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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研班的读书生活

　　　　　　　　　　　　　　　　　　　　　　何西来

　　　　　　　　　　　　　　　　　　　　　报考文研班

我于1958年提前一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留校做了一年级的助教。次年夏天，学校接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文艺理论研究班的招生通知，报考者须经原单位推荐，资格要求是：在大学中文系或文化艺术单位工作两年以上；是中共党员，专业骨干；政治可靠，有培养前途。原单位推荐经招生单位初步审核同意后，还要参加正式考试，考试合格，才有可能被录取为研究生，报名入学。我的工龄只有一年，与“工作两年以上”的最低要求尚有差距，但学校领导怕早我毕业的两位教师刘建军和张学仁考试把握不大，便也报了我的名字，以增加保险系数。

7月，我们三人同赴北京考试，我和刘建军住在文学研究所八号楼的一间小屋里。记得考题中有一个关于“双百方针”的理解问题。作文题是评论鲁迅的《阿q正传》或杨沫的《青春之歌》，任选一部。我选的是评论《阿q正传》，记得开头的几句是：“阿q被糊里糊涂地送上刑场，‘团圆’了。但是屠夫们，赵太爷们并没有逍遥多久，得意多久……”说实在的，我当时对自己的试卷和评论，还是很有几分得意的。我相信自己能够被录取。但一想到差一年工龄的欠缺，心里不免又有点打鼓。

不过，回到西安不久，便接到通知，西大参加会考的三人，全部中式，被录取了。我真是喜出望外。

文研班住地在人民大学城内部分，即张自忠路一号，原为铁狮子胡同一号，人们习惯称“铁一号”。那可是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原是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地，北平沦陷后，这里又做过日寇华北派遣军的司令部。我们的宿舍，就在进门的灰色雕花主楼的二层。

我们报到以后不久，便举行了开学典礼。在开学典礼上，我才知道这个研究生班是根据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的指示由文学研究所筹办的。曾与北京大学联系过合办事宜，没有谈成。最后得到人民大学的全力支持，这便有了我们这些学生的推荐、考试、录取和入学。那时老革命家吴玉章正做着人民大学的校长。他出席了我们的开学典礼，并且讲了话。他有浓重的四川口音，勉励我们好好学习，不要辜负党的重托和人民的厚望。因为他兼任着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所以也讲了许多关于文字改革方面的话。我们文研班的班主任由何其芳老师亲任，副班主任是人民大学的何洛教授。文学研究所负责专业教学的规划、授课教师的聘请和专业教学的实施；人民大学负责学生的日常管理，包括党团组织的领导、政治思想工作、后勤工作，以及哲学、逻辑、外语课等共同课的开设。文研班设有秘书，人民大学方面是纪怀民，文学所则由所学术秘书室的康金镛、马靖云等同志具体联系。

文学所参加开学典礼的老师，除何其芳所长外，还有唐弢和蔡仪两位先生。唐弢作为文研班的专职教师，是其芳老师专门从上海调来的。他初到北京，就住在铁一号人民大学教师宿舍的红楼里。因为藏书多，学校拨了相邻的两套房子给他。稍后，他才正式搬到建外永安南里的学部宿舍。

文研班的研究生来自全国各地，我们班是第一届，后来又招收了第二届和第三届；之后，还办过一届进修班。我们这一届共有学生30人左右，中间有人回了原单位，毕业时只有20多人了。多数同学经过了考试，还有少数几位未经考试，开始算是旁听，久了也就成了正式学生，一律看待了。来自青艺的王春元和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冯湘一，就是这样。

　　　　　　　　　　　　　　　　　　　　必读书目三百部

开学不久，便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份打印《必读书目三百部》，要求我们在毕业之前读完。这个书目是何其芳老师亲自开列的，他征询了所内外不少专家的意见，几经修改，最后才确定下来，印发给我们的。

《书目》以文学专业的名著为主，既包括了中外的文学作品名著，也包括了著名的文学研究、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著作。但是《书目》不限于文学专业，也开列了哲学、史学、经济学方面的名著。如《狄德罗哲学选集》、 《费尔巴哈哲学选集》、《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资本论》(第一卷)等。

拿到这个书目，对我和许多同窗震动很大：一是文学名著类书目，我们只读过其中的一部分，虽个人情况有别，多少不同，但谁都有相当多的篇目未曾寓目；二是非文学类名著我们差不多全没有读过，只有少数人读过一两本。正是这个书目，让我们认识到自己学养的不足，看到了文化知识准备上的差距。

何其芳老师根据我们的要求，专门讲过一次学习方法的问题。他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思想，讲了学习历史、学习现状和学习马列主义三个方面的问题。他又把这三方面概括为理论、历史、现状。在他看来，这三个方面既是学习的内容，也是知识准备的格局，既是学习的方法，读书的方法，更是思想的方法。他还给我们讲到延安整风时的整顿文风和学风。事实上何其芳老师个人的学术研究，也正是按照理论、历史、现状的方向布局的。他有专门的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并以其理论研究带动和指导自己文学历史及其规律的研究；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进行了重点和深入的研究，如研究屈原，研究《琵琶记》，研究文学史的一般规律和文学史的编写原则，特别是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最为学术界所称道。他给我们说，为了研究“市民说”的能否站得住，他花很多工夫细读了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他说这两部书虽然很重要，但读起来却非常枯燥，他是硬着头皮读完的。

谈到读书，他说，当年读大学时，他读了五四以来的全部找得到的新诗集和翻译的外国诗集，数量足有两个书架之多。他的深度的近视眼镜，就是在那以后戴起来的。

由于《必读书目三百部》的震撼，由于包括何其芳在内的师长们读书榜样的启迪和读书方法的教诲，加上同窗们都是经过一段工作之后来深造的，谁都有过“书到用时方恨少”的体验，所以大家都很珍惜这一段难得的学习机会，班上拼命读书成风。我也在这股风气中被推拥着，认真、自觉地读了几年书。特别是1960年饿饭以后，比前些年折腾得少多了，我们反倒有了稍许宽松的外部读书环境。按照学制，我们首届文研班应该修业三年，于1962年暑假毕业。但是大家一致要求延长一年。理由是这几年写“反修”文章，热蒸现卖，没有好好读书，许多必读的著作都没有读，得好好补课。一听是要好好读书，其芳同志很痛快地答应了大家的请求，经有关上级同意，我们推迟一年，与下一届文研班的研究生同于1963年毕业。我们的毕业证上至今还印着“学制三年，统一延长一年”字样。

　　　　　　　　　　　　　　　　　　　　转益多师是汝师

文研班有严格的课程安排，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大体按照中国文学史和外国文学史的顺序，安排重要作家和作品的专题讲授。请来授课的老师，多是当时第一流的学者，所讲内容都是他们长期研究的成果，且为学界公认。授课老师不限于文学所，外请的也相当不少。

中国文学的首讲是《诗经》专题，由文学研究所的余冠英先生讲授。余先生是《诗经》研究的名家，他曾在此前出版过《〈诗经〉选注》和《〈诗经〉今译》，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他为人温厚谦和，讲课风格平实而循循善诱，不故作惊人之语。《楚辞》是请北京大学的游国恩先生讲的。他的《楚辞》研究功力很深，听课前我就读过他几篇关于《楚辞》的专门文章，也把他的文章和郭沫若的文章进行过对比。游先生的讲课风格一如他的文章风格，严谨得几近琐细。比如讲《离骚》，就先从题目的释义和考证开始，举证详备，不厌其烦。我在念大学时，听刘持生教授关于“摄提贞于孟辄兮”一句的解析，特别是关于“摄提格”的考证，竟长达一礼拜的六个课时，所以对于游先生的《离骚》考，倒也能细细地听他道来。记得在讲屈原的人格和屈原谪迁命运对后世的影响时，他特意把唐代诗人刘长卿的诗用粉笔抄在黑板上：“三年谪宦此棲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一边吟诵，一边讲解，非常投入，也非常让人感动。我至今仍能记得他吟诵时的神态。当时的《楚辞》今译有多种本子，如文怀沙的和郭沫若的，我都看过，但游先生提也没有提一句，更不要说评价了。

杜甫专题是请冯至先生来讲的。他当时是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并任系主任。我们知道他兼有名诗人的身份，在《人民文学》上不时能读到他优美的诗篇。做助教时，我研究杜甫，读过他写的《杜甫传》。他的《杜甫传》50年代曾先在《新观察》连载，后来稍经修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单行本。全书仅十多万字，虽然是面向文学爱好者和一般读者的，却很见功力，非熟知杜甫者不能为。《杜甫传》文笔清丽，深入浅出，很受读者欢迎，曾一版再版，屡印不衰。杜甫的传记材料，传世不多，冯至作传，主要从杜诗中离析出来，足见其用功之勤。冯至先生的课是诗人式的，感兴式的，不以理性的剖析和周密的论证见长。他后来还给我们讲过德国文学的专题，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班上的同学，有不少是读过文学所范宁先生的文章的，建议请他来讲宋元话本的专题，但班主任何其芳老师没有同意，说范宁虽然写过一些文章，但讷于言辞，不善表述，讲课效果不一定理想，终于没有派他来。我读过《西厢记》的两种当代注释本，一是文学所吴晓铃先生的注本，一是中山大学王季思先生的注本，王注更详细一些。原以为会让吴先生来讲《西厢记》的专题，但请来的却是王季思。王先生从广州专程赴京为我们上课，往返乘的都是飞机，这在当时要花重金的。只要学问好，讲课效果好，班主任何其芳是不惜工本的。王先生的课的确不孚众望，讲得极精彩。

外国文学的授课老师，也同样都是名重一时的专家。罗念生先生为我们讲希腊悲剧，他精通古希腊语，三大悲剧家的主要作品都是经他翻译的，他的译本至今仍是公认的权威译本。罗先生身体不健壮，面容黄瘦，讲课细声细气，冬天总是戴着一顶卷边毛线编织短檐帽，形状很像电影《林家铺子》里谢添饰演的林老板戴的那种。他穿着青布棉袍，好像没有罩袍，因为我能清楚记得上面一个个针脚衲过后留下的小坑窝。为我们讲法国文学和戏剧的是著名批评家和戏剧家李健吾。他与着中式袍服讲洋戏的罗念生不同，每次讲课都穿着深色的西装，以黑色为主。他显得胖墩墩的，西装好像要被胀破似的。讲莫里哀喜剧，很投入，讲到精彩处常自己在讲台上表演起来。特别有趣的是，掏出雪白的丝织手绢来，一抖，用几个手指捏着，从嗓子里挤出细而且娇的女声，扭着粗壮的腰肢，表演贵妇人的动作和神态。课堂情绪极为活跃。还有其他一批著名的外国文学专家被班主任延聘来为我们授课。如季羡林先生讲印度文学；卞之琳先生讲莎士比亚；戈宝权讲普希金；叶君健讲安徒生等。

我们的文艺理论课是一门主课，由蔡仪老师讲授，每周都要来讲。那时他正在主持编写作为高校教材的《文学概论》。我们的这门课程就是按照后来成书的这部教材的轮廓讲授的。蔡老师身材瘦高，留着寸头，用浓重湖南口音的普通话讲课。我们的课从文艺作为上层建筑开讲，逐渐展开。蔡老师讲课，以严密的推理和论证见长，很少有生动的举例。他总是很严肃地讲，我不记得他在课堂上有过笑容。有的同学觉得他讲课枯燥，但我始终是认真地听，认真地做笔记，并不觉得枯燥。听他的课，有如嚼橄榄，久而真味始出，盖属于苏东坡所说的“外枯中膏”一类。我们都知道，在50年代的美学论争中，蔡老师属于“美是客观的”一派，是这个美学流派在现代中国的主要代表，但他没有给我们讲过美学课，也没有在文艺理论课中系统地介绍过自己的美学主张，尽管我觉得他的文艺理论观点其实就是他的美学思想的文艺或文学表现。

美学课也是文研班的主课之一。我们系统地听了朱光潜先生讲授的西方美学史，这门课的讲稿就是后来出版的《西方美学史》的雏形。朱先生在北京大学讲课，我们每次去听课，都是从铁一号坐学校的专车。朱先生满头银发，长着一个苏格拉底式的脑门。他的《文艺心理学》等代表性著作，我做大学生时就读过，知道他是唯心主义营垒里的美学家。解放以后，他把自己“‘美是主观的，的主张修改为‘美是主客观的统一’”，以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接轨。但他的论争对手仍认为他的“主客观相统一”，不是统一于客观，而是统一于主观，还是主观唯心论那一套。别看朱先生文笔活泛，平易近人，但他讲课却极严肃认真。每次讲新的课以前，他都要复习上一次讲课的内容，或者检查他所布置的参考书的阅读情况。他拿着听课人的名册，随机点名，让你站起来回答问题。所以我们的同学们都很紧张，生怕点到自己的名字，回答不好，下不了台。我在文研班还算娴于辞令，长于表述的，一般不怯场。但在有一次关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提问中，还是被朱先生问懵了。最初的两问还能对付，接连几个更深入的问题，便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了。朱先生个头不高，且已微微驼背，但往讲台上一站，便显得威严、高大起来，有一种人格和精神的震慑力。

李泽厚是实践派美学的代表人物，他也被请来讲授过他的美学观念和理论。他那时也就刚刚30出头年纪，比我们班上年龄大的同学还要小十来岁。他对自己的观点很自信，但似乎不太会讲，没有如朱先生那样的震慑力。他没有讲稿，只在两张白纸上散乱地写了提示性的短语，短语之间画了连接线，这显然是一份前提纲阶段的思维轨迹图。

美学家王朝闻先生也来给我们讲了课，他与蔡仪先生的授课风格正相反，基本上不讲多少理论，而是多具体作品的欣赏和举证，讲自己的鉴赏体验和创作体验，机敏而且睿智，给人以多方面的，亲切的启发。比如讲他的雕塑名作《刘胡兰》的挺胸稍前倾的身姿造型，就是从中国古代青铜酒器學的型制中得到启示，获得灵感的。

就记忆所及，先后给我们讲过课的老师，还有张光年、宗白华、马约翰、黄肃秋等人。我们还到中央美术学院听过中国美术史和西方美术史等课程，以拓展我们的学术视野。

像一支军队的风格就是指挥员的风格一样，我们文研班的课程设置风格，就是主持者、班主任何其芳的文学教育思想的风格：第一流的授课教师；古今中外的教学内容；历史、现状、理论并重的方法。杜甫《戏为六绝句》的最后一首是：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何其芳老师很喜欢杜甫的这组名诗，他在1964年也效杜甫写了《戏为六绝句》，抒发自己的诗歌见解。杜甫的“转益多师”他是实践过的；他也按照这个思路，安排我们的必读书目，安排我们的教学。

作为一代文学教育的宗师，他三四十年代在延安主持鲁艺文学系的时候，他五六十年代在北京主持文研班的时候，都按照自己开放的具有包容性的学术精神和思路，培养了自己的几代学生。

　　　　　　　　　　　　　　　　　　我是马文兵里的小角色

马文兵在6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上是很有点名气，很有点影响的。马文兵是我们人大文研班首届研究生写文章时所用的集体笔名，意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战线上的一群小兵，一队小卒子。我们读研的那几年，“反修”是文艺界的主要任务，周扬下令创办文研班的目的，就是要培养文艺理论批评战线上的反修队伍，所以，我们写反修的批判文章，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以马文兵的名义发出的重要文章，一般都要经过大家反复讨论和修改。那时要文章的地方很多，也有些未经全班讨论，又不是特别重要的小文章，则用文效东的笔名发出去。当然，这样的文章也要经班支部同意。

在马文兵几篇重要文章的写作中起关键作用的是郭拓。郭拓，在文研班是老革命了。他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抗战期间，在八路军中作参谋，负责过对日本人的宣传和对日本俘虏的改造教育工作。天津解放后作那里最大的一家造纸厂的党委书记兼厂长，行政级别14级。但他不想做红色企业家，对当官也毫无兴趣，一门心思想读书。于是，在他反复的强烈要求下，组织上同意调他到南开大学中文系做调干大学生，他是惟一的学生校党委委员。1951年和我一样报考并被录取为文研班的正式研究生，当然是调干研究生。

进入文研班的那年，郭拓41岁，差一岁就是我入学年龄的一倍。那年，他的女儿刚好考入南开大学。他级别高，资格老，理所当然被指派为我们班的支部书记，同时也是新闻系的总支委员(因为当时人大没有中文系，只有语文教研室)。

郭拓很老练，讲起话来滔滔不绝，长篇大论。马文兵的反修文章，从定题，到写作，到出初稿，到讨论，到定稿，他都是主要组织者。有了题目，他先讲，大家讨论，他把大家意见初步归纳，拍板指派人去分头写，稿子出来了，他再组织讨论，修改，定稿。他很会说，但从来不亲自执笔写。不仅字写得难看，而且写不好文章。说他是马文兵一系列文章的主要谋士和智囊，我看当之无愧，但他不是马文兵的写家，不是执笔者。他的讲话，记录下来，稍加修饰，就是不错的文章，但自己单独写不出好文章。这大约是他长期从事领导工作的结果，“领导出思想”，出了思想，下了指示，让秘书去干就行了。他是马文兵写作集体事实上的主要领导人。马文兵最有影响的两篇大文章，一篇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一篇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都是主脑，文章写成后他代表马文兵在《文艺报》组织的座谈会上去发言，语惊四座，深得主持会议的邵荃麟的好评，这两篇文章《文艺报》都给了大的篇幅作为重点文章全文刊发。

郭拓不修边幅，生活很不讲究，吃饭、喝水都用的是同一个硕大无比的茶缸，有的同学拿他“开涮”，说是郭拓那个大缸子，晚上兼作尿桶用。这个我倒是没见过。他住在我们那层楼的西北角房间里，东向、北向均有一窗开向游廊，北窗正对着一个上楼的转梯。照顾他，给他一人一间屋子。夏天苦热，他常常会像南北朝时的刘伶一样，“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脱得一丝不挂，在屋里吊儿郎当地走来走去，做思考状，还不时端起大茶缸喝口水。但旁若无人，从不向窗外望一眼。他这样，吓得班上的几位女同窗都不敢从那里的梯子上楼。我是在一位同学的提示下，去那里窥伺过一次，郭拓真的没发现我。

郭拓的支部书记是被文研班的同窗们罢免掉的，原因是大家越来越无法忍受他目空一切，出言不逊的狂态。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他最有学问，他讲的话最正确，对的是对的，不对的也是对的。最让同学们无法容忍的是他对大家尊敬的班主任也不瞧在眼里，竟说，“何其芳懂得什么?还是文学所所长呢，就这水平!”罢免郭拓时，我也是意见最激烈的人中的一个。郭拓毕业后分配到哲学所工作，死于脑梗死，一粒药捏在手上，没有来得及填进口里，就孤独地去了。去世时还是助研，他的副研名分，是死后才得到的，已是死魂灵副研究员了。

马文兵的真正写家在当时是王春元。王春元来自青年艺术剧院，有点肺结核。他长我13岁，是我同窗中的中等年龄。那时吴雪做青艺院长，派他来文研班进修，想把他培养成剧院的“自己的评论家”。他不善于讲，却长于写，与郭拓正好相反，两个人互补，便有了马文兵的好文章。那篇关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文章，就是他执笔写成的。他写文章很慢，属于以“腐毫”著称的司马相如一类的才子。但慢工出细活，文章耐看，有文采。正因为如此，他毕业后没有回青艺去再度演红如《家》里大少爷觉新那样的角色，改了行，被调到文学所来(后来不幸于1994年过世了)。

当年用马文兵、文效东的笔名所发的那许多文章，从今天我们所达到的认识来看，有相当突出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倾向，而那些对所谓“修正主义文艺思潮”及其在国内外的代表性作家作品的批判，也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但那是一个时代的错误，是步人歧途的历史必然会有的文化反映，马文兵的每一个年轻的和不十分年轻的成员，都无法为它负责。时过境迁，我们当然应该以一个负责任的知识分子的态度，进行反思，有所忏悔，不能固守原来的立场和观念。事实上，包括我在内的仍然活着的马文兵的成员，我们正是这样做的。

在马文兵的成员中，许多人在经过文研班严格的、开放的同时又是系统、科学的训练之后，都成为文艺界的骨干，在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上发挥了中坚作用，尽心尽职地干了一辈子；在学术上有建树的人也不少。

谭霈生长我五六岁，是中央戏剧学院来的，嗓子是经过训练的，音色、共鸣都不错。讲起话来浑厚而富于感染力。他写文章时，拿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翻阅，引经据典。他抽烟，篮球打得很棒，在我们班的那个无往不胜的篮球队里，属于技术型球员，不像我的猛冲蛮撞。他常打中锋，篮板球拿得很好。每到周末之夜，他又是玩“拱猪”的牌迷，输了钻桌子，或者在脸上贴纸条。他如今是中国戏剧界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由他创立的“情境说”的戏剧理论，独树一帜，影响很大。

陆一帆来自中山大学，他身体特棒，肌肉发达，是我们班惟一的校体操运动员，也比我长五六岁。在文研班时他曾跟唐弢老师学过一阵现代文学，但毕业后却从事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新时期以来是岭南美学界的执牛耳者，著作甚丰，他对文艺心理学的研究，与早起步的金开诚，稍晚起步的鲁枢元，都是在这个学科较有建树的学者。可惜，他那么好的体质，又一直坚持锻炼，却不幸猝亡。据同在一校工作的也是马文兵成员的潘翠菁教授说，很可能是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而不自知。

马文兵成员中，后来有影响的还有作了《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的理论批评家缪俊杰；做过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文学批评家陈宝云；西北大学中文系主任、理论批评家刘建军；教授、学者张学仁；杭州大学教授、学者张颂南、何寅泰；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总支书记，学报主编陈兆荣；鲁迅研究专家、研究员李元经；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理论批评家黄泽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总支书记、教授梁仲华；浙江丽水师专校长、教授文艺理论家叶凤沅；美术理论批评家冯湘一等。

在文研班，在马文兵的写作群体里，我是真正的丑小鸭，小不点，小兄弟，不起眼的小角色，派不上，也没有派什么大用场。入学的时候，刚满21岁，虽细高挑个子长到一米八，还是被同窗的师兄师姐们亲切地叫做“小何”。饿饭的那几年，班上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都减了定量，减到只有二十来斤，许多人都浮肿了。但是他们一致说： “小何正在长身体，不要减他的定量!”我是班上惟一保持原来学生36斤定量的人。我虽然也感到饿，腿上没力气，爬上二层楼到宿舍都没力气，但是我没有浮肿。我是在同窗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呵护和关爱下，修满研究生的四年课程毕业的。

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工作，“小何”改称“大何”了。但大何仍然怀念那一段长知识、长身体的研究生生活，怀念师长们，师兄师姐们。如今，我应该是真正的老何了，我深感有愧于师友们的培育、关爱和期望。

2002年12月2日六砚斋，原载：《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50年记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何西来（1938-），原名何文轩，陕西西安人。中共党员，著名文艺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协会员，文学评论家。195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59-1963中国人民大学文研班第一期研究生毕业。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学术委员、副所长、《文学评论》副主编、主编，研究生院文学系主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图书资料中心学术顾问。195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新时期文学思潮论》、《探寻者的心踪》、《文艺大趋势》、《新时期小说论》(合作)、《横坑思缕》、《文, 学的理性和良知》、《绝活的魅力》、《艺文六品》、《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剧学派》(合作)、《文格与人格——艺术风格论》，主编《新时期文学与道德》(合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