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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09-14
来源：校友
——参加修建京密运河片断回忆
杨星辰
接刘书凯同学电话，说母校及语文系今年十月份要校庆、系庆，让大家写些回忆之类的文章。大学五年是一个人人生很重要的成长阶段；尤其对于我们这些农村出身的学生来讲，它简直就是人生的转折点，至今有很多东西值得珍惜和回忆。是的，母校人大及语文系，我们曾在铁狮子胡同（张自忠路一号）和西郊校部各学习、生活过两年多。铁狮子胡同——那座前清遗留下来的深宅大院，那个曾发生过北洋军阀枪杀爱国学生、
但是，说实话，对这五年大学生活又不愿多想。因为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就发生在我们上学期间。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不仅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灾难，也给母校和广大师生带来极大伤痛。那时，除吴老外，其他德高望重的校领导郭影秋、胡锡奎、孙泱、杨之华等无一幸免，统统被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给丑化得一塌糊涂；系领导何洛、马奇等，还有一些老师，也被贴了大字报甚至遭到批斗，受尽屈辱。而且，我们这些学生——被美其名曰“红卫兵小将”的，就是这场闹剧和悲剧的参与者、执行者和推波助澜者。严重的派性将广大师生撕裂成“新人大”与“三红”，长期的派性斗争造成了师生间、教师间、同学间可怕的隔膜。更令人痛惜的是，人大在武斗中还死去几个同学，其中王锡中就是我们班上的：这位个子高高、戴着眼镜，长在上海工人家庭，质朴、单纯得很的年轻人，正是在当时“献忠心”、“誓死捍卫”口号的召唤下，怀着一片痴情、满腔热血才失去宝贵生命的。像这些人和事虽然终生不会忘记，却不愿再去更多地回忆——因为它是刻骨铭心的伤痛，很不愿再去揭起和搅动它。我想，其他同学也会有这种感受的。不过，为完成书凯同学交给的任务，我就回忆一下参与修建京密运河的片断往事吧。
1965年，全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弦逐渐绷紧，在全国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为了使大学生也能“接受教育”，可能也有解决人手不够的考虑吧，各高校都抽调大学生分期分批参加“四清”工作队。是年秋，北京市委任命人大副校长、党委书记郭影秋为京西苏家坨公社“四清”分团团长，人大也抽出很多师生赴苏家坨参加“四清”工作队；而当时的我们“文三”班却被分配到离校不远的海淀区四季青公社，我又被分配到东冉村供销社搞财贸“四清”。刚过两个月，就在我担心自己对财务、商业一窍不通，而这里的“美色”较多、“防美”任务较重时，上级又把我抽调到京密运河工地当工作队员去了。
原来，随着北京市人口的增加和工农业发展，城市供水日趋紧张。为此，以彭真同志为书记的北京市委决定修建一条引水渠，调密云水库的水接济北京城区。这项工程就叫“京密引水工程”，也叫“京密运河”。它北从密云水库引水，南至海淀区青龙桥的红山口进入颐和园，与原有的水系相连通。此工程由时任北京市副市长赵凡主抓；从京郊农村抽调大批民工，以村为单位编成民工连（即民兵连）。四季青公社一些村子（大队）都派遣了民工连，我被安排到门头村大队民工连；同班陈秀竹同学也被派到工地，记得他在兰淀厂大队民工连。“文三”班只有我们二人参加了引水工地的“四清”运动，抽我去，我想因为我是农村出身，穿着还保留着农村风貌，可能吃得了工地的苦；但为什么抽陈秀竹，就搞不懂了，因为他是福建福州人，人如其名，长得清秀如竹似的，就不怕他不适应？我倒是很愿意到工地上，因为任务单一，工作在野外，又不必时时“防美”、怕“演变”。
我所在的门头村民工连住在北坞，施工地点在青龙桥镇的红山口下。早上我们从北坞到工地去干活，晚上再回到北坞住地休息，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干活时间长而且干的活很累。刚开始是挖土方。从颐和园西北角一直向红山口、国防大学方向延伸，每个民工连包一段河道开挖任务；挖土方那时没有机械化设备，完全是靠铁锹挖、铁齿刨，双肩往外挑土；要说有什么先进工具，就算是小胶轮车了：一人主推，一人或两人助推，前头还有一个人拉着绳子往上拽，此举称为“拉绊”。由于民工们都是年轻小伙子，有力气，又有朝气，加之工地大喇叭整天播送革命歌曲、革命口号，运河沿线又红旗招展，一眼看不到头；那时全社会还有一种苦干实干的风气，所以尽管是在寒冬和早春季节施工，冷风嗖嗖，天寒地冻，人们却干劲十足，仅穿着单衣薄裤仍大汗淋漓。要说“工地上热火朝天、你追我赶”，真不为过。
提起民工的生活么，还可以。那时国民经济刚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有了很大恢复和发展；况且像四季青公社这样的农村大多基础好、比较富裕，所以饭是吃得饱的，三天两头也能吃到肉。早晨上工，等快到红山口时，各个连队都要唱上三两支歌，如《我是一个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然而下工时人们累了，而且天色已晚，就没有什么歌声了。记得各连队都有几块小黑板竖在工地，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革命口号等。工程总指挥部办了一份小报，叫《京密引水报》，刊载一些工程动态、领导指示、好人好事，发到各连队，我们都能看得到。至于看戏看电影，那是不可能的事，一来受工地条件限制，二来为赶工期，不是搞突击，就是大会战。各连队把河底开挖完，还要挖河槽；河槽挖得有了模样，再修护坡。运河的河底、河槽都有一定深度、宽度，两边护坡也有统一的坡度，工程的各个阶段都要严格验收，一点马虎不得。那时人们的劳动热情和认真态度没个比，啥时候提起来我都直感动！
我在工地上驻连搞“四清”，门头村工作队从未与我联系过，也没有人管我们，只是去分团开过一两次会。可能认为农民工都是年轻人，“阶级敌人”极少，“阶级斗争”的表现也少；加之这里离工作分团和门头村又太远，所以把我们给“边缘化”了。刚开始，按上级要求，我还找民工聊一聊、谈谈话，根据“四清”要求搞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摸摸“阶级斗争新动向”，后来看工地是“四清”运动“被遗忘的角落”,那些民工们都是和我同龄的小伙子，没有“阶级敌人”；他们干活累、我也累，所以我也就依着连队只顾“抓生产、促革命”，忙于抢工期、赶进度了。
在工地上每天我也参加劳动，有时装装车、装装土篮子，有时拉拉绊。装土、拉绊，相对轻松些，因为这些活有“弹性”，但也累得腰酸腿疼，汗水直淌。如果让我整天往河岸上推土、挑土，说实话也受不了。好在民工们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也不把我当成壮劳力使唤；只要我不乱找他们的麻烦，他们随我的便。所以有一天邻队民工挖出一副尸骨，好像清朝的一位几品官，我可以去看半天热闹；有时我爬到小红山半山腰观看一番四下的风光，有时也去不远处的兰淀厂连队找陈秀竹同学聊聊天。
民工们都很吃苦耐劳、热情纯朴，日子一久我和大家在“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处得不错。有时民工间有点小摩擦，我就帮助调解调解。记得有个小青年总被别人捉弄，我给主持过公道，这个小青年直说我是好人。他在回击旁人的“攻击”时曾使用过一句“反击”的话：“你还能比棒子面棒？”我觉得很生动，就记了下来。民工连领导在动员会上告诫大伙儿：“明天出工，要消灭周仓（手拄工具不干活），消灭盐店老板（闲人），消灭“三条腿”（总戳着铁锹不干活）！”我也觉得有趣，记了下来。这些民间俗语后来我都辑录进了《人文社科资料手册》中。要说我这个中文系学生当时发挥了什么专长，似乎没有，只记得曾编过一个顺口溜，可仿照《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曲调咏唱：“修建京密引水工程，要为首都建设立大功；放下小车就拉绊，操起铁锹就装土，学习王杰一心干革命！”（王杰，牺牲的解放军战士，当时全国正在向他学习。）此“溜”可能在黑板报上刊登过吧，后来还给一些同学玩笑式地哼唱过。
1966年春，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火药味”越来越浓。待“5·16通知”一发表，“文化大革命”犹如潮水决堤，冲向全国各地。倾刻间，北京市委自身难保，高校兴起了“红卫兵”，人大也响起了“返校闹革命”呼声。于是，各个“四清”工作队散伙了，我和陈秀竹也回到了系里。此时人大派驻了工宣队，班上也照葫芦画瓢地成立了 “文革小组”。可能由于我是班上第一位预备党员，当时人们党的观念还强吧，于是就把我推出来当了组长。不久又说各级工作组是“资产阶级路线的产物”，于是“文三”班的“文革小组”也被解散。再过几天，连工宣队也撤走了，学校群龙无首，陷入混乱状态；唯有派性在膨胀、在肆虐，迅速充斥整个校园。这时又兴起了“革命大串连”风，同学们巴不得游山玩水，便三五成群地结伴奔赴四面八方。我也不甘落后，与几位同学南下串连而去。
在京密运河工地时间不长，可能只有三四个月的工夫吧，但它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而且比较正面。所以，毕业离校前我专门去看了已经完工、清水满渠的京密运河；后来两次赴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我也常在空闲时出西门去青龙桥散步，看我昔日劳动过的老地方。每当我看到：在小红山下，一座水泥桥横跨在京密运河上，人来车往川流不息，是城内通往香山、到达苏家坨的必经之地；桥两边，修筑规整的运河河堤南连颐和园、北连怀柔的密云水库，水库的水正源源不断地输往颐和园、输往北京城。这时总想着像小孩子似地炫耀一下：这座桥是门头村民工连修建的，桥下的河道也是门头村民工连开挖的，我曾经参加过这里的劳动。由于在这项解决首都之“渴”的重要工程中也滴有我的汗水，自然有些欣慰、有些自豪，所以令我久久难忘，永存于人生记忆之中……
杨星辰（1944—），男，河南临颍人，1963—1968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中共党员。曾任军工9246厂团工委副书记、宣传科副科长；黑龙江省委《奋斗》杂志副总编；1983年被评为黑龙江省先进新闻工作者。1993年调省社会科学院，担任过副院长、副书记。专业技术职务：编审。发表各类文章百余篇；独著、合作、主编出版《隐私与心病》（中央党校出版社）、《临颍论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与中国人权进步事业》（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网络世界与当代社会》（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以及编辑整理《人文社科资料手册》（内部准印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