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尊龙最新版

刘梦溪：著名红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61级本科生。

　　“让去接我的文学院朋友们在使馆外面等了很久，实在是于心不安。不过我们今天都很幸运，没有堵车，讲座居然没有迟到，还能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学术交流。我真是很快意……”

　　10月8日晚上8时许，刘梦溪老先生没有立即开始讲座，而是久久的叙旧。上述包含歉意的话语也在其中。听着这些话，作为去接刘老先生的随行记者，笔者心中感慨万千。

　　当天下午3时许，一位负责接待的文院学长和笔者坐上去接文院老校友、刘梦溪老先生的专车，开往美国大使馆。老先生是临时接到通知要办去美国的签证。车在外面等了很久，电话也打了许久，才看到一头华发的老者匆匆穿过马路走来的身影。刚刚坐进汽车，老先生还气喘吁吁就很焦急地问我们会不会迟到。在我们的一番安慰后，老先生气还没喘匀就继续抱歉地向我们解释今天的情况。临时接到通知，老先生自己也措手不及，去使馆办签证的人极多、程序走得很慢，再加上手机扣在外面，根本无法联系。

　　此时距讲座还有一个半小时，老先生还没有吃晚饭。

　　在极度疲惫的情况下，笔者就不便对老先生进行正式的采访。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从交谈中，老先生才从笔者口中得知他这次来做讲座是逢上文学院五十周年院庆，脸上马上闪过孩童般的惊喜，喃喃念到，“这么巧”。老先生又问起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庆时间，司机告诉他，人大如果从陕北公学成立开始算的话已经八十多年了，如果从华北大学开始算的话也有七十三年的历史了。老人补充道，如果是正式命名的话应该是1950年吴玉章老校长正式命名，满打满算六十年风雨历程。

　　应笔者的要求，老先生谈起了自己恰是五十年前进入人大中文系学习的经历。先生无比感慨地告诉笔者，今天这个时间跟自己进入中文系的时间几乎相仿。当时的中文系叫中国语言文学系，他读的是中国文学专业，当时还有语言学专业，吴玉章校长非常重视这个专业。先生感怀这个系的成立跟吴玉章老校长有很大关系。先生又回忆起当时中文系的教授，比如书法家、佛学家，马一浮先生的好朋友谢无量先生，老先生不忘加上一句“他的学问很好”。想到今天已经成立了文学院，老先生深感不易。他特别提到当时的系主任何洛先生，跟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合办了“文学研究班”，还特批作为当时本科生的刘梦溪去听研究班的课程，“我很感念那个时期，给了我一个学问的基础”。谈到文学院的现状，老先生很欣赏地说，“我很喜欢杨慧林，他原来是中文系的副主任，现在是副校长，他是一个品性很好的人”，“现在的院长是孙郁，他是个君子”，“在他们的关照下文学院肯定会走得更好”。最后老下生感慨一句，五十而知天命，天命之年，老先生相信文学院在取向上合文学的成就上都会更好的。

　　谈话过程中，老人感兴趣地向前探着身子，询问着有关校史和文学院历史的种种话题。“这位先生，您来讲一讲，您好像比较了解。是研究过么？”老人神情极为认真和恳切，我们随行二人包括司机先生都笑起来，司机解释道是因为校庆活动举行了很多次了，所以对校史较为熟知。而老先生对待任何问题都马上换上严谨的学术态度的作风不得让我们在笑语中心生敬畏。

　　路上问老先生吃什么，老先生连连说到，什么都好，面条、馒头，什么都好，并且再三强调就不要再餐厅吃了，买了路上吃就好，千万不能耽搁讲座。老先生又跟我们笑道，如果能来两个鸡蛋补充一下体力就好了，接着他兴致很好地跟我们讲，“你们有这个常识么？不能吃饭的时候吃两个鸡蛋就管饱。”老先生很随意的话却让我们印象深刻，不是话语本身，而是话语背后老先生的用心。

　　除此之外，更让笔者感动的是一路上老先生不停地看表，三次扭头问我，“小姑娘，我们不会迟到吧”。我笑答，“没关系，已经上北三环了”“不会迟到的，您看已经到人大附近的商厦了”“应该还能提前的，我们这条路前面转弯就是人大东门了”。听了笔者的安慰，老先生似乎还是不放心。直到看到了校门，老先生突然如小孩子一般雀跃，连连说好。“我们比预定的还提前了五分钟对么？”我们纷纷开心地点头。通常塞车严重的路段今天竟然奇迹般地没有堵车，是老先生的真挚打动了么？

　　舒了一口气，老先生扭头对笔者讲，微微笑着，“像什么开会啊，上级领导开的会，去迟到一点没有关系。讲课一定不能迟到。我们做学问的，什么晚了都没关系讲课不能迟到。那么多学生等着，迟到就是罪过啊。”老先生说得情真意切，让人动容。

　　负责接待的老师买来了三明治，先生就在车上吃了这顿“晚餐”，赶着去会面他很喜欢的杨慧林副校长和他很赞赏的纪宝成校长了。

　　随和、真挚，是大师第一印象的注脚。

　　晚上6时许，人大明德法学楼0101教室已经记挤满了前来聆听大师“授道”的师生：有刚刚入校的学生，也有研究生、博士生；有文学院、国学院的学生，也有金融、法学的学生；有年轻的讲师，也有同样是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无一例外都对老先生致以热烈的欢迎与最崇高的敬意。

　　讲座开始之前，老先生叙起了旧。在叙旧中，先生坦承，在很长一段时间，自己“忘了”文学院，原因是文学院走的路子不是老先生设想的那样。但是后来，他发现令他失望的文学院的八股调渐渐散去，所以自己又逐渐记起文学院。老先生又兴致勃勃地跟大家讲起自己与时任中文系副系主任杨慧林副校长之间关于做讲座的一个约定。“那次我就来人大做过一次讲座，汉学大会时也来过一次，今天是第二次正式给文学院的同学做讲座，我把它看成一次美丽的回归。”其实老先生何尝忘记文学院，只是在文院曲折发展路途中走了弯路时老先生不愿想起。

　　当天讲座的题目是《今天的国学》，不过讲座一开始，老先生先是不慌不忙地向大家娓娓道来几个理论性、概念性的问题，虽然有些抽象，但在老先生深入浅出的讲解中同学们也渐渐明晰。老先生的讲课极为纯熟，让听着不由感慨这位学术大家对讲课的重视和念念不忘。随后，老先生告诉大家今天的讲座将从“什么是国学”“国学在当今的意义”和“应该怎样学国学”三个方面入手。

　　在讲到什么是国学的时候，老先生提到了自己的一个观点，就是“敬”是中国文化的内核和终极信仰，“敬”“诚”“信”属于六经的基本义理。继续延伸开来，讲到中国文化基本价值，“敬诚信”“四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先生指出，现代知识教育，遗漏了传道教育，致使信仰从中国文化中抽出。因此先生倾向于马一浮先生的观点，国学就是六经之学。这样定义有利于将国学纳入国民教育的体系，让六经成为我们选读的基本内容。

　　记得老先生在曾在一篇文章中讲过，中国人精神信仰的特点，是不离开自身，不着意外求。要问信仰自身的什么物事？是诚和敬。何谓敬？是自性的庄严。也可以叫做人的本性的庄严。他还说，诚和敬是连同在一处的。中国自古号称礼仪之邦，主要是有“敬”存焉。“敬”既是道德伦理，又是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永恒的人文指标，也是中国文化背景下具有终极价值的道德理性。当我们今天为重建业已流失的文化传统而竭诚竭力的时候，“敬”之一字的提升、布化、推展、重构，最是必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作为以国学为主业的刘先生，居然再三跟我们讲，国学不要太热。先生的原话是这样的，“最近国学比较热，虚热，我认为这样不好。其实不要国学太热。”老先生对国学“热”产生的谨慎的态度不禁让人感叹大家的风范，宁缺毋滥，要精要实。笔者私下认为，老先生这种谨慎冷静的态度是否源于他一直强调的“敬”字，正是由于先生对学问深刻的敬畏才使得他能够如此珍重、如此谨慎这样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不允许虚骄的成分在里面，不允许徒有虚名。

　　最后老先生讲的到了国学的教育和学习，他反复叮嘱大家一定要把《论语》《孟子》这两本最基本的读物把握好，用最简的本子，不要注释，就一遍遍地诵读，其中的分说自会显现。谆谆教导，反反复复，不厌其烦，表现出先生在做学问之余教书时的谦谦儒者形象。在给人大国学院提出建议的时候，老先生话语无比恳切、真挚，殷殷地叮嘱一定要分小学、经学、国民教育三部，其中小学，即音韵训诂，尤要重视。讲到这里，先生再次强调，不要泛滥，国学这东西全凭兴趣，来几个教几个，不要把所有人都往国学上扯。

　　当老先生话音最终落下，讲厅久久地回荡着学子们的掌声，一波接一波，表达他们对老先生在两个半小时中展现给大家的渊博学识和过硬人格的崇高敬意。在座的教授、老辈和年轻学者纷纷起身，大家簇拥搀扶着老先生走出讲厅，老先生的背影稍显佝偻，可笔者分明看到随和、大气、真挚的光晕深深笼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