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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安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年逾古稀的章安祺老师声如洪钟，走起路来十分稳健，他笑着说：“在人大校园里走路，我总是能超过前面的学生。”对于记者的问题，他的回答很朴实，态度非常严谨，为了保证准确，他还会翻阅资料查证。

“勤奋，认真，刻苦”

提起做学问应该具备的品质，章安祺老师说出了这三个词。他196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外文系。当时在英语快班的他，有可能被分到个不错的工作单位。但是，出于年轻时要多学习的想法，章安祺老师选择了继续深造。而至于为什么选择西方文艺理论，章安祺老师认为：“从事任何专业都要学好外语，但是有了外语还应该有专业，以外语为工具。”在南开大学外文系的时候，教文艺理论课的是系主任李霁野先生（翻译家），他对这门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人大语文系招收外国文艺理论史专业的研究生，章安祺老师就报了名。不过，他也犹豫过，从外文系到外国文艺理论史专业，专业基础薄弱，基本要靠自学；考试科目最多，三天共考六门，除了政治、语文、外语之外，专业考试还有文艺理论、外国文学、专业外语；除此之外，招收名额很少，人大自1963年改招导师制研究生，每年只招2人。对于往事，章老师记忆仍然很清晰：“1963年政治经济系两个人，1964年中文系两个人，1965年工业经济系两个人，所以文革初徐志清老师召集我们研究生开会的时候总共只有6个人”。面对如此艰难的条件，靠着自己的努力，章老师成功考上外国文艺理论史专业的研究生：“我总觉得考试是公平的，肯下功夫就有可能成功。”

师从缪朗山先生，章安祺老师谈起缪先生有很多话说。缪朗山先生1961年调来文学院，为研究班和进修班开设了全国高校第一个西方文艺理论史课堂，当时学科尚在初创阶段，资料译介刚刚开始，研究成果寥寥无几，缪先生边给学生翻译文献，边为上课赶写讲稿，夜以继日，呕心沥血。提起缪先生，章安祺老师说：“缪先生终身勤奋，他不避严寒酷暑，不遑过节度假，文稿末尾经常写有某年‘国庆脱稿’或某年‘春节译毕’的字样，即使遭遇人祸（如文革）天灾（如地震），政治迫害临头或生活境况艰辛，他也从容应对，泰然处之，从不间断学术研究。”同时，章老师敬佩缪先生的治学严谨，缪先生坚持立足第一手材料，著述所需文献大都根据原文亲自翻译，这些译自希腊文、拉丁文、英文、俄文、法文、德文的资料，不少篇目至今仍属唯一的汉译本。对于缪朗山先生对章老师的影响，章老师说：“缪朗山先生注重钻研原著，惯于独立思考，也关心学术动态，却从不随波逐流，这些都很让人敬佩，难以忘怀。” 章老师曾说：“做学问的人没有双休日。”对于学问，在导师缪朗山先生的影响下，他一直抱着孜孜孜以求的态度，从未懈怠。

东学西学，道亦攸同

章安祺老生曾经去过南斯拉夫、德国、意大利、美国等地做过学术交流，提起这些经历，仍然历历在目。

1979年－1981年，章安祺老师第一次出国，是文革后第一批公派的社会科学留学人员。那时，“搞社会科学的，只能去社会主义国家”，而当时只有南斯拉夫一个国家合格。对于这次学术进修，章安祺老师记忆十分清晰：“当时教育部派专人管理，党政组织也很健全。那次教育部给人大的名额最多（8个），是北大的4倍。”

1988年，章安祺老师去联邦德国不伦瑞克，是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国际磋商会。对于这次出行，章安祺老师印象深刻。不伦瑞克城内设有莱辛故居，广场上有莱辛塑像。“德国非常珍惜文化传统。”章安祺老师说。会议组织代表们参观了伯根•贝尔森纳粹集中营和纪念馆，对于德国敢于正视历史，章安祺老师表示敬佩。

1991年－1992年，章安祺老师在美国陶森州立大学任教，到过7次华盛顿和其他5个城市，主要是去参观国家美术馆、国会图书馆和其他一些博物馆、纪念馆、大教堂等标志性建筑。“留学生们对我很好。”身在异乡，章老师对于同胞的帮助至今仍十分感激。在巴尔的摩，章老师还见到了一位我系在校时很优秀的硕士生，“但他在美国事业上的发展并不理想，国人在国外发展总会遇到很多困难。”

1996年，应那不勒斯东方大学邀请，章安祺老师赴意大利做学术考察，去了那不勒斯、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意大利一直是西方文化的中心。“那些城市都有两三个博物馆和美术馆，珍贵藏品异常丰富；城市建筑外观尽量维持原貌，非常注重文物保护。”对于意大利的美术馆和建筑，章安祺老师如痴如醉：“我那一个多月白天基本上是在展览馆和大街上度过的，最值得回忆的还是那些历史文物和艺术作品。搞艺术史的不可不去。”

多年从事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又去各地参观学术交流，章安祺先生认为“科学无国界”，改革开放以后，“国学热”和“西学热”都曾有过，章老师认为：“西学的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都可借鉴，积累的学术成果和相关资料都可参考。”

“人大文学院是我的‘家’”

1964年以来，除“文化革命”那“十年动乱”外，章安祺老师一直生活在人大中文系。在人大中文系学习和工作，而且从1984年初至2003年末近20年中，除出国一年外，还兼行政工作。即使在动乱年代，章老师也有机会就回来看看，是赵澧老师和黄晋凯老师等家的“常客”：“即使退休之后，学院领导和老师们对我也很关心，很照顾。我觉得文学院是我事业和生活的根基所在。”

教学多年，章安祺老师培育了很多优秀的学生，提起这些学生，章安祺老师如数家珍。对于学生，他有他的要求：“我希望学生专心致志，认真刻苦。认真钻研经典原著，认真读，认真想，认真写。”不过章老师最看重的，还是人品，正直诚信，清明善良，有正义感和责任感；再者是治学，勤奋严谨，刻苦自强，有上进心和事业心。“在我看来，人大文学院这样的学生不在少数。”谈到文学院的老师，自己的同事，章安祺老师提到了丁浦老师：“他为中文系的建立和发展尽心竭力，奔波了一辈子：从引进人才组建教师队伍，到为学生们联系工作单位，还邀请知名学者为研究班和进修班组织学术讲座，等等。直到他弥留之际，我和杨慧林老师去探视时，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系的学科建设，嘱咐我们认真搞好教学科研。真是一心为了系的发展，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感人至深，令人难忘。”

再有，章安祺老师提到了1993年以来领导班子和老师们对他的信任和支持：“许多事我难以忘怀：1994年申报国家文科基地，当时杨慧林老师正生病发烧，带着药去评审会做会务；1998年家中老人病危，他从医院赶回来听“老教师”的批评，说他研究基督教文化是“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翻案”。还有，章老师也提到了领导班子中的李林、叶君远、贺阳、程光炜等老师，章老师说：“他们既对系的工作非常投入，也对教学科研毫不放松，都是严于律己而且标准很高的人。长期以来，太辛苦他们了，太牵累他们了。”

章安祺老师长期关注学院发展，对于全系共同努力所取得的成功，他记忆犹新：1993年，我系“文艺学”学科获博士学位授予权，实现了我系博士点“零的突破”；2001年还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1995年，我系入选“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2001年也被评为“优秀基地”。2003年，“中国古代文学”和“汉语言文字学”也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与此同时，章安祺老师所从事的“西方文艺理论史”学科，由于教学团队努力，也取得了很大发展：1996年曾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2005年又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他说：“目前，杨慧林老师牵头的这个学科，取得了更大的成绩。我很高兴。”

在访谈中，章安祺老师说别人多，说自己少，透过章安祺老师描述的他人，可以看到章老师自己的态度。作为一个学者，他说话严谨客观，对于年代久远的事情仍然记忆清晰。作为一个人大文学院人，他饱含感情，和陈传才老师最先到达院庆活动现场。正值文学院55周年院庆之际，章安祺老师对文学院有两点希冀：“一是希望我们学院“发展”。学科建设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二是希望我们学院“团结”。人文学科的学者最富于人文情怀，大家要齐心协力共同营造一个有益于工作和生活的人文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