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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来啊，我是在你离世的第二天上午才从老干部处电话中得到噩耗的。当时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问了三遍，都是同样肯定的答复，我嘴上只能机械地“哦，哦”，勉强回应，而眼前一片混沌，脑子蓦然失去东西南北，天昏地暗，长时间处于麻木和迷惑状态。

殁的，难道真是你？

那天傍晚，又接到副所长高建平电话，再次谈起你。我埋怨自己：怎么没能最后去看看你？怎么事先没有关于你病重、病危的任何信息？我悔恨，我遗憾，不可弥补，无法挽回！建平安慰我：“事发突然，大家都没有料到，也没有思想准备。近十几天，何老师病情忽然恶化，是肝坏死，紧急住进佑安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院方不让人探视，但我还是叫上大成一起，代表所里和室里去看望了一次。家属嘱咐：千万别叫同事们、朋友们到这里来。这也是医院规定。”

建平委托我修改、撰写你的“生平”：“很急，尽快改好、定稿、打印，后天遗体告别仪式用。”

西来啊，写你的“生平”，我虽然事先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但作为好友我义不容辞，立即动笔。

而且，我还要撰文悼念。一定要写！

但是，这许多天来，提起笔，悲哀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竟不能成文。

西来啊，世界上再也没有活生生的你、朋友圈里再也见不到你真人的身影，这让我怎么能适应得了？

这些天，我坐卧行止、吃饭睡觉、睁眼闭眼……脑子里全是昔日你各种各样的影像，上下翻腾，前后叠加，理不出头绪。我的正常生活全乱了，什么事也不能做。我只好暂且给朋友们写点短信，舒解一二。朋友们给我来信，苦痛之情，同我一样。他们也都无法接受这残酷的事实——确切的说是无法忍受。一次次唏嘘不已。董乃斌说：“我和程蔷这几天也时时沉浸在悲悼西来的情绪之中。一个体壮如牛的汉子，竟就这样走了，比许多看似体弱多病的人都走得早，走得匆忙，我们怎能接受！怎么受得了！但又有什么办法！只能痛呼苍天的残忍和蛮横无理！”王绯说：“心如刀割啊，不能相信何老师怎么就没有了怎么就没有了怎么就没有了呀????????????????????”王绯行文那一连串的“？”和没有标点的重复句，可以想见她是怎样的无法控制的激动。严平说：“我真的很难相信，一个生龙活虎的他，一个充满自信和希望的他就这么走了！”黎湘萍说：“何老师突然走了，至今仍然如在梦中，不太相信是真的，一时还无法接受何老师已走的事实。不过，按照佛教或基督教的说法，生死其实并不可怕，只是换了一种存在的方式。如此，相信何老师解脱了病痛之后，是到了安乐的天堂。”刘再复从香港传来挽联：

 

我最近也看到文艺界的一些朋友哭你的文章。李炳银说：“我非常痛苦，伤心，惋惜和无奈，只有发自内心的为他深深地哀悼，唯愿他走去天堂的路平顺安详！我一直将他的人品、学风和风骨等视为我的榜样。他为人正直诚恳，为学博闻专深，学风严谨周全，是个犹如他的身体一样高大伟岸的很有学养功底的当代学人。西来兄就这样地辞世了，真让我不舍和无奈，痛到骨髓啊！为他的离去，我已经一哭再哭……”你的陕西乡党白烨在痛苦之余这样赞赏你：“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理论批评生涯中，何西来不仅呕心沥血、辛勤耕耘，而且秉笔直书、坦荡真诚。他是文学理论批评中实话实说的楷模，实事求是的典范。”《北京日报》记者报道，你的弟子、作家马步升说，他在文学所听你主讲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和古典诗词鉴赏，你博闻强识，授诗词鉴赏课从不看讲稿，从《诗经》、《楚辞》到毛泽东诗词，他仅记在课堂笔记上的就多达六百多首。“笔记犹在，而先生已去。”

2009年春节：中间为朱寨，右为何西来，左为杜书瀛

西来啊，多少朋友哭你，难舍难离！

我反复对自己也对朋友们说：最不该走的是你。

你在同辈人里面身体曾是那样强壮。年轻时，每逢文学所篮球队同别的所比赛，你的球技虽非上乘（老实说，我不敢恭维），但每次场上你都是绝对主力，为什么？你体高力大，气壮如牛，跑起来像辆坦克车，谁能抵挡得住？你是得胜的保证呀。这样体高力大的“坦克车”，怎么轮得到你先走？

在河南息县五七干校修窑烧砖，两人一架地排车拉千斤砖坯爬坡上窑，呼哧呼哧艰难不支，而你竟然一人拉车健步如飞，我们在旁边瞪大眼睛，惊呆了。你走过来擦汗，王信叫着你的外号，戏噱道：“‘老别’呀，究竟是你劲大，还是一头驴劲大？”这样“劲大如驴”的关西大汉，怎会说走就走呢？

西来啊，文革后期“逍遥”时节，你曾有过一劫。那时大家厌倦内斗，在扑克牌桌和乒乓球场消耗精力，而你却遇上父亲被查等不该发生的诸多烦恼事，整夜睡不好觉，那天打乒乓球，头脑不时昏昏然，一次动作过大，突然仰天摔倒在地，昏死过去——我因偷回青岛探亲不在现场，事后很久你告诉我，那一刹那你只觉得像一个破罐子碰在水泥地上，此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严重的脑震荡，而且脑中有积血。体质不好的人，怕是挺不过来；挺过来，也得落下后遗症。然而，你居然在朋友们日夜护理之下，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除了鼻子失去嗅觉之外，别的几乎没受影响；尤其是，记忆力还是那么好，唐诗宋词，文心诗品，你还是张口就能背诵。我对你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老别’，你能活一百岁！”可是，西来啊，到今年，咱俩都才七十七岁呀，你怎么不跟老友打一声招呼，就急急忙忙抢先走了呢？

是呀，西来老伙计，咱们是“不打不成交、打后成至交”的老友。文革开始时，咱们都受愚弄，分为两派，成为对头，你整我，我整你。开始我们这一派得势，张炯曾写过一篇批判你们的大字报，里面说的那个“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就是指你。憨厚的蒙古族同事仁钦·道尔吉汉语水平差点劲儿，总是念成“个别别”而迷惑不解，大家当成笑话，从此你就有了“何老别”的外号。听说你挨整时，差一点儿要自杀，我知道后真是于心不忍。后来你们得势，也把我们整得够呛。工宣队和军宣队领着你们清查我们这些“五一六”，我也是被逼自杀未遂。不久，你们也被当成“五一六二套班子”，列入清查的对象。你恍然大悟：清查运动原来如此荒唐！我们都是被人愚弄、被人“运动”的玩偶。血的教训使我们逐渐清醒，而且越到后期，越认清了四人帮的面目。老伙计，咱们俩硬是被“打”成了朋友。1976年“四五”运动那会儿，我们一起到天安门悼念总理，朱寨老爷子在回忆文章中说：“抬着花圈走在前面的是文学所的两个壮汉杜书瀛和王春元”。那天你就在我旁边。除了送花圈，咱们俩每天骑着破自行车到天安门转好几趟，抄大字报，抄挽联，回来兴致勃勃念给主持文学所工作的党总支书记朱寨听。“四五”运动被镇压，听说要来文学所清查“反革命”，朱寨赶紧把咱们叫到他办公室：“你们记住：文学所没有任何人去天安门，也没有人写挽联、抄大字报！”他保护了所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者。西来啊，你我就这样从对立派变成了铁杆儿“同党”。

 

何西来

西来啊，粉碎了四人帮，天亮了！解放了！我们都可以大声喘气了！你我跳着脚儿欢呼，参加三天大游行。

我与杨志杰、朱兵合写了一篇《围绕〈创业〉展开的一场严重斗争》，批判四人帮，歌颂周总理，在《解放军报》发表，出了一口憋在心头几年的恶气，受到时任中央主席的**同志表扬。《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纸加按语转载，你看后赞赏不已。不久，你也到了我所在的文艺理论研究室，从此咱们长期同室共事，而且成了铁打的组合——在以个体劳动方式为主的人文学科研究单位，咱俩却像羽毛球或乒乓球男子双打组合那样，成了几十年的科研伙伴，写作搭档，亲密合作而著书撰文。我自信，文学所找不出任何其他两人搭档，像咱俩合作得这样长久，这样和谐，切磋琢磨，取长补短，互相谦让，没有发生过什么矛盾和不快。大概其他单位也少有。一段时间里，咱们几乎形影不离。西来啊，你记得吗，常常为写某篇文章，晚上买两个馒头和一撮北京辣丝，打一壶开水，到办公室开夜车，乃至东方欲晓而不知。咱俩联名写的一篇篇批判四人帮罪行、拥护改革开放、鼓吹思想解放、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评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新人新作的文章，不断发表于全国各个报刊。

西来啊，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你主要从事当代批评而我转入基础理论研究，各有侧重。但咱们仍然搭档做事——以咱们两人名义合招五名研究生，一起出题、一起阅卷、一起口试、一起定夺录取、一起制定培养计划、一起确定他们的毕业论文题目、一起送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如今他们都已成材，有两位在国外发展，三位成了他们各自单位的骨干。我当了室主任之后，咱们还常常合作策划、主持文艺热点问题的研讨会，“文学与道德”、“文艺与休闲”等研讨会长篇纪要在《光明日报》整版发表，引起全国文艺界和学术界同仁热烈反响。咱们还共同参与国家重点项目《文学原理》的写作，主持“文学与道德”国家课题，主编《新时期文学与道德》一书的编写，参加文艺界和学术界各种活动和会议……我印象深刻的是你的发言，总是绘声绘色，声若洪钟，斩钉截铁，语惊四座，而分析问题像解剖刀那样尖锐。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咱们还组织、举行了“北戴河对话”，那是你最先提议和设计的呀。咱俩一起拟了九个论题，我还把想说的话写成了文字。关于那次“对话”，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1995年夏天，我与邵燕祥、刘心武、何西来、钱竞、白烨等几位朋友相约到北戴河度假，住了七天，对新时期以来人们所广泛关注的社会文化、文学艺术的种种问题进行‘对话’，海阔天空，各抒己见，高谈低语交错而起，思想火花不断擦亮，时而互相辩驳、各不相让，时而互相补充、点头称是，欢声笑语与拍岸海涛共鸣，情愫神思携蓝天鸥鸟齐飞。最后，得《北戴河对话录》一稿二十余万言……”那次“对话”，几乎每天都到深夜。燕祥的深刻，心武的机敏，你的渊博，白烨的细密，钱竞的灵动，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这些“对话”分成数篇文章发表于各大学术和文学刊物，其中绰号“吴市场”敬琏先生主编的大型刊物《改革》，就连发了三期。他还亲自打电话来，对我们关于市场经济问题的观点表示赞赏。可惜，这本书稿（或是单篇文章？）传到当时主持社科院工作的某领导那里，不知他是否认真阅读和研究了全文，说了几句话，竟使即将排印的该著不能出版。《北戴河对话录》几乎全部文字都已见诸报刊，学界同仁有目共睹，究竟什么地方触犯天条，我至今也不明白……而且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西来啊，本想抽个时间同你商量，让此书能够起死回生。现在你竟撒手人寰，我永远不能同你共议此事了。

西来啊，退休以后咱们虽然联系少了一些，但近两年你还拉我进了大型丛书“中国百名历史名人传记丛书”撰写组承担《李渔传》的写作。我首批完稿，一次，晚上10点多钟了，编委会评审刚刚结束，你不顾疲劳立即兴冲冲打电话告诉我编委会对《李渔传》热情、肯定的评价意见，为我而欣喜，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的《李渔传》出版了，你在新书首发会上赞扬的话声似乎仍在回响；而今天的你，人却没了。这次第，怎一个痛字了得！

西来啊，你干吗那么急着走呢？“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编委会”文史专家组长的重担你还要挑，你自己承担的《杜甫传》还没写完呀。

西来啊，快要到2015年的元旦和羊年春节了，以往逢年过节咱们一起与朋友聚会，在燕祥家，在朱寨老爷子家，大家都喜欢听你“高谈阔论”，觉得是一种莫大享受，比看娱乐节目还过瘾。今年元旦和春节，朋友们还等着你谈古论今，评说时局，放眼世界，纵论天下大事呢，你怎么能舍得下朋友们而远走西天？

再说，你六十八岁学会开车，到延庆、密云开会都是自己开车去，你刚买几年的“坐骑”还等着你去驾驶它参加朋友聚会和各种活动；还有，一次我跟你玩笑，说哪天坐你的车，咱老哥俩去旅游……你笑着满口答应，可现在你怎么能食言，忍心走了呢？

尤其是，你还有一个生病的孩子，一个生活不能自理、需要终生抚养的小女儿露露呀……

西来啊，你那么着急地拍拍屁股走了，怎么放得了手？你的亲人，你的相濡以沫的妻子和女儿又怎么割舍得下？遗体告别那天在八宝山兰厅，小韦——你善良纯真得如同水晶般透明的妻子韦凤葆在我面前肝肠寸断的哭诉，还有纳新——你美丽聪明的女儿何笑聪握着我的手喊一声“杜叔叔”便泪如泉涌而泣不成声……使我心如刀绞啊，而我只有流泪却说不出一句能够安慰她们的话。

到今天（12月22日），你走了整整两个星期。我也知道“死者长已矣，生者当保重”的道理，但是仍然不能自制。西来啊，你与我几十年相处，犹如兄弟，有手足之情啊。你走了，而与你同年的我，依然苟活于世间。在情绪非常低落和痛苦的时候，我给朋友信中曾这样说：“写西来生平的时候，忽然想到黛玉《葬花词》，不禁套用之，自叹曰：今为西来写生平，他日为我当是谁？”

西来啊，你骤然离去这残忍的事实，我理智上已经无法否定，但我感情上、心理上依然接受不了，我与朋友们一次次、一次次唏嘘不已、唏嘘不已……

你这个最不该走的人，怎么竟走了呢？

2014年12月22日于安华桥寓所

附：

何西来先生生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著名文学批评家、理论家、散文作家，中共党员，退休干部何西来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4年12月8日19时01分，在北京佑安医院去世，享年77岁。

何西来，本名何文轩，曾用笔名秦丁、安和等，中年后以西来之号行世。何先生1938年3月出生于陕西省临潼县。 1944年至1955年7月在家乡度过了小学和中学时代。195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留校任助教一年。1959年9月至1963年10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深造，旋即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历任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社科院研究生院文学系主任，《文学评论》编辑部副主编、主编。他还是中国海洋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延安大学、安阳师范学院、鲁迅文学院等客座或兼职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8年12月退休。

何西来先生一生著述甚丰，有专著《新时期文学思潮论》、《文格与人格》、《论艺术风格》、《新时期文学与道德》（联合主编）、《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合著)，论文集《探寻者的心踪》、《文学的理性和良知》、《文艺大趋势》、《纪实之美》、《京华论评》(合著)，散文集《横坑思缕》、《虎情悠悠》等。

何西来先生学识丰厚，才气横溢，记忆力惊人，善于言辞，出口成章；作为批评家，他目光敏锐，分析问题鞭辟入里。他的学术生涯从研究杜甫开始，1959年即发表《论杜甫的世界观》（《西北大学学报》），翌年又在《光明日报》发表《论杜甫的艺术风格》；之后将研究重点转入现当代文学评论，其《论〈创业史〉的艺术手法》（《延河》）和《评〈归家〉的爱情描写》（《文艺报》），获得学界好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学习期间，他是著名写作集体“马文兵”的主要成员，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倍受瞩目。粉碎四人帮之后，他紧跟思想解放的步伐，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四人帮谬论、拨乱反正的论文，同时热心评论和推荐新人新作，成为当代批评家的领军人物之一，对新时期文学和文艺学的发展、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近几年，他受聘“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编委会”，任副主任和文史专家组组长，不辞辛苦为这套丛书的编写和出版出谋划策，日夜操劳，有目共睹，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何西来先生已离我们而去，但他留下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和可贵的精神财富。他将与这些宝贵的遗产一起长存于我们心间。

何西来先生安息吧！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2014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