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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2-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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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约撰稿/罗雪挥 文/傅娴婧
提要：班主任何其芳开列了300部必读书目，囊括中今中外的经典，包括文史哲经各领域。即便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也是一个精到的人文书目，虽然由于时代因素，海明威和萨特等人的著作未列入其中。“现在博士生都很少能把这些书读完”
文研班：文艺理论界的黄埔一期
空前绝后的大师班——“文研班”，不仅培养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尖兵”，也在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途中，悄悄播下了人道主义的火种
“咔嚓”一声，50多名“文研班”一期师生留下了珍贵的开学典礼合影。这一天是
众人身后是一座有回廊的欧式建筑，青砖雕刻，塔楼中间挂着一面大钟。这是铁狮子胡同一号，原来的清王府、清末海军部和段祺瑞政府所在地。1949年初，随着北平解放、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进京，这里又成为人大校址。
此刻，富有政治色彩的“铁一号”，迎来了新中国第一届文艺理论研究班(简称“文研班”)。
在这张照片上，端坐于中间的，就是时任人大校长、“延安五老”之一吴玉章，在他左手边第二个，则是著名诗人、时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简称“文研所”)所长何其芳。在延安鲁艺时代，吴玉章是首任校长，何其芳曾任文学系主任。
此刻，他们再度携手合作。人大除少数课程和政治思想工作外，主要负责学员们的生活，文研所则负责教学业务，何其芳亲自担任文研班的班主任。
文研班是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提议创办的。“当时周扬主管意识形态，他说中国要培养一批既懂马列主义又懂中国文化传统的人才。他的思想比较明确，就是要搞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当时的文研班学员、后来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的缪俊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入学后不到一年，文研班就集体化名“马文兵”，在《文艺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重头文章，一些报刊全文转载，有的高校还派人来“取经”。“马文兵”由此成为了当时中国文艺理论界响当当的名字。
“比一般干部多读一些书”
缪俊杰没有能够出现在这张珍贵的开学合影中。来自武汉大学的他，因为报到较迟，没有赶上开学典礼。
缪俊杰对文研班的缘起特别关注。他认为，创办文研班，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共中央提出“反修防修”的口号，需要培养大批的理论骨干。周扬为此发表过两次讲话，提出要“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他委婉地批评说：“去年大跃进，工农学哲学很好，但是更迫切的问题在于加强队伍。首先要 有一批理论干部，这些人要比一般干部多读一些书。”
在周扬晚年，缪俊杰去医院看他，专门询问办文研班是否与这些讲话有关。缪俊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周扬当时没有正面回答，只笑了笑，“有默认之意”。
周扬的思路得到了彻底贯彻。1959年夏，文研班在全国范围内招生。报考要求是：在大学中文系或文化艺术单位工作两年以上;中共党员，专业骨干;政治可靠，有培养前途。
考试是在文研所里进行的。西北大学助教何西来虽然只工作了一年，但学校也为他报了名。进京赶考的他不会料到，日后他会成为文研所(后改名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考试的内容是评论《阿q正传》或《青春之歌》。何西来选择了前者，应对自如。多年后他还能脱口而出当时的回答：“阿q被糊里糊涂地送上刑场，‘团圆’了。但是屠夫们、赵太爷们并没有逍遥多久，得意多久。”
文研班一期最终招收了39人，全部是在职干部。其中年龄最小的是何西来，21岁;最大的是中央乐团的演员解冰，44岁。她在延安时已经是著名歌唱家，演过《白毛女》中的喜儿，周扬一见面就能叫出她的名字。
文艺理论界的黄埔军校
为了创办一流的文艺理论干部培训基地，文研班可以说“不惜工本”。
虽然文研所就有研究戏曲的专家，但是中山大学王季思的名气大，就专门请他坐飞机从广州来北京讲课。在何西来的记忆中，课时费很高。“一个课时就45块，我一个月工资才48块半。”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何其芳亲自设计了文研班的课程，请来了各领域的顶级名家讲课：俞平伯、吴组缃讲《红楼梦》，余冠英讲《诗经》，游国恩讲《楚辞》，李泽厚讲美学，季羡林讲印度文学，李健吾讲17世纪古典主义和19世纪法国文学等，冯至讲杜甫和德国文学，卞之琳讲莎士比亚，
何西来至今记得，李健吾每次讲课都穿深色西装，“胖墩墩的，西装好像要被胀破似的”。讲到精彩处，他就在讲台上表演起来。“掏出雪白的丝质手绢来，一抖，用几个手指捏着，从嗓子里挤出细而且娇的女声，扭着粗壮的腰肢，表演贵夫人的动作和神态。”何西来笑着回忆。
何西来用了“非常豪华、空前绝后”来形容文研班由几十个大师组成的教师阵容。更何况有何其芳、钱钟书等名家亲自指导毕业论文。文研班也因此被称作是文艺理论界的“黄埔军校”。
这些名师不少是经过周扬点名或者亲自邀请的，譬如朱光潜。有个学期，每周都有一辆专车将文研班同学送到北大，与北大学生合成一个班，听朱光潜讲述《西方美学史》。在何西来的记忆里，朱光潜“有个苏格拉底的脑袋”，眼睛很深邃。他每次上课都点名提问，一次问到何西来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关于悲剧的 问题，追问得他满头是汗。
周扬还把左联时代的著名作家唐弢专门从上海调来，担任文研班专职教师，负责教现代文学和指导写作。缪俊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当年拜访唐弢，看到他的宿舍里摆满了书。唐弢有些无奈地说：“中宣部决定要调我来，我多半是服从组织分配而来的，否则哪有这个力气搬这个家呀!”
“马文兵”崭露头角
文研班开班不久，刚庆祝完国庆十周年，物质就已经极度匮乏。货架渐渐空了，人大食堂的饭菜也一天不如一天。窝窝头也被掺进了野菜和树叶，结果人的大便都是绿色的。每个人的粮食定量从每月35斤骤减到28斤，只有何西来因为刚20出头，个子又大，正在长身体，大家一致同意不减他的粮食定量。有同学 帮厨时多吃了一两馒头，被当做小偷大加批判。
好在饿肚子的年代，政治运动的折腾也少了，读书环境反而宽松了。
1960年冬，饥饿最难捱的时期，学校强调“劳逸结合”，让大家多休息，甚至硬性规定每天学习不超过4个小时。但文研班的同学还是坚持每天学习十几个小时。有人浮肿了，有人得了慢性病，但大家勤奋读书，“精神会餐”不断。
开学不久，班主任何其芳就开列了300部必读书目，囊括中今中外的经典，包括文、史、哲、经各领域。即便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也是一个精到的人文书目，虽然由于时代因素，海明威和萨特等人的著作未列入其中。何西来认为，“现在博士生都很少能把这些书读完”。但他当时却基本都读完了。
文研班享受了特殊的读书待遇，能够自由借阅各类图书，其中包括打着“内部阅读”记号的。
1960年初，周扬亲自来到“铁一号”，探望文研班学员。在他的指示下，文研班党支部开始组织写作反修文章，并取了一个集体笔名叫“马文兵”，意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尖兵”。
“马文兵”不写一般的小文章，开局就抓大题目，第一个题目就是人道主义问题，批判“修正主义”。文章由周扬和《文艺报》主编张光年亲自指导。
文研班党支部书记、41岁的老大哥郭拓是公认的“马文兵”的灵魂人物。他在延安时已经是团级干部，入学时是天津造纸厂厂长。郭拓思维活跃，总是由他先给出思想和提纲，然后分配任务。其他同学分工看材料，有人负责看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有人看费尔巴哈，有人看文艺复兴，有人看法国启蒙思想 家。所有相关理论和作品，都必须涉猎，认真分析。
日后成为中央戏剧学院博导、在戏剧理论界颇有建树的谭霈生，也是当年“马文兵”的主要成员之一。他负责看《资本论》，把重要观点都制作成了卡片。
材料汇总后，经过班集体反复讨论，最后由王春元执笔，统一润色。郭拓口才很好，但是不善于写文章;与他相反，演员出身的王春元不善于讲，却能写，且很有文采。
1960年6月，《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文艺报》上发表，一炮打响。“马文兵”很快在思想文化界引发连锁效应，像《在“人性”问题上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批判地继承托尔斯泰的艺术遗产》等文章都被重点推荐，当时极为罕见。人们都在问，“马文兵”是谁?
缪俊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马文兵”的文章与当时只喊口号的大批判文章还是有差别的。“虽然那些文章按照现在的观点来看是偏左的，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却备受赞誉，因为是完全按照学术论文的标准来写的，是讲道理、有分析的。”
作为文研班班主任，何其芳既为学生们踊跃参加学术批判而感到欣慰，又担忧批判面过宽，某些观点有失公允。他为此还特地找班干部谈话，提醒大家批判时要注意分寸，用商量的态度，不要盛气凌人。
回归人道主义
1962年暑假，在周扬指示下，以“马文兵”成员为主，成立了《文艺理论教材》编写组。初稿和修改稿已出，但是由于周扬本人遭厄运，而最终没能出版。
三年制的“文研班”本应在1962年毕业，大家一致要求延长一年，理由是这几年光顾写“反修”文章，许多书还未读。何其芳征得上级同意，痛快答应了。19位同学又读了一年，直至1963年9月才全部毕业，毕业证上写着“学制三年，统一延长一年”的字样。
三年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史无前例的文研班也只办了三期。
“马文兵”们风流云散。一些同学在文革中不幸罹难。在人大任教的李尚公，曾经在台湾加入共产党，被逼迫交代是潜伏特务，他说我把良心剖给你看，用一根烧红的铁条插入了自己的胸膛。一些同学则英年早逝，譬如“马文兵”的核心人物郭拓、主笔王春元，都因病故去。“马文兵”们正值黄金期的学术生涯，也 因此中断。
不过，文研班培养文艺理论骨干的初衷还是基本实现了。有人调侃说：“一开文艺理论会，到处碰到‘文研帮’。”
1972年，文研班毕业的贺兴安调任新华社伦敦分社工作。在伦敦期间，他感受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西方，发现街头可以随意买到毛泽东著作，而英国工人很愿意讨论姓社姓资的问题。他开始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了一个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了一个中国的社会主义阵营，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全世界红彤彤”的极左说法不寒而栗。
这使他开始反思文研班和“马文兵”。“现在看来，‘文研班’的办学和‘马文兵’的文章，在当时的整个世界思想文化发展潮流中，是处于一种落后状态。”贺兴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80年后，他进入文研所任编审，曾任《文学评论》编辑部主任。
幸运的是，“马文兵”的时代光环渐渐黯淡，但是文研班的同窗之谊却越来越浓厚。
进入21世纪，“马文兵”同学会成立。回忆录也整理出版，定名为《九畹恩露：文研班一期回忆录》，以感念昔日名师悉心栽培的阳光雨露之恩。
那些在饥饿年代由300部典籍播下的文明的种子，渐渐开花结果。“马文兵”们回归了人道主义的起点。谭霈生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戏剧使命。何西来写作了《人的重新发现》等文章，郑重地宣称：“我是个人道主义者。”
“回过头来看，那些批判都是不对的。当时说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具体的阶级的人性，所以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都是有共通的人性的。‘马文兵’的大方向是有问题的，应该反思。周扬自己也经历了这样的转变，从批判人道主义到后来倡导人道主义。”何西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
何其芳开列的必读书目(部分)
中国古典文学：《诗经选》《楚辞》《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红楼梦》《三国演义》
中国现代文学：《鲁迅小说选》《鲁迅杂文选集》《女神》《子夜》《家》《雷雨》《青春之歌》
中国文艺理论：《文心雕龙》《沧浪诗话》《姜斋诗话》《闲情偶寄》《人间词话》
外国文艺理论：《诗学》《歌德对话录》《生活与美学》《艺术论》《契诃夫论文学》
东方文学：《沙恭达罗》《泰戈尔诗集》《夏目漱石选集》《小林多喜二选集》《希克梅特诗集》
俄罗斯古典文学和苏联文学：《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诗选》《死魂灵》《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猎人笔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万尼亚舅舅》《静静的顿河》
西方文学：《伊利亚德》《奥德赛》《变形记》《失乐园》《哈姆雷特》《大卫·科波菲尔》《名利场》《拜伦诗选》《雪莱诗选》《济慈诗选》《唐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萧伯纳戏剧集》《悲惨世界》《红与黑》《约翰·克利斯朵夫》《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阴谋与爱情》《神曲》《十日谈》 《
（《中国新闻周刊》585期往事）
编辑：仇广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