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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研究部副研究员、研究处处长。

“想读中文，想当作家。”

当我们问起牛玉秋老师当初为什么选择中国人民大学，选择中文系，牛老师乐呵呵地笑了。她说当时好多院校的中文系的培养方向都是当老师的，而她的理想不是老师，而是当一名“我手写我心”的作家。恰好人民大学的招生简章上写着中文系的方向是培养文艺干部，她想，这大概与自己的理想相吻合了。1965年牛玉秋老师顺利进入人大读中文，从此与人大中文系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然而实际上，1965年入学之后，牛老师只在学校学习了一个学期。计划赶不上变化，第二年的二月份刚开学，刘少奇就提出大学生要半工半读，他们便被分配到海淀某地，边盖房子边读书。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三个多月，不久连书也没得读了，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回忆起文化大革命时期，即使事隔四十多年，牛老师依旧印象深刻。当时单一的生活与压抑的氛围可以说让许多青年的理想破灭了，对生活的热情转为“没希望”的惨淡。没有思想自由，精神的极度匮乏，无书可读，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言论的苛刻与不自由，文人被打倒，让人们觉得“搞文字是件可怕的事情”，许多人一辈子都不想再与文字接触了，更何况谈什么文学。然而即便是这样的环境下，牛老师依然“贼心不死”，始终在心里默默坚持着自己的文学梦，一点一滴地积蓄力量。文革期间知识分子大多被分配到“老少边穷”等比较艰苦的地方，但值得庆幸的是，她虽远离北京，却始终活跃在基层的广播站、文化局等相关文化单位，做些与文字有关的工作。特别是1972年纪念讲话30周年，党开始组织一些文学创作。那时起，她有机会写一些小说，发表些文学评论方面的文章。虽然那时候没什么文学刊物，但人民文学出版社逐渐恢复工作了。当时山西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本集子，集子里面收了她一部小说。恰逢山西搞晋剧调研，虽说是任务，但她也趁着这个机会，写了一些小戏。虽说年代不自由，但文学之梦如水般渗透，如竹般破土，从默默积累到崭露头角，为她日后的求学生涯与写作道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十年文革结束后，出于对命运的不甘，对文学理想的热爱，还有那份重回京城的思乡之情，牛老师决定报考北京的研究生。其实，她当时首先选择的是北大中文系。人大是1979年才恢复招生的，而北大1978年就开始招生了。北大一恢复招生，牛老师第一时间报考。然而她只上过一个学期的本科课程，专业课接触极少，对于招考毫无经验，完全靠自学，去参加北大的招生考试也就落榜了。经历了这一回，牛老师长了些经验，知道该如何学习专业课程，需要记忆哪些知识，于是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读完本科的所有专业课程，在79年，人大复校的第一年，再次进入人大校园，重返中文系。

从无望的文革走来，谈及再次在人大读书的心情，牛老师会心地笑道：“回人大读研究生的那段时间，是思想最放松的时期，尽管那时候思想解放还不是很彻底，但毕竟我们有了希望。”研究生时期牛老师读的是文艺理论专业，师从纪怀民先生。虽然正常上学了，但1979年思想解放运动刚刚开始，信息、出版物都处于相当匮乏的状态，书本少得可怜。别说专业课方面书本极少，就连马列文论也很难找到相关书籍。对于没有翻译的外语著作，他们最多只能看一些外语原文，整个人对书本的欲望处于如饥似渴的状态。尽管在这样外界辅助极度缺乏的情形下，牛老师仍是勤学苦读，扎实地掌握了专业课知识。而这些理论的奠基，对她日后的道路也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工作以后，她研究的重点从文艺理论转移到当代文学，同时进行了大量的作品阅读和研究。她坦言，是人大中文系三年的专业教育奠定了她日后站稳脚跟的基础。“这些东西是我研究生时期奠定的基础，应该也是让我能走到现在，对当前的文学发言还不至于落后、落伍的原因。”同时，她也提倡马克思早年提及的思想自由与精神自由。 

毕业几十年，从学术知识和自己的工作经验出发，牛玉秋老师对于中文系的建设与学生的培养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她谈到：“中文系必须是两方面的培养：一方面是理论基础的教育，另外一个是艺术感受力的培养。”理论教育是奠基之石，“一个搞评论的人，能不能走得长、走得远，关键在于他有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有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没有基础应该是走不远的。”艺术感受力亦是一个读中文的人应该具备的。作为中文系，应该有一种“自由开放的精神”，有一种文化氛围，在大量的作品阅读的基础上，培养个人的艺术感受力。所以对于中文系发展的期待上，她提及：“一个非常理想的中文院系，应该是弥漫着对艺术向往的精神感受，我们也不说沙龙什么，就是大家的兴趣、爱好都在这方面。”她坦言，若有人同她谈论半天的小说，她一整天都会特别愉快。遗憾的是，如今信息大爆炸，作品太多，人民的审美趣味变得特别宽泛，两人能同看一本书的经历已非常难得。从牛老师的甜美的语言中，我们不经也陷入她描绘的“文学理想时代”——共读好书，与友对论，欲辩忘言，不知时日将过矣。

访谈结束后，牛老师的话一直萦绕在耳畔，对于“文学梦”的执着，历经世事而不忘的初心都异常使我们感动。我们从她身上，看到的不仅是一位作家、评论家背后的艰辛与卓越，更是一颗永葆年轻的心在不断地拍打着、激励着后代。从建国初到新时代，变的是时代，而永远不变的是，我们那颗永远为文学而跳动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