源调配和使用的问题了。

我为系里开设了一门具有特色的语音学，将赵元任和李方桂引进中国的美国描写语言学的语言调查方法，融合进语音学课程，在讲授语音学的时候，不光讲理论，除了教授全套国际音标发音外，还进行方言调查实习，即记录一个方言点，整理出语音系统。使学生不仅学习理论知识，而且学会实践技能。为此，我与劲松老师共同制作了一个多媒体的语音学教程，这是一个专业的课件，包括了语音学的基本知识、全套国际音标发音、练习和上海话调查实习。图文并茂，有声有色，表格点击发音，视频发音显示。国际音标主要由我发音，还包括赵元任和周殿福的发音，以备比较参考。现在网上流传很广，很多学习语音学的学生都使用我们这套语音学教程学习国际音标。后来，由于这门特色的课程，劲松老师2004年还获得了优秀教学奖。

在接手系里的语音实验室后，在原来基础上扩建成一个计算机房，购置了多台计算机，供老师和学生使用。并开设了“计算机原理和应用”的课程。当时，全校开设了统一的计算机课，由于只讲授一般知识，学生学习后没有任何实践意义和应用价值，更遑论操作技能。于是，我开设了这门以应用为主的计算机课程，讲授如何操作计算机、五笔字型输入法、网页制作、文件制作和排版技巧等文字工作者应用计算机的必备知识。当时，计算机尚未普及，一台机器要一万多元，相当于一个万元户的身价，只有单位才有条件购买使用，学校办公还在使用文字处理机，个人很少有私人计算机。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即使用文字处理机，受聘担任四通公司办公自动化中心的顾问，参与四通文字处理机的改进和开发，教授五笔字型课程和编写教材。由于编写出版了两本编码字典，获得五笔字型输入法的创造者王永民颁发的科研成果二等奖。因此，我较早接触到计算机，在应用计算机上有一定的心得和技能，开这门课就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现身说法，实技演练。学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因为能独立操作计算机，而且能在输入和排版等方面达到专业的水平，很为单位领导和同事的赞许和赏识，非常感谢能为他们开设这门实用的课程，使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受益匪浅。由于，有了机房，我也为系里的老师进行了计算机扫盲，我这个年龄段的老师今天能使用计算机，并能使用五笔字型这种专业输入法的，大多在我这个扫盲班上学习过。当时，除了计算机系和统计系等这些必须使用软件的系科，专门开设计算机课程外，人文学科独立开设计算机课的，我们独一家。

我做了三十余年的科研工作，是非常专门化的学科，研究藏族多种语言和文字，而且研究汉藏语系语言和语言学理论，同时还做双语学、翻译学和民族语言文字规划和政策之类的研究，兴趣比较多，但对中文系的教学却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科研工作大多在教学之余进行。我自认为是比较勤奋的，在中文系这十年间，发表论文32篇，90%为今天所谓的核心刊物，出版著作两部，中篇译作一部，还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写了中国六七十种民族语言的词条。我不写短篇论文，每篇论文都在两万字上下，两万字以下的论文很少，所以十年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遗憾的是其中虽然也包括少数有关中文、语言理论和应用方面的，由于主要涉及的是民族语言，因此并不为中文系所重视，对我的研究和成果似乎也并不太了解，我的研究大多成为了“业余”的。近年来，我们院的语言学科有了长足的发展，语言学科的专家日益增多，语言学的知识和视角更加扩大，我的论文才逐渐能出现在我校书报资料中心的语言巻上，其实十年间我发表在核心刊物头版的类似文章是很多的。我觉得我虽然没有在科研工作上为系里做出多少直接的贡献，我真正的专业在教学上也没有起到直接的作用，但我为自己的专业和语言学科是尽了力的。

三、您开了那么多的课程，是否谈谈您的教学思想和经验？

   我进入教学的领域才短短十年，无论经验和体会比之老教师还相差甚远。从教学来说，我秉承“三性”原则。第一，是批判性。这是从社科院带来的一种教学方式，即在教学过程中，不仅传授知识，更要激发学生的悟性。激发悟性即启发学生在接受知识的同时，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用批判性的讲授方式，即边讲授课本的知识，又批评课本的不足和错误。这需要教师具有超越课本的知识和实践的经验。比如历史语言学、普通语言学和语言理论之类的课程，由于国内外学者缺乏对中国语言的全面知识，内容的片面性和缺漏现象比较严重，需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加以补充和修正。再如，生成语法之类的理论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先验论基础上的，中国是一个以唯物主义为主流思想的国家，专事介绍，不进行批判，就会误导学生。批判性的讲授能使学生分清是非，启发思考，明确正误，择善吸收。第二，是互动性。课堂教学不是教师的单向传授，而应是教师和学生互动的双向交流方式，因此，在硕士和博士课程中，我使用教师讲授和学生讲授教师评点两种方式。这种方式能督促学生认真自学，启发思考，加强分析和批判思想，训练和提高表述能力。第三，是实用性。实用性除了体现在计算机、论文写作和专业外语之类比较容易联系实践的课程外，在讲授其他课程，包括理论性、专业性的课程同样贯彻这种教学方式。我理解的实用性是广义的实用性，即传授给学生的知识是可以使他们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能够比较容易和直接地应用。我无论讲授语言学或语音学的课程，目的是希望学生在得到这些知识和理论的同时，学会如何利用这些知识和理论去解决中国语言中的实际问题，而不是学会空洞的道理，没有与实践结合的能力。比如我讲授非常难懂的音韵学这门中国式的汉语语音演变史的课程，除了尽量吸收古人对汉语语音变化的研究成果，纠正一些古人限于知识的局限性而不符合现代科学语音学的一些术语和方法外，着重讲授古今对比解释、汉语古音与今音的关系及其转换方法、相关工具书的使用方法等内容，省略一些古人如何取得成果的过程。这些知识对一个本科生来说，过于专业，没有实用意义。而我们讲授的这些内容对学生今后无论学习和研究汉语的语音、语法和词汇都是必备的知识。

我的这些教学思想大多是从自己科研实践中形成和从社科院的培养方式中借鉴的。从现在的术语来说，是科研型学生的培养方式，不一定适合教学型或通用型学生。

四、您做了许多科研工作，能不能谈谈您的学术经历？

在我们那个年代，学校对科研除了在晋职时才重视外，平时不像今天那么关注和鼓励。那时没有定时的考核制度，也没有对教师发表论文、出版著作和申请课题的具体和比较严格的要求。加上语言类的刊物比较少，与文学比较来说，语言学科的成果相对来说比较少。我因为来自科研单位，科研养成了习惯，发表的东西比较多些。我进入中文系并包括退休后的科研成果占据我科研成果的一半。这是因为虽然在社科院工作时间比较长，在人民大学工作的时间只占我在职时间的四分之一，后来的科研成果反而多是因为在社科院工作时经历了极左和文革的时代，科研工作受到严重影响，而到人民大学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学术繁荣，加之退休后有了更多的科研时间，成果就多些。

我的科研工作横跨两种“时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总结和反思的。

我以1962年《卓尼藏语声调与声韵母的关系》和1963年《藏语的复辅音》两篇发表在《中国语文》上的文章奠定了研究的基础和学术地位。前者提出藏语声韵母与声调的关系，奠定藏语声调发生和发展研究的基础；后者从语音学上为藏语的复辅音声母确立了前置辅音、基本辅音和后置辅音的基本概念和结构框架，描写和研究了藏语复辅音的现状和历史发展，科学地说明了藏缅语言复辅音声母的性质。这两篇文章由罗季光先生推荐，得到陆志韦先生赞赏，因为这些研究对汉语声调和声母的历史研究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我的研究经历是按部就班的，从具体语言开始，再扩大研究范围，最后进行理论的创建和研究。我的研究是从声调开始的，对声调的研究基本上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轨迹。

改革开放后我先发表了《谈谈声母清浊对声调的影响》，那时我已经普查过卫藏方言，熟悉了拉萨话，对藏语声调与声韵母的关系有了更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后来陆续发表《藏语的变调》和《藏语的声调及其发展》，全面探讨了藏语声调的发生和发展，使用大量的方言资料，说明了藏语声调发生后在各方言土语中的发展演变过程和情况，并进一步研究藏语的调值，发表《藏语古调值构拟》。通过后两篇文章，对藏语声调的微观研究进行了现实和历史的总结。此后，声调研究从以汉藏语言为对象，转向宏观的研究，发表《论汉藏语言的声调》，对汉藏语言的声调进行全面疏理和综合研究，再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研究调值和声调发生和发展的理论，发表《汉藏语言调值研究的价值和方法》、《汉藏语言声调起源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声调起源研究的科学论证方法》，从理论和方法上论述了声调发生和发展的原理和研究方法。在中国，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调值发生、发展和研究方法的，或许我算首创。这个轨迹反映了我的研究从微观到宏观、从本体到理论的全过程。

从具体语言的研究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进行汉藏语言的研究，是我迈向综合和理论研究的第一步，因为做这种综合性的宏观研究本身就具有理论性。中国的汉藏语言有六七十种，具有共同的特点，又有不同的类型，中国又是汉藏语言的中心，将这些语言作为对象和语料，进行综合研究，不仅能揭示亚洲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群语言的特点，而且这些特点对语言学各种学科和门类的研究都有很大的意义，特别对所谓普通语言学，更有重大的补充和贡献。任何一种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如果在这一大群语言中得不到验证，行之无效，这种理论恐怕只是局域性的理论，还称不上普遍性的理论。我也有做这种研究的条件：首先，我调查和掌握了汉藏语言中最重要语言藏语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其次，我担任过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语言部分的特约编辑，使我有机会全面接触和仔细学习中国的汉藏语言；再次，编辑大百科后，又撰写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少数民族语言》的全部词条，将中国的所有语言编写一遍。

我从汉藏语言的重要特点做起，研究汉藏语言的语法特点的，如《论汉藏语言的虚词》和《论汉藏语言的形态》；研究语音特点的，如《论汉藏语言的音系学》和《汉藏语言声调起源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研究整体特点的，如《汉藏语言的类型和共性》；研究历史关系问题的，如《汉藏语言的系属研究和问题》；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如《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问题》和《汉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新课题》等。还与马学良先生合作发表了《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贡献》，由我执笔马学良先生署名的《汉藏语言的研究》和《汉藏语言的语音研究》。最近，发表了《论汉藏语言联盟》的文章，否定了汉藏语系的存在，创建了汉藏语言联盟的发展谱系，探讨了借鉴生物学建立的语言谱系分类理论无法解决的问题，为汉藏语系的历史研究和谱系建立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我的藏语文研究同样由小到大，由具体到理论。除了上述的声调研究外，写了《藏语的韵母研究》和《藏族的语言和文字》两本书。藏语声母的特点是复辅音，韵母的特点比声母复杂得多，我使用大量藏语方言资料，通过与藏文的比较，从纵横两方面论述了藏语韵母的现状和发展，为深入和全面认识藏语的韵母以及汉藏语言的历史比较奠定了基础。我对藏语语法的研究比较少，比如藏语的《阿里藏语动词体的构成》，《论藏语的语法体系》，嘉戎语的《嘉戎语动词的人称范畴》等。我所以少做语法研究，是因为语法研究不仅需要丰富的资料，更需要准确的语感，没有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帮助，很难完成。

我的藏文研究是与语言学和文字学密切关联的，如《藏文的语言和文字学基础》研究藏文的来源，它与藏语的关系，构拟了藏文所反映的古代藏语的语音；《音势论和藏文创制的原理》，根据藏文的文献和现代语言文字学，特别是音位学和音系学，研究藏文创制的原理及其科学性和一些值得探讨的地方。

方言研究是我的一个重要方向，我创建了藏语和嘉戎语方言和土语的完整分类。我与谭克让共同完成了《中国语言地图集·藏语方言图》，我们后来又发现了阿里和夏尔巴土语，我最后发现了巴松土语，为全面了解藏语和方言分类提供了事实根据。后来写《藏语方言的研究方法》和《嘉戎语方言》的文章，除了描写方言现状外，更多探讨的是方言学的理论，提出了方言非地域概念，是语言接触的结果，为方言形成的原因和性质做了新的解释。

我的研究兴趣比较广泛，受马学良先生的委托，参加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开始做民族政策、双语教学、双语理论等方面的研究。中国双语研究界所以对双语教育、双语教学和双语概念发生分歧，主要是在民族语言政策、民族与语言的关系、民族语言与通用语言的关系、民族语言丰富发展和衰退消亡的关系上存在错误的认识。为此，我写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语言问题》、《谈谈族际共同语》、《民族教育中的语言问题》、《民族教育中的语言选择》、《新时期的民族语文工作》、《民族与语言》、《民族自称与语言》、《中国的民族和语言》、《民族语言文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等一系列宣传民族语言平等政策和正确认识上述各种关系的文章。纠正了混淆双语教学和双语教育概念以及在濒危语言问题上的一些错误认识。最近还写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调查和研究》的文章，进一步讨论正确处理少数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言之间的关系，结合语言能力和语言利益，讨论民族语言的发展和应用。

五、您对语言理论的研究也有建树，希望您能谈谈对语言理论研究的看法和所做的语言理论研究。

    中国语言研究界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界有一个通病，缺乏理论的研究。这并不是中国的学者缺乏对事物的理性思考和哲学认识，或者缺乏创建理论的能力，而是另有原因。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奉前苏联的理论为圭臬，一越雷池，即为异端邪说；后来，与前苏联交恶，又将理论基础与基础理论混为一谈，以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代替具体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生搬硬套，囫囵呑枣。如果有所创新，立即上纲上线，后果严重。于是一些大学者、大专家，既不想苟同，又无法改变，只能规避理论，提出了只研究事实，不研究理论的倡议。这虽然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也在一定程度上扼灭了五四以来科学理论思考的火花。由于长期规避理论研究，使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界沦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改革开放以后，百花齐放，理论研究提到日程上。由于长期缺乏理论研究，在积累的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不得不借鉴国外理论，洋瓶装中酒，美其名曰引进新理论，与国际接轨，实则当了搬运工，一无创造性，而且以“言必称希腊”为荣，挟洋自重，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建立中国创新理论的积极性。此外，中国历史上就有“独尊儒家”的传统，缺乏学术争论和建立学派的传统，至多修修补补，不能动摇根基。特别近年物欲横流，急功近利，在和谐的名义下，扼止学术争论，不辨是非，特别对西方学术理论的批评，更在“和谐”之列。更有甚者，把学术争论与人际关系混为一谈，将学术讨论庸俗化为朋党之争。在中国民族语言的研究中，当然不会例外，因此倡导创建中国自己的语言理论，特别是民族语言的理论已是当务之急。

理论和方法听来神秘和高深，其实未必。简单来说，理论就是人对客观的一种系统性的认识。认识就是一种思想，是人思维的成果。所以理论就是人对客观系统性认识的成果。不同于一般认识的地方是系统性，一般认识比较散漫，常常是自发的；系统性认识则是有组织、有目的的认识，是把一些散漫的认识，有目的的组织起来，科学地解释一些具有关联的现象，揭示这些现象的本质。可见，理论研究的目的本质上是为了解释，系统地解释复杂的认识对象。我们的观察和研究对象是语言，语言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要科学地认识它就需要具有科学解释力的理论。

理论是一种思想成果，思想是人的认识成果，所以理论第一个特性就是主观性。理论是人创造和建立的，人的认识是有限的，无论你的理论多么接近客观现实，不可能是绝对的，所以只有相对真理，没有绝对真理。相对真理说明了人认识的局限性和主观符合客观的无限性。世界上不存在“颠扑不灭的真理”，即使“一句顶一万句”，后面还有一万零一句。世界上有比较接近真理的理论，称为科学；与真理背道而驰的理论，叫伪科学。可见，理论有科学的和非科学的，只有科学的理论，才能反映理论的第二个特性，即理论的客观性。科学的理论是主客观良好统一，不科学的理论是主客观完全背离。我们科研工作者的理想，就是建立能更好地反映客观事实、接近真理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能推动科学的发展。

要建立科学的理论，首先要区别自然科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这两种科学有至关重要的差别，受着不同规律的支配。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规律往往与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关，受到人自觉行为的制约。结构主义把语言看成一个完全脱离人（语言使用者）的自组织符号结构装置，研究语言就是研究这种装置的结构成分和结构规则，用自然科学的自组织原理来解释语言的发展和变化。把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所体现的社会规律等同于自然规律，认为社会规律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比如为语言的现状和历史确立一条规则，或者发现一条规则，就认定语言会按照这种规则使用、发展和变化，陷入决定论的泥淖。社会科学的规律或规则，具有局限性、局域性、倾向性和时间性，影响因子和参数很多，特别是人的主观认识和思想。只能说现在怎么样，将来可能怎么样，不能说将来一定怎么样。这是从以人为本的思想对社会科学规律，当然也包括语言规律的科学态度。更有甚者，进一步研究语言的普遍共性，研究的结果不是没有意义，就是反例频频，遭到驳斥。于是不能不自己建立一个人类普遍存在于大脑中的语言装置，这就是乔姆斯基先验论的生成语言观和语法理论。科学理论建立中最重要的证伪性，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常常难以实现。你能证明乔姆斯基所说的大脑中的语言装置不存在吗？由于过去过分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立场”，“立场”与客观现实常常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有人把社会科学划入信仰范畴，不承认它是科学。这当然是一种极端的看法，是对将社会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思潮的一种反动。

科学界一个新的潮流是跨学科研究。社会科学界的理解有偏差，认为跨学科就是让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跨进”社会科学，语言学科尤甚。本来这两种科学是互补的。让自然科学“跨进”社会科学没有什么不对。问题是这种“跨进”必须以建立在区别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基础上，要充分认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共同性和差异性。要使用“融合”的方式，而不是使用“嫁接”的方式。择善而从，不能生吞活剥。举个简单的例子：实验语音学原来是人类听觉的延伸，感知的补充，帮助和补充自省式语音研究的不足，解决语言感知中的一些偏误和困难。现在却喧宾夺主，试图以物理学的声学来完全代替人的感知和判断，忘记了语言是人创造的，语言的编码和解码是发生在人与人的相互交际之中，最后判定权属于人，而不是机器和仪器。实验语音学的成果是帮助人来验证感知的由来或条件，不能决定和解释人类创造语言的动机和过程。实验语音学竟然以揭示人在感知中忽略的冗余成分为能事，甚至企图研究声调发生的生理和物理机制，这无异于研究从猿到人的过程中，人类发音条件（包括器官和意识）的进化，哗众取宠，干扰语音的正常研究，这不能不说本末倒置。

我做语言理论研究出于三个目的：第一，中国的语言理论研究，在改革开放前，以前苏联为马首，改革开放以后，唯命欧洲的学说。这种崇洋媚外的思想漫延，有时甚至失控，以讹传讹，误人子弟；第二，我在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已经写在教科书上的似乎定论的东西，实际上还值得探讨，否则同样贻误后学；第三，中国语言学界缺乏对理论研究的兴趣和传统，理论研究还是以“贩运”为主，即以中国的语料去验证外国的理论，缺乏独创性。我认为中国尽管在短时期内不一定能创建历史语言学、结构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这样的完整语言学理论，至少应该在语言理论上发表一些创见，对语言理论有所创造，有所发见，有所推动。因此，我的语言理论研究，有的具有一定的创造性，有的则具有批判性。其实，在我研究的各个方向和领域中都涉及到理论问题，比如声调研究、汉藏语言研究、双语研究都涉及到历史语言学、语音学、音系学、方言学等学科的理论。比如《语音演变的理论和类型》的文章中我提出了与前人研究不同的新的语音演变原理；在《叠置式音变献疑》文章中批评了这种音变原理；在《汉藏语言调值研究的价值和方法》、《汉藏语言声调起源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这些文章中不仅批评了根据所谓美国辅音响度新学说提出的声调起源声母说和反历史主义的机械论，并提出了对声调发生发展的原因、过程和结果的新见解。《有序异质论辩》则是批评拉波夫语言异质论的哲学基础，捍卫唯物辩证法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语言异质论在中国几乎成为定论，不得不从哲学上进行审辨，以定真伪。《国际音标漫议》则从理论上讨论国际音标的性质，解释了国际音标这种不科学的系统与它广泛应用的关系，提出了如何学习和使用国际音标的方法。我的研究中，涉及到理论的方面很多，包括《相关语言学构想》、《思维、思想和语言》这些比较抽象的理论研究，并不一定能得到广泛的认可，但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创建自己的体系，即使接不上国际的轨道，至少是自己的思想成果，比一味崇洋媚外、“言必称希腊”、无视国人研究的“贩运”要好一些。研究是一种从未知到已知反复循环的探索过程，是与社会需要密切结合、解决认知和实践问题的必要手段和方式，是研究能力、研究方向、知识背景和研究兴趣的个性化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国际接轨没有关系。

六、希望你能谈谈你的学术思想。

    我上面已经说过，社会科学的研究比自然科学的研究要复杂得多。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所谓学术思想就是指导你研究的理论原理和思想观念。

首先，我是主张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不能回避。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比如以唯心的先验论为基础的生成语法，我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尽管在欧洲曾经风靡一时，在中国也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唯物主义内容众多，也要加以分辨。比如我批评拉波夫的语言异质论，异质论也是唯物的，但它是不正确的唯物观念和认识论。再比如机械唯物主义和科学主义，也是唯物的，以机械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结构主义语法理论，在中国传播和应用中就进行了很大的改造。

其次，我除了上文提到的在研究语言时要区别社会科学的方法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外，我一直在倡导语言研究中的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人们在认识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后，世界上正在形成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研究社会科学要以人为本，从人出发，充分考虑到人既是科学的创造者，又是科学的受益者。以语言研究来说，人既是语言的创造者，又是语言的使用者，还是语言的修订者和改造者。无论共时和历史研究都离不开语言的创造者和使用者。看来，传统说研究一种语言不能脱离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历史，这种历史主义的观点还不能完全反映语言研究的本质，只有以人为本的思想，才能真正科学地解决语言的现状和历史。我在《语音演变的理论和类型》一文中，详细论证了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在语音研究中的必要性和科学性，否定了连续式和叠置式音变，限定了扩散式音变的适用范围，提出了语音发生演变的社会、心理、结构和接触四种原因；语音演变必经的共存、共生和共变三种途径和方式；并将语音演变分为系统性和个体性两类，系统性包括调整型、功能型、发生型、消失型和转移型五类；个体性包括发生型、消失型、转移型、异变型和协合型五类。为语音演变提出了新的原理和确立了新的模式。

社会语言学原来只是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或者在社会环境下使用的语言状态。随着拉波夫“变异”学派的出现，把语言共时和历时有机结合起来，把语言的变化和变异与使用语言的人的社会属性关联起来，才真正体现了语言的现状和变化与使用语言的人的关系。人们从社会语言学的这种人文精神中汲取了灵感和营养，使语言从静态研究进入动态研究，从描写研究转变为解释研究，充分与人的行为和认知结合起来，认知语言学方兴未艾，这种趋势只要不走极端，有利于对社会科学和语言科学规律的认识，对社会科学和语言科学的研究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再次，我倡导语言研究的本土化。本土化不是说中国的语言学理论和语言研究与外国的有什么本质的差别，理论只要是科学的，接近客观真实的，应该具有普适性。我们所说的本土化，是指中国的语言学理论要建立在充分利用本地语言资源，适应本地社会需要，继承本地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体现中国特色，具有创造性、独立性和先进性。很多人反对科学理论的国别特色，认为理论是普适的，普适的东西何来特色？事实是社会科学理论具有个性化、社会化、时代化等特点，已经说明了普适性的理论同样会打上个性、社会和时代的烙印。普通语言学应该是最“普通”的语言学了，却是最不“普通”的。不同的学者，由于知识的局限，内容就不普通。中国的普通语言学与欧洲的普通语言学，在内容上就有不小的差别。欧洲的语言学者不很了解亚洲的语言情况，特别是中国语言的很多重要特点都没有写进他们的普通语言学。由于不同的学者关注的对象不同，有的普通语言学更多关注语音，有的关注语法，有的关注历史等等，个性化非常明显。早期的普通语言学更多关注历史，因为当时语言的历史研究是主流，后来则更多关注语法和描写，那是描写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法兴起的原故；有一段时期大家研究语言的共性，普通语言学这方面的比重明显增加。充分说明普通语言学同样也反映了时代性、国别性和个体性。可见，科学没有国界，科学研究的传统、内容、方向和指导思想却是不同国家都不相同的，因此称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或语言研究并没有什么不妥。

七、请谈谈你在语言学科方面有什么建树？

建树谈不上，做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语言研究，在一些方面多少做了一些工作，对语言学科的发展多少有些帮助。主要是以下四方面。

第一，对藏语和嘉戎语研究做出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调查了人迹罕至、海拔6000多公尺的阿里地区的藏语，属于中外藏语研究界首次，发现了藏语的阿里土语。调查足迹遍及藏族居住的五个省区，除了阿里土语外，还发现了卓尼土语、夏尔巴土语、巴松土语、那曲土语、攺则土语，为《中国语言地图集》绘制了西藏方言土语全图，对藏语方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此对藏语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像《藏语韵母研究》、《藏族的语言和文字》、《藏语的复辅音》、《藏语动词的屈折形态及其演变》、《藏文的语言和文字学基础》、《音势论和藏文创制的原理》等都是藏语文研究者的必读著作和论文。

第二，最先研究了汉藏语言声调与声韵母的关系，从1962年在《中国语文》上发表《卓尼藏语的声调与声韵母的关系》开始，陆续发表《藏语的声调及其发展》、《藏语古调值构拟》、《汉藏语言的声调》、《汉藏语言调值研究的价值和方法》、《汉藏语言声调起源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声调起源研究的科学论证方法》等论文，开藏语声调、汉藏语言声调、调值历史研究先河，并论证了汉藏语言声调起源的机制和原理。

第三，最先对汉藏语系语言进行综合研究，对汉藏语系语言的本体综合研究和理论研究都做了不少工作，除撰写了上述有关汉藏语言声调的文章外，还撰写了《汉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新课题》、《汉藏语言的形态》、《汉藏语言的虚词》、《汉藏语言的系属研究和问题》、《汉藏语言的音系学》、《汉藏语言的类型和共性》、《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和《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贡献》等大量文章，深入探讨了汉藏语系语言语音、语法、类型和理论等各方面的问题。

第四，对语言理论、双语理论等也做了不少工作。《中国的民族和语言》不仅研究了民族和语言的关系，同时首先提出了各民族语言使用关系的各种类型；《相关语言学构想》构建了语言不同关系的研究框架；《语音演变的理论和类型》提出了语音演变的基本原理和统一过程；《有序异质论辩》从哲学上批评了语言异质论；《双语和双语研究》和《双语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则提出了新的双语概念和定义。

八、希望你谈谈对文学院的期望。

文学院的成立经过曲折的过程，中文系先改组成文史哲三合一的人文学院，后来又与史、哲脱离关系，与语言文化学院合并，成立了文学院，领导更换几届，从整体来说，是越变越好，对语言学科来说，更是蒸蒸日上，引进人才，加强课程设置，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应该说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使语言学科在文学院中从弱项和较低社会影响的学科成为一个具有一定竞争力和较大社会影响的学科。随着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当然希望语言学科像北京大学一样，与文学分开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科。

要提高语言学科的水平和社会影响力，要开阔引进人才的视野，不能过分强调人才的社会影响力和专业水平，还要关注综合型的人才，比如引进语法专业的人才过多，而又不具备综合能力，就会失去资源的平衡，实际上是浪费资源。学校还是以教学为本职，教师过分专业化，即使科研能力再强，虽然能提高科研和发表水平，但不等于能提高教学水平，只能造成专业重复。特别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主要骨干老师已经达到退休年龄，或即将退休，不引进语言学的人才，即通晓语言理论的通才，而不是专门研究语言学科中某一门比如语法、方言之类专门学科的人才，就会降低语言学科的教学水平。

教师的水平有高下，对教学的适应性大不相同。现在的教师更新换代只是依靠退休调节，基本只进不出，这当然是制度问题，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争取更多的流动和交流。否则，有的教师本专业无课可开，只能到学校开设选修课。

学院还需要加强对教师标准化、公开化和公平性的评价制度，严格考核。再如对核心刊物的确定和科研奖励的方式和方法都还有进一步考虑的必要。

学院还没有重视退休教师的作用，没有充分利用退休教师的社会影响力和学术知识，在学科建设、课程设置、课题申请等方面没有发挥退休老教师的力量。退休老教师的适当参与会提高领导的权威性和学术的凝聚力。

我们认为文学院还具有精简的余地，行政人员和教师还没有达到一专多能，过于专门化，分工太细，容易浪费资源。

九、你对本院学生学习语言学有什么建议？

    我在本院工作的十年中，语言学科的老师除了个别人因为教学的态度和方式受到同学的非议外，绝大多数的教师都勤奋工作，受到学生的欢迎。当时实行学生评分和教师奖励制度，每学期前十名学生评分高的教师得到十元奖金。除个别学生外，大多学生的学习都比较认真。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认为学习语言学的学生必须加强哲学、逻辑学和数学的学习，因为语言学是一门介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中间学科，涉及面广，需要这些学科的支持。

 

主要著译目录

一、论著

1.专著：

（1）《阿里藏语》（瞿霭堂、谭克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2）《藏语韵母研究》，青海民族出版社，1991年。

（3）《藏族的语言和文字》，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

（4）《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瞿霭堂、劲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

（5）《普通语言学》（马学良、瞿霭堂），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

（6）《马学良学述》（瞿霭堂，劲松），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7）《21003汉字编码大字典》，（瞿霭堂，劲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8）《五笔字型多功能速查字典》（瞿霭堂，劲松），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

2.论文

（1）《卓尼藏语的声调与声韵母的关系》，《中国语文》1962年第7期。

（2）《藏语概况》（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藏语小组，执笔），《中国语文》1963年第6期。

（3）《藏语的复辅音》，《中国语文》1965年第6期。

（5）《阿里藏语动词体的构成》，《民族语文》1980年第4期。

（6）《藏语的声调及其发展》《语言研究》1981年第1期。

（7）《藏语方言的研究方法》，《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

（8）《藏语的变调》《民族语文》1981年第4期。

（9）《藏语中的异根现象》，《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10）《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藏语和嘉戎语》，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

（11）《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各少数民族语言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

（12）《藏语韵母的演变》，《中国语言学报》1983年第1期。

（13）《嘉戎语动词的人称范畴》，《民族语文》1983年第4期。

（14）《论藏语的语法体系》，《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

（15）《藏语动词的屈折形态及其演变》，《民族语文》1985年第1期。

（16）《汉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新课题》，《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

（17）《汉藏语言调值研究的价值和方法》，《民族语文》1985年第6期。

（18）《中国语言地图集·藏语方言图》（瞿霭堂、谭克让），香港朗文公司，1987年。

（19）《藏语的复元音》，《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20）《中国的民族和语言》，《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21）《汉藏语言的形态》，《民族语文》1988年第4期。

（22）《卫藏方言的新土语》（瞿霭堂、共确加措、益西、结昂），《民族语文》1989年第3期。

（23）《藏语古调值构拟》《中国语言学报》1989年第4期。

（24）《嘉戎语方言》，《民族语文》1990年第4、5期。

（25）《夏尔巴话的识别》，《语言研究》1992年第2期。

（26）《相关语言学构想》，《民族语文》1992年第4期。

（27）《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贡献》（马学良、瞿霭堂），《民族语文论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年。

（28）《汉藏语言的声调》，《民族语文》1993年第6期、1994年第1期。

（29）《汉藏语言的虚词》，《民族语文》1995年第6期。

（30）《汉藏语言的系属研究和问题》，《薪火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

（31）《汉藏语言的研究和问题》（马学良、瞿霭堂），《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6本第４分，1995年。

（32）《汉藏语言的音系学》，《民族语文》1996年第5期。

（33）《汉字的功能文化观》，双语教学与研究第一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

（34）《双语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双语教学与研究》第二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

（35）《汉藏语言的类型和共性》，《民族语文》1998年第4期。

（36）《汉藏语言声调起源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民族语文》，1999年第2期。

（37）《汉藏语言的语音研究和问题》（马学良、瞿霭堂），《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1分，1999年。

（38）《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语言研究》2000年第2期。

（39）《双语和双语研究》，《民族语文》2000年第3期。

（40）《思维、思想和语言》，《民族语文》2004年第3期。

（41）《声调起源研究的科学论证方法》，《民族语文》2002年第3期。

（42）《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语言研究》2002年第2期。

（43）《思维,思想和语言》，《民族语文》2004年第3期。

（44）《语音演变的理论和类型》，《语言研究》2004年6月。

（45）《嘉戎语上寨话》（瞿霭堂、劲松），《民族语文》2007年第5期。

（46）《叠置式音变献疑》（瞿霭堂、劲松），《语言研究》2008年第2期。

（47）《藏文的语言和文字学基础》，《中国语言学》第3辑，2009年12月。

（48）《尖团音新议》（劲松、瞿霭堂），《语文研究》2009年第2期。

（49）《嘉戎语藏语借词的时空特征》（劲松、瞿霭堂），《民族语文》2009年第2期。

（50）《民族语言文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民族翻译》2010年第4期。

（51）《有序异质论辩》，《语言研究》2011年第1期。

（52）《音势论和藏文创制的原理》，《民族语文》2011年第5期。

（53）《翻译的不对称原理》，《民族翻译》2011年第4期。

（54）《国际音标漫议》，《民族语文》2012年第5期。

（55）《语言调查经验谈》，《语言田野调查实录（九）》，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

（56）《通向语言殿堂之路》，《中国藏学》2014年第1、2、3期。

（57）《中国藏缅语族中的代词化语言》（瞿霭堂、劲松），《民族语文》2014年第4期。

二、译作

1.译著

（1）《远征欧陆》（合作，统稿），三联书店，1975年。

（2）《南斯拉夫的实验》（合作，统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2.译文

（3）《科学的结构》，《当代美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第1集，1978年。

（4）《英国的中国研究》，《国外社会科学》1978年第5期。

（5）《日本的西藏研究》，《国外社会科学》1978年第6期。

（6）《日本西藏研究概述》，《民族译丛》1979年，第1-2期。

（7） 《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20期。

（8）《苏联政治生活中的阶级基础》，《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27期。

（9）《论国家与社会》，《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14期。

（10）《南斯拉夫民主化的辩论》，《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2年第5期。

（11）《拉萨话元音的和谐》，《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1983年第1期。

（12）《社会阶级概念:共同的模式和不同的定义》，《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3年第25期。

（13）《比较构拟法的程序》，《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1983年第2期。

（14）《图弥三菩扎及其语法著作》，《民族译丛》1983年第6期。

（15）《中苏争论》，《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4年第5期。

（16）《嘉戎语历史音韵研究》，《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1985年第1－2期。

（17）《口语与书面语传统》，《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2卷第4期。

（18）《汉语声调的地理研究》，《语言研究译丛》，天津人民出版，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