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尊龙最新版

（本文作者系程光炜，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现当代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文艺思潮研究所所长。）

如果说何其芳先生与人大中文系(现称文学院)的“历史渊源”，应该先说几句他在中国新诗史、文艺评论史和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何其芳(1912-1977)是我国著名诗人、散文家和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原名何永芳，四川万县人。1929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预料。1931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在京、沪的《现代》、《文学季刊》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其诗收入与卞之琳、李广田合集的《汉园集》。散文集《画梦录》以绚丽的文采，创造出独立的抒情散文体，获1936 年《大公报》的文艺奖金。这些创作，奠定了他在中国新诗史和现代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1935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执教。在现实影响下创作的《还乡杂记》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家乡和成都任教员，创办《工作》半月刊，发表了《成都，让我把你摇醒》等诗文。1938年与沙丁、卞之琳一起奔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工作，这期间有诗集《夜歌》，散文集《星火集》。1944年后两次被派往重庆，进行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任《新华日报》社副社长等职，写下不少散文、杂文和评论文章。1948年调中央马列学院。此后几年，他参与了左翼文学内部的诸多文艺论争，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文或构筑了左翼文学发展的思想脉络，是研究四十年代文学思潮的重要参考资料，一向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从1953年起，他长期领导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主要致力于文学评论、文学研究和组织工作，论有《关于现实主义》、《西苑集》、《关于写诗和读诗》等。在50、60年代，他在“新诗发展道路”的论争和红楼梦研究等领域，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文研班”成立，周杨任主任，何其芳先生和何洛先生任副主任。“文研班”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文艺理论的专家。人大中文系，是在这个基础上成立的。

以上是何其芳先生的个人简况，以及他与人大中文系的渊源，这是大家都熟知的。为什么要说这些呢?我认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创立，开始就具有了两个特点：一是建系之初就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文艺思想史发生了非常密切的联系，被纳入这一“传统”之中。它构成了文艺学学科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学术基础。众所周知，我院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始人是蔡仪、汪金丁和林志浩三位先生。林志浩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研究，形成了这个学科的第二个高潮，他的创造性的工作，虽然容易被看作是“个人成就”，然而不能说与何其芳没有关系。一位著名的现代诗人、散文家担任文研班副主任，其意义也就是以最早的系主任的身份组织、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设。这就是我说的“关系”的理由之一。二是与左翼文学的关系。我们知道，何其芳先生开始并不是左翼作家，而是“现代派诗人”，但是后来，由于他人生道路的变化，成为重要的左翼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而当他担任人大“文研班”副主任，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中文系的时候，他的理论背景和知识结构，自然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延伸、发展并产生影响，这为我系后来形成马列文论的强势地位有很大影响。可惜，当时何先生在人大中文系只是“兼职”，并不是实职的系主任。假如他真的成为系主任，并长期指导和领导中文系的学科建设，其“意义”就可谓深远了。

何其芳先生担任我系文研班副主任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懵懂少儿。当我来到人大任教时，他已离世多年。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向何先生求教。不过，当我走上大学讲台，就一直在讲授何先生的新诗作品，这又是我和他的一种文学“缘分”。我之所以交代何其芳先生与人大中文系的历史渊源，不是要在社会学层面谈论我们系的“光荣历史”，乃是把学术看作一个社会公器。何先生之与我系的历史联系，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学术史在人大中文系的一次新的建构，是前者对人民大学人文文化和氛围的丰富浸润与奠基，这是一直在激励我们这些后学者的一个原因。所以，仅凭这一点，就让我们永远对何其芳先生怀着深深的感谢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