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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之忆――我的中文时光

段景华

　　你用了整整一生的时间，去怀想朋友，你的怀想让你虚怀若谷。

                                        　　　　　　　　　　　　　　　　 ——一位友人

　　毕业二十周年。人大中文八三。

　　人大中文八三，是一个记号，一个称谓，又是一种身份，一段记忆。就我个人而言，“人大中文八三”这六个字像一块无形的铭牌，自1983年9月的某一天起，就稳稳钉在我的身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注入我体内的一段成长基因。

毕业二十周年，这个貌似中性的数字背后，是铁一样真实而坚硬的事实：寿过四张，人到中年。

　　毕业十周年时，我们这个集体的大多数人曾回人大团聚。那时的我们已经踩在青春的尾巴上了，但那时我们没感到中年将至，至少绝大多数同学不会这样去想。当人们感觉青春在手、时光在握的时候，他不会望回看，就是说，他不会怀旧。因而，在毕业十周年时，几乎没有人提议来出一本毕业纪念文集，估计提了也不会得到众人的响应。

　　我以为现在可以写了，并不是因为人过四十就一定要去怀旧，也不是因为毕业二十周年就非得出本集子，不是这样。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文字，只是因为它们是鲜活的，最近几年总在我的脑子里转悠，时不时就会泛起水花，弄出声响。

　　　　　　　　　　　　　　　　　　　语文系

　　对文科考生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文专业，犹如八十年代末的法律专业，或者九十年代的工商管理专业一样抢手，人人趋之若鹜。中文系无疑是一块响当当的牌子，尤其名牌院校的中文系，在那个年代堂而皇之地拥有美元一般的坚挺地位，是货真价实的硬通货。

　　我们，至少我本人就是带着这样一种莫名所以而又坚定不移的自豪感走进人大中文系的。但一个怎么也想不到的现实大大动摇了我对所选专业乃至所进学校的信心――人民大学的中文系居然不叫中文系，而是叫语言文学系，简称语文系。

　　这简直就是当头一棒。语文系，语文也能叫系？！我们从上小学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学语文，十年苦读，辛辛苦苦又满怀梦想地来到北京，来到名校，一心盼望着成为骄傲的、牛气的、引领时代风潮的中文系大学生，到头来念的却是语文系。语文，这是多么普通、多么老土、多么……廉价（或低等之类你能想到的所有贬义字眼）的名词哪！记得好像是进校没多久，第一次全校新生集合开大会，会场是在进校门左手不远的一处灯光球场里。各系的学生都打着自己的系旗，我盯着我们系旗上的“语文系”字样，心情真如三九天吞冰，一凉到底。

　　这种对“语文系”称谓的普遍不满，很快就反映到任课老师和系领导那里。记得有一次全系大会上，系主任谢自立老师代表系里作过一个正式说明，大意是语言文学系这个名称是文革前建系时就确定的，既有历史渊源，又有专业依据，所以应当沿用下去。系领导是这种意见，再加上当时主导系里学生活动的八二级前辈们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无所作为，更名之事看不到任何希望。那一段时间，我的心灰灰的，暗想自己是上错船了。

　　无奈之余，只有自己偷偷实施“正名工程”，也就是在寄给家人、老师、中学同学的所有信件上，一概堂而皇之地落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八三级”（我记得好像班里每个同学都是如此这般处理的）。自然，全部的回信也都是寄到“人民大学中文系”的。

　　1984年5月，八三级新生第一次参加校运会。每当我们打出语文系旗，时不时总会招来外系同学的好奇与不解，往往还伴随着他们的戏谑和嘲弄。那个时刻，那种场合，从心底里体味到了孔老夫子的高超与先见之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人不爽。

　　有一次，记得是在现代汉语课上，敦厚温和的金锡谟老师好心地开导我们：语文系嘛，是全面的、包容的，既有语言，又有文学，既有中文，也有外文，既有古典，又有现代，既有高雅，又有民间……中文系嘛，只不过是语文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分支而已。言下之意，语文系比中文系高级、全面。现在想来，金老师的一番话未必表明他一定认为“语文系”的系名比“中文系”就好，他的本意可能不过是想帮我们这些刚进大学校园的懵懂学子们梳理一下心绪，免得为此耽搁了正常学习或对专业的热情。

　　可惜，老师的淡然物外哪能被一心只求中文系的八三级学生所理解。

　　在“语文系”的大旗下，我们八三级新生委委屈屈地过了一年，终于熬成了大二生。该轮到我们出头、揽事、发言了。正名，我们要正名，一定要把“人民大学语文系“更正为”人民大学中文系”！

　　这里顺便提一下，说到“正名运动”，我们人大中文八三是当之无愧的前辈，今天台湾岛以阿扁为首的一众小丑，算起来只能是我们“晚辈的晚辈”了。

　　大好机会来到了。1984年十一是国庆三十五周年大庆，届时天安门广场要举行盛大阅兵式与联欢晚会。为了参加国庆联欢晚会，我们被选出来的同学好像是从那一年的春末夏初就开始排练了，主要是学习一组专门编排的集体舞，当然还少不了每天下午在太阳底下联系走正步、组方阵……

　　正名运动的核心人物们秘密商议，就在国庆三十五周年天安门广场大联欢晚会上正式打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旗帜。

　　1984年10月1日。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人大中文八三的小小方队，行进在国庆游行的滚滚行列之中，行进在首都大学生的队列中，行进在欢乐的长安街上。按照原来的排练方案，学生队伍也要和军人方阵一样，正步走过天安门，开始走正步的起点好像是劳动人民文化宫。但实际上当我们走到人民文化宫一线时，我们前面的学生队伍（是北大的吧）已经有些散乱了，我们不但走不成正步，而且必须小跑着才能跟上前面的人不掉队。就这样，我平生唯一一次参加天安门国庆大游行，不是昂首挺胸、摆臂甩腿一般走过天安门，而是跑着、跳着、喊着过去的。后来才知道，是北大的学生队伍自发地出了一些状况（比如打出了著名的标语“小平，您好”）而造成了整个大学生方阵的松散。这恰恰昭示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率性自然、自由奔放，这才是青年学生的本色。

　　在小跑着过天安门时，在密集的人潮之中，我按捺激动，特意向右手方向的天安门看过去，想要看见一些什么。离得太远，天安门城楼上站着的人显得很小，完全看不清谁是谁。当时有些失望。

　　国庆三十五周年之际，真的是狂欢之夜、喜乐之夜、青春之夜。一组又一组的焰火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腾空而起，好像永远放不完似的。夜空灿烂，歌海人潮。我们人大中文系所处的方位，是在广场西北角，中山公园前。在我们的前上方，正好有一台中央电视台的电视转播车，镜头不断地从我们这里划过。多么难得的扬名时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鲜红的旗帜高高地打出来了，那样醒目，那样亲切，我望着那面旗帜，真的有找到组织的感觉。

　　那天晚上，这面旗帜成为中央电视台广场直播中出现频率最多的大学校旗之一。

　　很快，我的家人、中学老师、同学纷纷来信说，看到了人大中文系的旗子，为我感到高兴和骄傲。

　　好啦，一面旗子，解决了心头之大病，我们再也不用心虚地只能在信封上称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现在，我们是中文系啦！后来的人大中文系学弟学妹们，可别忘了，你们之所以这辈子没上成“语文系”，答案在中文八三。

　　如果我没记错，中文系正名运动的核心人物，有王勇、马彤、郑学锋、宋西本诸人。

　　　　　　　　　　　　　　　　　317的“三个世界”

　　人大中文八三有学生四十人，生源来自十八个省市自治区。除北京学生十一人之外，其余各省区大体上是两人。而且，非常有趣的是，凡招两人的省区，一定是男生一人、女生一人，全班的男女比例是男生21人，女生19人。这究竟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招生组织者有意为之，直到今日我也没有弄明白。不管出自何故，这种男女生均衡搭配的招生方法，大有可取之处。

　　四十个人，分在学一楼的六间宿舍，男生在三楼，女生在五楼、六楼。男生的三间宿舍是316、317、318室，我住317室。

　　据中共党史权威专家的意见，晚年毛泽东在犯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大错之后，仍然有一项重大的理论贡献――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从而成为很长一个时期里中国外交与国际政治领域的指导性理论。

　　我所在的317宿舍，恰恰是不折不扣的“三个世界”。

　　317室共住七人。来自北京的马彤，来自哈尔滨的王勇，来自西安的杨剑锋，俨然第一世界；内蒙的陈力、四川的冯成德、新疆的我，此三人来自乡村、农场，当然第三世界；中间一个是来自湖北一县城的郑学锋，恰好居于城乡结合部，堪称第二世界。

　　从在校的时候起，直到我们毕业后很多年，中文八三的同学们仍然公认，我们317宿舍是成员结构最多元、个性最鲜明、差异最明显、故事最丰富的，一言以蔽之，最有看点和说头。这当然是局外人言和事后诸葛。作为当局者，作为317室第三世界的一员，最初的感受是四个字：“苦不堪言”。

　　论社会地位，第一世界的王勇一入校就是中文八三的班长，第三世界的三人好像第一学年连个课代表什么的也没有轮上。论外形条件，第一世界王勇是英俊小生型，杨剑锋是风流才子型，用后来的行话都是百分之百的“偶像派”。而我们第三世界的三个人，无一例外的满身乡土风味，正面说法是朴实、本分，负面说法可想而知。论才艺，马彤擅唱流行歌曲，赫然拎着一把吉他来上大学；杨剑锋精通体育，说起各类体育赛事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颇得宋世雄之妙；王勇的口才与组织才能在中文八三无出其右……嗨，应了那句老话，人比人，活不成。

　　在317室的最初一段时间，是我们第三世界接受“再教育”的日子。每天晚上，第一世界（往往还有第二世界）的人们热火朝天、乐此不疲地谈论着港台歌星、流行歌曲、八二年世界杯、畅销小说乃至时政要闻、国际风云……刘文正、邓丽君、张行、约翰.丹佛，贝利、贝肯鲍尔、普拉蒂尼，福尔摩斯、波洛尼克松、基辛格、赫鲁晓夫……一个个完全陌生或似曾见过的名字从他们的口中蹦出来，那口气像是在说自家亲戚。不论我们是否情愿，“第三世界”被上了一课又一课。至少我本人严重缺乏的流行文化知识，是在这种既新奇又压抑的“卧谈”教程中被速成的。

　　在此之前，我所接受的学校教育均为十分正统的官方文本，从“文革”中过来的人都体验过那种正统教育的特质：正面、向上而又刻板、僵化，高扬理想而又封闭偏狭。要命的是，这种教育会赋予其体制中的佼佼者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崇高感，这种类似于清教徒式的道德感，会阻遏他对异质文化的了解与吸收，从而阻碍一个人的进步。现在想来，八十年代初因改革开放而带来的新的文化气息、新的生活样式乃至新的价值观念正是从317宿舍开始，由“第一世界”的诸位以我并不喜欢、更不自觉的方式引入我的生活当中的。在这个意义上，入住317室，不啻是自我精神的最初启蒙。

　　有一段时间，“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隔阂与抵触挺深。说起来并没有什么大是大非、非此即彼的矛盾冲突，但诸多琐事与细节却影响了整个寝室的氛围。每每在这样的时候，郑学锋作为“第二世界”的唯一成员，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与黏合剂。老郑是这样的，论才艺、外形与见识，他与“第一世界”有一拼，“第一世界”好像从一开始就没拿他当外人。看言行作派，老郑又一直保持着“平民”本色，让“第三世界”的几位也时时觉得他是自己人。在317室，老郑这个“第二世界”的角色很难担当却又不可或缺。很难想象，在第三与第一世界抵触最强的那段时间，假如317没有老郑，会是什么状况。

　　七个十七、八岁的年青人，因为求学来到北京，住进一个宿舍，共同生活了四年。这是地域出身、家庭条件、教育背景、文化素养、个人经历各不相同的七个人，因而，他们在317室的一千三百多个日日夜夜，注定不会是庸庸碌碌、淡而无味的。

　　我始终认为，王勇在中文八三的四十个同学之中，是最具备领导素质的一个。我本人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担任学生干部，高中两年还以学生身份出任校团委副书记，也算资深的学生干部。对比初入大学时王勇表现出的集体责任感与领导才能，我自愧弗如。如果说，中文八三最初两年能够在中文系各年级、乃至在人大校园里崭露头角，那绝对是与王勇的才干分不开的。

　　记得是大三（那时王勇已接任系学生会主席），好像是为了参加海淀区的一次歌咏大赛，我耳闻目睹过王勇给八四级、八五级的诸位学生干部交代工作。在一一落实了诸如谁去请辅导老师、谁去联系排练场地、谁去借演出服装等相关事项后，王勇讲了这样几句话：你们尽管去做，出了问题算我的，需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尽管来找我。那时的王勇，黑瘦、精干，一双眼睛全神贯注地看着自己的手下，两眼放出热情信赖的光芒。一心想干点什么的年轻人，被这样的眼神关注着，被这样的话语鼓动着，被这样的人领导着，怎么会不激起饱满的热情和干劲呢！

　　我之所以将这一幕记到现在，是因为这是我所上过的一堂生动有力的领导艺术课，王勇让我明白，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应当是什么样的。这一堂课教给我的东西，在我后来的从商经历中，一直产生着好的影响。

　　马彤是中文八三的怪才。他是本市的，却是317室最后一个入住者。新生报到的最后一天，我们在各自的床位上忙活着，马彤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位娴雅文静的女生，女生的身上透着一种系出名门、家学渊源的大家气度。马彤毫不见外地与宿舍里的每个人打招呼，自我介绍之后，很大方地把那女生介绍给我们：这是我女朋友，老信。

　　那是1983年，在我刚刚离开的距北京四千多公里以外的边陲小城，人们公认只有坏学生才在中学阶段找朋友、谈恋爱，凡这么做的学生一定不会有好结果。然而，在北京，就在我的眼前，一位早恋的中学生却考上了鼎鼎大名的人民大学，而且和我住一个宿舍，而且在入校的第一天，堂而皇之地带着女朋友同行，而且告诉我们说，他的女朋友考进了北京另一所知名大学（那所大学后来出了著名的歌手刘欢）。

　　世界乱了。至少在我所知道的世界里，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

　　这就是马彤――一个北京同学带给我们317的见面礼。

　　有一阵子，大约是邓友梅式的新京味小说当红的时候，马彤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们，他要写出纯纯的京味小说。“邓友梅就算了，”马彤显得很大度地说，“要是老舍在，我们可以切磋切磋”。

　　好几个晚上，熄灯后，我们都睡了好一阵了，猛一醒来，看见马彤的床头，蜡烛还亮着，马彤趴在床头，投入地写着他的京味小说。这小子这回是玩真的啦，我们暗暗佩服着。

　　那段时间，正是人大食堂伙食质量问题多多的日子。每天，如果不能早起，就会错过有数的喷香的油饼。中午，如果下课晚了，就很可能赶不上一份像样的肉菜。我们痛苦而又无奈。马彤因为熬夜，连续错过了好几天的油饼与好菜，原本还有些肉的脸上，下巴立马显了出来。

　　忽一日，马彤宣布，宿舍太闹，没法写作，他决定回家去住，小说写完了再回来。

　　“等着嘿，保证精品”。马彤兴高采烈地回家去了。

　　过了大约一个月，也许是两个月，我们仍然痛苦而无奈地为每天的油饼和好菜奋斗着。就在我们差不多忘了还有京味小说这档子事的时候，马彤回来了，带着他的纯京味小说。

　　那天晚上，按照马彤的要求，我们317人在熄灯后的一盏烛光下，聆听马彤为我们朗读他的大作。过了二十多年，我已经完全记不起他准备与老舍切磋的纯京味小说写的是什么，只记得开篇部分语言很棒，京味颇足。

　　印象最深的，是马彤浑圆两颊上泛着的油光和他给自己新起的笔名：王翠香。

　　前些年，中国足球甲a联赛的红火，捧红了央视体育的几个年轻解说员。当时我就想，如果杨剑锋毕业时赶上这一拨足球热，那足球解说也许就没有张斌、黄健翔什么事了，起码杨剑锋够条件成为那其中的一员。

　　我的记性一直不错，尤以记外国人名、地名见长，83年高考，历史我得了91分可为佐证。进了317之后，才知道山外有山，还有高人。杨剑锋不仅记着一大堆各国的球星，还记着他们所在的球队；不仅记着他们本人的成名绝技，还记着他们所在球队的辉煌战绩；不仅记着他们所经历的每一场重大比赛，还记着每场比赛的时间与场地，甚至还记着那些关键比赛、经典战役中双方上场队员、各自战术阵型、教练员的临场指挥乃至裁判员的表现优劣……懂得记忆的人都知道，能把一件事、一项运动、一门知识记成这样，就不完全是，乃至主要不是记忆力的问题，而是专注与热爱所致。

　　86年我们去武钢实习，全班四十人被分成不同的小组，下到各个分厂或机关。四十多天后返校，实习作品集子是由我负责编辑的，作为我们的系刊《旋风》专辑。现在回想，我执笔的那篇反映武钢干部体制改革的长篇报告文学，不过是鹦鹉学舌、装腔作势的学生之作，没有什么价值。但有两个人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也有独到的发现，以及较成熟的基本摆脱了学生腔的文笔，一篇是高抒的，另一篇就出自杨剑锋之手。从杨剑锋那篇作品的采访、调查到写作，都显露出一个新闻记者的出色潜质。

　　当年来自四川忠县的冯成德，如今老家归属重庆，他本人则成了成都市民。自己与家乡父老成了两地人，这是任谁也无法事先预知的，就像当年被招入人民大学时，根本未打算念中文系的冯成德，最后却走进了中文八三的317宿舍。

如果说80年代初读中文系的人都是因为喜欢中文或向往中文系而来的，至少冯成德不是。他的数学功课不错，原本他报的好像是人大经管方面的专业，未被录取，却被招生老师招到了中文系。

　　家境贫寒，经历单纯、乡音浓重、专业生疏……这些都给冯成德的中文系四年造成了巨大的困惑与压力。虽然同属“第三世界”，但冯成德无疑是317室或者整个中文八三同学中生存条件最艰难、成长环境最严酷的一个。

　　冯成德开始下围棋。那时，几个男生宿舍的不少人都在学围棋，光317室就有老郑、我、马彤、冯成德、陈力在学。受中日围棋擂台赛上聂卫平神勇战绩的鼓舞，人民大学的围棋活动很活跃，我们学得也起劲，很快就能简单地下了。

　　刚开始大家的水平差不多，互有胜负。不知不觉地，冯成德的胜率明显高起来。再后来，我们宿舍的人都已下不过他。中文八二的老谷是系里公认的围棋高手，代表系里参加过学校比赛。有一天，老谷来到我们宿舍，主动提出要和冯成德下棋。那之后，冯成德在中文八三“围棋第一人”的地位就算确立下来了，直到毕业，这一地位也无人挑战。

　　有一段时间，冯成德迷上了打谱。一个人端坐桌前，一手持棋谱，一手拈棋子，一招一式，很像那么回事。刚开始，同屋的我们不以为然，对他的打谱行为连挖苦带挤兑，各种风凉话一起夯过去。冯成德充耳不闻，也不急也不恼，最多慢悠悠地回一句椒盐普通话：“你们干什么嘛”？然后继续打自己的谱。那时的学生宿舍，只有一张共用的大桌子，有时候其他人为了打牌，或玩点别的，就让冯成德挪个地方。每每冯成德都会把桌子让出来，自己另找地方。

　　大概是大三下学期一个周日下午，冯成德依然在一板一眼地打他的谱。隔壁宿舍有人过来，嚷嚷着要打牌，但并没有人跟冯成德讲，让他腾地方。或许大家觉得他肯定听到了，或者大家已经习惯了他每次让地。过了一会儿，有一位见冯成德还自顾自地坐在那里，就有点不耐烦地抽掉了他的棋盘，棋子在桌子上散成一片。

　　“啪！”一声重响，冯成德拍案而起，面红耳赤，怒目圆睁，死死瞪着抽掉棋盘的人，嘴唇剧烈抽动着，半天说出一句话：“你们……太欺负人了！”

　　那天的牌自然没有打起来。但从那以后，冯成德就不在众人面前打谱了。每天，我们都去上课了，他就在宿舍里打谱。我们回来了，他就出去。晚上，常常等我们都睡下了，灯也熄了，冯成德才从外面回来。

　　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学生社团的负责人，社团在校园里也有一些影响，我算是从第三世界的队伍当中冒出了头，差不多就像早些年的亚洲“四小龙”吧，自我感觉挺好。

　　一直到那一天为止，我与冯成德的关系尚好，在317，我俩的沟通可以说是最多的。那时，他跟其他同学的交流已经很少，更谈不上在一块下棋了。那一天，宿舍里没有其他人，我忽然心血来潮，提出要跟冯成德下盘棋，他好像没怎么想就同意了。其实，按照他当时的棋力，完全可以让我两子，我自己不提，他也顾及我的面子，没有提，于是我们平下。

　　走了没多少手棋，我就感到处处被动和吃力，双方棋力上的差距十分明显。为了一争胜负，我开始走过分的棋。刚开始，冯成德好意提醒我棋下得有问题，我听不进去，故意装出胸有成竹的样子。后来，大概我的一手棋太过无理，冯成德走出一个我未看懂的手筋，杀死了我一大块棋。我的脸上挂不住了，自尊心受到重重打击。这时冯成德摆开棋子，热心地要给我指出其中的棋理与变化，我黑着脸，连招呼也不打，甩身无礼地出去了。

　　从那以后，直到毕业，我俩再也没有下过棋。

　　317室“第三世界”的另一位支柱是内蒙赤峰人氏陈力。初到人大的陈力，温厚良善，拙朴稳重，与女生面对面说话会呼吸困难，耳根通红。

　　在差不多整个人大四年中，我与陈力的交情可称知己。我们出身相近，情趣相投，彼此都从对方身上看到很多相同相通之处，这样两个人成为莫逆之交是再自然不过的。彷佛是一种天意，入学后第二个学期，校刊编辑部在全校范围内组织了一次征文比赛。1984年春末夏初的一天，比赛结果揭晓，我的一篇散文得了二等奖，陈力的一篇小说好像得了一等奖。初入人大的共同获奖经历，为我与陈力的友谊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初识陈力，令我印象极深的是陈力像“解放区的天”一样明朗的笑容，笑意漾满全身，透着清澈的善意与真诚。

　　陈力与我骨子里都有一些仿佛与生俱来的传统文人秉性，清高，散淡，自我约束。但我们又有反差巨大的个性。我外向、张扬，往好里说是积极进取，但一不留神也会失于小市民式的轻狂浅薄。陈力内向、安静，有些“蔫儿”，往好里说是淡泊名利，但关键时候也有某种乡土式的执拗与狡黠。

　　好像陈力有一位古文底子很好的父亲，因而陈力的古文素养在中文八三名列前茅。《史记》、《汉书》多有涉猎，唐诗、宋词装了不少。有一个时期，我们317室进入一个狂热的“诗言志”境界，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喜爱或标榜的古诗、古语，以明心志。比如，马彤的最爱是杜牧的名句：“十年一觉扬州梦，留得青楼薄幸名”，一心要梦回唐朝，风流千古。我在李白的大话里得到了满足,“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大有惺惺相惜，恨不同生之叹。敏而好古的陈力，则为孔夫子的《论语》所迷醉。

　　某天中午，隔壁宿舍拱猪三缺一，某位急窜至317抓壮丁，正赶上陈力安卧于床，凝神冥思。来者大喜，力邀陈力入伙，陈力没反应。来者急得要跳蹦子，陈力仍是不为所动。来者恨得牙痒，骂骂咧咧败兴而去。陈力慢悠悠地道出一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我喜欢那时的陈力，朴质于外而敏慧于心，少有挂碍，多存本真，直到现在，我珍藏着那段兄弟相知、同室为友的记忆。

　　　　　　　　　　　　　　　　　　　北京就是郑学锋

　　这是我太太的原话，说于六年之前。

　　在317，其他人之间一般都是直呼其名，或叫绰号，只有郑学锋与我很早就以“老”互称，“老郑”――“老段”，从未满二十叫到年过四十。

　　说起来，人大四年我与老郑的关系并不是最密切的，但在离开人大的这二十年里，我与老郑却越走越近，越走越勤，几乎不分彼此。

　　我一直怀疑老郑的祖上肯定有胡人血统。这家伙年轻时深目隆准，俊朗帅气，歌唱得好，球打得也不坏，而且，要命的是他还能写地道的情诗。一身兼修如此功力，想不做情种都难。

　　大三时，老郑在校团委当差，瞄上了他的一位手下兼同事，一个聪明漂亮人见人爱的北京女孩。为了赢得美人芳心，老郑除了使上赋诗献歌这类小生式常用招法，还刻意演练了一把朴实无华而又势大力沉的民工套路。那段时间（总有三个月吧），每天天不亮，老郑就早早起来，蹬上一辆借来的破自行车，赶到城里（忘了是什么地儿了），去接他的那位心上美人。晚上，下了晚自习后，老郑再骑上破车，送美人归家。基本上是两头不见太阳。刚开始那一阵儿，每天早上总在睡得正熟时被老郑的动静弄醒，我们都不胜其扰，颇多怨言。最终，老郑不收美人誓不罢休的信念，特别是蹬爱情车永不松劲的实干精神令我们全体室友折服。结果不想可知，连我们这些“身受其害者”都被感动，那位纯真稚嫩的北京美眉就更不能幸免了。后来许多年里，我不止一次向我的年轻朋友们讲起老郑当年在人大的这一爱情壮举，因为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一个“以德服人”的经典案例。

　　老郑擅交际，重朋友。在我众多的朋友中，如果说有谁当得起“朋友遍中国”的美誉，那非老郑莫属。老郑交友，一不靠送礼，二不靠请吃，凭的就是一身肝胆，两肋插刀。我见过老郑在全国各地的一些朋友，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都热辣辣地与老郑兄弟相唤，推杯换盏，都以与老郑为友为乐事，都不把他当外人……这是什么样的待遇？这是笑傲江湖的风流大侠令狐冲享受过的待遇。像老郑这样的交际天才没有入外交部，不是老郑的遗憾，而是中国外交界的一大损失。

　　人大四年，除了那一批灵光乍现而又用心良苦的情诗，我没发现老郑文字上的天分，也感觉不到他对文字的兴趣。毕业时，老郑进了一家报社当上记者，我私下以为他是入错了行。

　　毕业的第二年，1988年夏秋的某一天，我忽然收到老郑寄来的一份报纸，上面登了他采写的一个长篇通讯《阿佤山作证》。整整一版，写的是云南阿佤山上一个导航站里一群年轻人创业进取的事迹。文章的主题还是传统新闻宣传中常见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的模式，但是老郑这篇长文采访之准确，人物之鲜活，文字之清新干净让我十分讶异，也十分惊喜，那种耳目一新的文字能力彷佛是在一个早上涌到老郑的笔底。

　　若干年前，我又读到老郑一篇长文，是老郑赴美参观采访全球最大的快递公司美国ups――联合快递公司后的作品。这是一个经济管理类的、专业性很强的题材，涉及的对象又是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要在短短十多天的采访观摩中拿出一篇好东西，对一个中文系出身，并非专业财经记者的人来说，是一项相当困难的任务。难就难在不光要写得成，而且要写得像，写得深，也就是说，要写得内行，写得到位，不是照猫画虎，不是照本宣科，更不是人云亦云。

　　老郑写ups的那篇文章，应当说很好地达到了上述标准。在我这个从事了十余年企业管理，读了大量经济管理专著与企业传记的人看来，老郑的文章清晰、好读，不故弄玄虚，却又言之有物，是一篇成功的、完全具备专业水准的财经管理报道。

　　老郑爱玩。我在北京办公司那几年，因为是一个人，晚上常常有若干好友聚在我那里玩牌。只要不是周末周日，不管输赢，到了夜里一、二点钟，老郑准会起身先撤，“我明天要上班，你们接着玩。”这是他每次都要说的一句话，谁劝也留不住他，哪怕是三缺一。老郑是一个能自律的人。中文系出身的人都明白，能做到这一点相当不易。

　　毕业二十年，我无数次往返于新疆与北京之间，老郑也记不清来过多少次新疆。

　　我岳父是老北京人，“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以后辗转入疆。我太太新疆生，新疆长，一直没有去过北京，倒是总听我说到郑学锋这个名字。

　　1999年，我太太第一次到北京。我们住在老郑家里，就像住在自己家一样。2001年五一大假，太太带着我们四岁的儿子来北京与我团聚，仍是住在老郑家里。“这里是你们家啦！”老郑跟真的一样告诉我儿子。后来过去很长时间，我儿子都坚信他在北京还有个家。

　　那天， 老郑开着车，带我们一家去居庸关长城。在雄峻的城楼上，极目远眺京城大地，我太太说：北京就是郑学锋。

　　　　　　　　　　　　　　　　　　　　老潘二三事

　　老潘者，潘天强也，人大中文八三的班主任。我们入校头两年，肯定是称他“潘老师”，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班里有同学（好像是马彤开的头）开始叫他“老潘”，也不见老潘拉下脸来计较，慢慢地连一些胆大的女生也就这么称呼他，一直叫到现在。

　　老潘是中文系七九级的，毕业留校，正好带我们班。老潘那时三十挂零，精力充沛，干劲十足，加上有王勇、宋西本一帮得力的学生干部，将中文八三和系里的学生工作搞得风生水起，很有点样子，一扫中文系（语文系）此前在人大校园里积弱不振、无声无息的“小系、弱系”形象。后来老潘一度出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算是踏入仕途。但后来老潘还是回归讲台，开坛授徒，以教书育人为业。

　　老潘教了我一些东西。前面交代过，我深受文革式的正统教育影响，在边陲小地念中学时一直担任学生干部，自认根正苗红，唯我独是。初入人大的那段时间，一下子目睹耳闻诸多花花景象，很有些不适应，不理解。内心既困惑，也苦闷。我不愿意参加班里、系里的各类活动，人很消极。

　　有一次，老潘布置每个同学写一篇东西，要求写出自己入校以来的感受、体会，以及对班主任、对系里学生工作的一些期望和建议。我大概是很用心地写了一下，好好地宣泄了自己的情绪，用很激烈的言辞表达了对班里一些现象、一些同学的非议与评判。

　　交上去的文字很快发还给每个同学，老潘在每个人的总结后面，都写了一段评语。我清楚地记得老潘给我的评语：你像一泓清澈的山泉，单纯质朴，令人喜爱。不过，这个世界并不是单色的，也不应该是单色的。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老潘把我叫到他宿舍谈心。那时他住在红楼的一间单身教工宿舍，房间狭小、逼仄。在昏黄的灯光下，老潘很轻松地与我聊天，家庭的情况、家乡的情况、个人求学的经历、个人爱好等等。针对我的那篇总结，老潘并未发表更多意见，他只是告诉我，严格要求自己是对的，但不能认为自己都是对的，更不能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每个人都必须跟自己一样。这样会吃亏的，会害了自己，老潘说，生活是五光十色的，人也是多种多样的，自己要主动去适应世界，不能指望世界来适应你。

　　这次谈话对我很重要，老潘教给我一个简朴却重大的生活道理。直到毕业后的很多年里，我还在反复体味和实践着这个道理。

　　老潘是江西人，大约是八五年中秋吧，老潘的家乡人从老家托人给他捎来一些粽子。有一天晚上，王勇、我，还有其他两三个人去老潘宿舍谈事。老潘兴冲冲地拿出家乡的粽子招待我们。我记得粽子是用一个小煤油炉蒸出来，钢精锅的锅盖打开后，香气扑鼻，实在诱人。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咸粽子，也是第一次吃到肉粽子，此前我在新疆只知道粽子里可以包红枣、葡萄干之类，粽子当然是甜的。

　　那会儿我们肚里都缺油水，老潘家乡的肉粽子也确实美味，锅又不大，头一锅粽子三下两下就没有了。我们都意犹未尽，但谁也不好意思再张口。老潘无需火眼金睛就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痛快地抖落出他那点存货，为我们蒸上第二锅。

　　大三那年，我入了党，正在预备期。有一次，我在宿舍里用电炉，不小心引燃了我自己和老郑的床铺，幸亏扑救及时，没造成更大损失。此事之后，系里总支决定给予我延期一年转正的组织处分。

　　当时我各方面都比较顺，我担任会长的人大学生影评协会，不仅在校内搞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活动，而且受到当时的文化部电影局和团中央大学工作部的关注。我们与北影、八一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西影厂建立了经常性联系，北京电影学院的一批知名学者，如谢飞、郑洞天、黄式宪、林洪桐等也应邀担任我们的名誉会长或顾问。我本人成为《大众电影》、《纪录电影》、《文汇电影周报》的特约影评员，在上述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影评文章。

　　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发生了被党组织处分的严重事件，这是我自上小学起从未有过的经历，无疑是个人道路上的一次重大挫折。当时的心境仿佛天塌下来，感觉前途变得黯淡。

　　记得老潘那时已担任系总支书记。在他那间书记办公室，老潘跟我谈心。老潘说的其它内容我已想不起来，但这句话我终身难忘：没事别惹事，有事别怕事。

　　几年后，当我因**风波身心面临巨大压力与严峻考验的时候，我想到了老潘告诉我的这句话。我没有被压垮。

　　我很庆幸，在中国社会开始历史巨变的八十年代初，当我从西部边陲来到北京，成为人大中文八三的一员时，遇到老潘这样一位班主任。无论是作为老师，作为兄长，还是作为朋友，老潘都实实在在教给我一些东西。

　　　　　　　　　　　　　　　　　　　　后面的话

　　好像有个不成文的说法，在同学关系方面，常常是“混”得好的人积极，上心，生活工作不太如意的，就比较消极，比较淡漠。将心比心，这也是人之常情。

　　刚入读中文八三没多久，有一次班会上，班主任老潘讲过一番话，大意是今天大家走进人大，是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四年之后，每个人的情况很可能会大不相同。老潘的意思，是让大家好好珍惜四年时光，毕业时有所收获，有所作为。

　　一晃六个四年过去了，的确令人感慨系之，对中文八三的四十个同学来说，当年班主任说过的那一番话，今天想来别有意味。

　　无论毕业时各自的状态如何，无论二十年来每个人的生活与事业春风得意或难如人意，我们是大学同窗，是人大中文八三不可或缺的一员。

　　无论你本人在乎不在乎，珍视还是淡忘，你的生命之中有四年时光是与人大中文八三的另外三十九个人一同度过的。他们与你朝夕相处，摸爬滚打了一千三、四百个日日夜夜，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知道你最喜爱什么书，最想看哪部电影，最迷恋哪位歌手，最拿手什么运动，最爱吃人大学生食堂里哪几道菜……在他们当中，也许有你平生第一次爱慕的人，平生第一次心动的容颜；是谁夜里为生病的你端来汤药，是谁在寒冬的大清早为睡懒觉的你买回早饭；有谁曾听过你最隐秘的心事，有谁曾与你畅想未来：在每一个艰难时刻，都有谁的手相扶相携……是的，是我们，是我们自己，见证了彼此的大学生活，熔铸进彼此的青春岁月。如果没有另外三十九个人，如果没有人大中文八三，你生命的四年，一千三百多个日子将会是空白。

2002年夏，老郑、肖云、我与王勇在海南相聚。整整三天三夜，我们痛饮海聊，不知疲倦，几乎把所有能想起来的歌全唱过来了，以至于回北京后的一周，我的嗓子完全失声。

　　那一次在海南，老郑唱了《驿动的心》和《三百六十五里路》。我知道，只有与自己的同窗和最好的朋友在一起，老郑才会唱这两首歌。

　　“抖落异地的尘土，踏上遥远的路途，满怀赤情追求我梦想，三百六十五日年年度过，过一日行一程！

　　有多少三百六十五里路，从故乡到异乡，有多少三百六十五里路，从少年到白头！”

　　我唱了罗大佑的一首歌，《闪亮的日子》：

　　“我来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

　　我轻轻地唱，你慢慢地和

　　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

　　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

　　你我为了理想

　　历尽了艰苦

　　我们曾经哭泣

　　也曾共同欢笑

　　但愿你会记得

　　永远的记着

　　我们曾经拥有

　　闪亮的日子

　　在我内心，不论曾经有过多少灰色与杂质，人大中文八三都是一段闪亮的日子；不管还将经受怎样的淘洗与打磨，人大中文八三，仍将是一个响亮的名字。

                                      　　　　　　　　　　　　　　　　 2006．12——2007.3

　　（人大中文系1983-1987本科，人大校学生会影评学会第一任会长，现任新疆大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