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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慰的记忆：绵绵师生情
　　　　　　　　　　　　　　　　　　　　　蔡钟翔
　　

　　如果有人问我：在你的记忆库里沉淀下来的最令人欣慰的事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师生交往，是师生间的情感交流。我的教学生涯忽忽已超过半个世纪，我将一生奉献于教育事业，不仅无怨无悔，而且看作是我的幸运，看到学生的成长，心灵上得到莫大的慰藉。
　　回想我初到人民大学任教的时候，还是一个二十郎当的小伙子，当时我校招的大都是调干生，所以我的学生中有比我年长十来岁的。屈指算来，他们现在都已是耄耋老人了，有的已经作古。凡至今还与我保持联系的，见面时分外亲切，还尊称我为“蔡老师”。我们的关系可以说是互为师生，他们都有一节光荣的革命经历，听他们读往事，就如同读历史、读革命小说一般，在传播革命思想方面，他们是我的够格的老师。
　　读起师生交往，我不能不想起“文革”前两年一段特殊的生活。那时领导号召教师要深入到学生中间，同吃、同住、同劳动。于是我便干脆搬到学生宿舍去住，吃饭、睡觉都在一起。白天学生去上课，我便帮助他们整理内务，擦桌椅、倒痰盂，让他们回来有一个整洁的环境。凡上政治课，我也去旁听，以便我教的语文课与之配合。一到晚上，我在辅导室里坐下，便又学生络绎不绝地询问学业，以至随便聊天。这样持续到深夜十二点，才上床睡觉，我听到他们的鼾声，闻到他们的脚臭。这种生活方式，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停课闹革命才结束。这样与学生完全混在一起，是极“左”教育思想引领下出现的奇特现象，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因为教师没有时间读书，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和文化素养，甚至没有时间备课，归根到底对教师、对学生都是不利的。但这段生活也让我尝味到了与学生零距离接触的乐趣。这两届学生与我结成的亲密友谊，是任何一届都无法比拟的，我触摸到学生的脉搏，洞悉他们的长处和弱点，同此上课更能有的放矢。我在他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最近这批毕业老校友在北京组织了一次难得的聚会，许多人是远道从外地赶到北京来参加的。他们没有忘掉我，指名邀请我这个外系交公共课的教师共进午餐。这些四十年前的学生，当年的小孩子为今已到了花甲上下年纪，形容已改，可谓相见不相识了，但只要一提姓名，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他们童稚的形象。有一位学生说，他对自己的老婆、孩子都反复介绍了“蔡老师”对他的教导，所以虽然从未谋面，却是熟知我这个人的。我听了以后简直感动得无以复加。
　　叫我没齿难忘的要数人大复校后录取的首届就是78级中文系学生，这时高考停顿10年后积极的大批中学毕业生和同等学历的社会青年都来应试，这是人才的大会试、大比拼。所以78级几乎人人都是优秀拔尖的苗子，这班学生的总体特点是颖悟，举一反三，闻一知十，一点就透。他们使我真正理解了体味了“教学相长”这句老话。他们时时催促我去深入思考，迹坚求通，去积累知识，扩充腹笥。尤其在和他们切磋学问时，往往使我擦出了思想的火花，发现了许多研究生的“生长点”。他们中少数优异者在就学期间已经初露头角，小试锋芒。毕业后又有一批人声名鹊起，成为学术界和文艺界的新秀。在这班毕业校友中可以列举出一长串响当当的名字，如著名学者、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杜贵晨、本校国学副院长袁济喜、著名文艺评论家吴方（惜已英年早逝）、著名电影剧作家马军骧、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王毅等等，可以说这是一个群英荟萃的班集体。
　　以后陆续带了几届研究生，与他们的关系是在师友之间，朝夕相处，无话不谈，犹如家人。他们是我的学术对话者和助手，我是他们的引路人和研究成果的第一评阅人。研究生实际上在鞭策我严以律己，不仅学为人师，还要行为世范。带研究生外出作社会调查，也是一大乐事。确实体会到古人所谓“读完眷属，行万里路”的真谛。像我们研究古代美学，不去实地考察古代的艺术遗迹，乃至领略大自然的奇妙创造，就很难深切理解古人美学理念的内蕴。我们一路上寻胜访古，不是游山玩水，而是进入了风光无限的大课堂。一个导师带几个研究生，真有点像西行取经的唐僧带着悟空、八戒、沙僧，有人前行探路，有人殿后负重，跋山涉水，云游四方，何其壮哉，何其快哉！不少研究生毕业以后就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展示了卓越的才能，做出了斐然的业绩，真应验了“是金子就会发光”这句谚语。他们也没有与我断绝往来，每逢佳节都要来我家探望，即使在百忙中抽不出身，也会打电话来表示问候。他们的成就主要是靠自我的努力，但我也分享到一分成功的喜悦。
　　退休以后，我不再上课，不再带研究生，但仍然交了不少“小朋友”。他们愿意去我家客厅里促膝长谈，从学习到人生，谈笑风生。我谈我的感悟，说的是掏心窝子的话，他们也向我倾诉衷曲，毫无代沟的阻隔。他们带来了青春的气息，是我仿佛年轻了许多。
　　我当教师一辈子，从学生那里受益匪浅，如果真能投胎转世的话，我愿再执教鞭，为教书育人奉献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