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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铭记心底的岁月
　　　　　　　　　　　　　　　　　　　　刘树国

　　1987年，在满怀对未来的祁盼和对校园生活依依不舍的复杂情感中，我和同学们一样，挥别了四年的大学生活，奔向自己的工作岗位。21年后，在经历了生活和工作的变迁，对人生、事业、情感和世事都有了自己的认识之后，重新回首在人大求学的岁月， 怎能不令人感慨万千！

　　　　　　　　　　　　　　　　　　　　　　　一

　　我是一个农家子弟。二十多年前，且不说能够考取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国家重点学府，就是能够考上一般的大专院校，也足以光耀门楣，改变个人的命运了。我常想也常说，我能考大学，要感谢邓小平，这是我的真心话。我1978年7月升初中，那一年正是在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二年。也在这一年，我们率先使用了全国统编的中学教科书。如果没有高考制度的恢复，像我们家当时的中农成分，要上大学恐怕是有困难的。不仅考上大学要感谢邓小平，能念得起大学也要感谢邓小平。因为，就在我考上大学的那年春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春风终于吹到了我们那个村庄。我们一家三口终于有了自己的责任田。等我收拾行囊上学的时候，正值秋收。我的第一笔学习生活费用就是从这里来的。可惜，我的户口因为迁往北京，第二年，家里就只剩下父母两个人的责任田了。就是靠着这些责任田，父母供我念完了大学。因此，每当回忆我的大　　学，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年过花甲的父母双亲含辛茹苦勤劳稼穑供我读书的那段艰难的日子。
　　说起来，那个时候国家的助学制度还是比较完善的。我记得当时大学录取通知书是和助学金申请表一起送到我手中的。根据我家里的经济情况，学校给我定的是一等助学金，每个月补助15元，后来增加到20元。应该说这笔钱是很顶用的。我每月的伙食费基本上就够用了。但其他的费用，就全靠家里提供了。有一次，因为家里的第二笔费用一时没有及时寄到，我立即发生了“经济危机”。好在当时的物价还比较便宜，我硬是靠不吃菜，每顿光吃包子坚持了一段时间，从饭费中把其他的费用抠出来了。
　　正因为知道家里经济困难，所以我上大学后也一直在琢磨自我助学的办法。我从小养成了一个爱看报纸的习惯。到大学后，图书馆的报纸阅览室更是每天必去的地方。当时，有一份刚创办不久的报纸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是光明日报主办的《文摘报》。我感到这份报纸信息量大，内容丰富，而且短小精悍，能够使人快速了解大量有用的东西，于是深深的被它吸引，每期必看。后来我发现，这张报纸上刊发的文章，很多是读者推荐摘编的，文后一般都有“某某人摘自某某报刊”字样。这给了我很大启发：我是不是也可以尝试把我读到的有价值的新闻信息、学术观点、理论见解摘编出来，提供给《文摘报》选用呢。于是，我读报刊时更加留心。1985到1986年，正是中国理论学术界思想比较解放、学术探讨比较活跃的时期。我本来对这些领域的动态就十分关心，这时候就更多了一个心眼。如果发现我认为有价值的东西，立即摘抄出来给《文摘报》寄去。寄出以后，就注意报纸是否选用。果然，不久后，我摘编的东西就时不时见报了，当时高兴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后来邮局又寄来了稿费，一篇小文章可以得到5元的稿费，当时觉得就不少了。
　　给《文摘报》投稿，不仅使我通过深度阅读报刊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找到了一个赚稿费贴补自己学费的路子，可谓两全其美。

　　　　　　　　　　　　　　　　　　　　　　　　二

　　我们人大中文系八三级一个班，共40名学生。其中北京同学11名，其他29名同学来自北京以外的17个省、市、自治区。如果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南省份的同学仅为10人。所以刚一入学，大部分同学的口音交流起来都没问题。但对于我这个地道的北方人来说，和南方的同学交流就有点困难了。记得刚入校报到那天，和我同宿舍的来自安徽安庆的汪志勇同学，热情地邀请我和他一起到校园北边去转转，但他却来了一句南音，就是“我们到伯（北）边处（去）耍一耍（玩玩）”，立时让我“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加上我的口音中也夹杂着唐山方言，交流了半天才知道了对方的意思。由于他比我早来一日，我问他早晨学校食堂吃什么，他回答说“吃大米猪”，我听后也是一脸茫然，不知“大米猪”是什么吃食，后来反复问，才知道“大米猪”原来就是大米粥。还记得刚入学不久一次上课，坐在我后边的来自四川乐山的刘茜同学用带有四川口音的普通话问我一个问题，问了几遍我楞是不明所以，气得她干脆不理睬我了。
　　不仅是同学，老师的语言交流对新生也是一个考验。记得刚入学，系里搞入学教育，请系主任、鼎鼎大名的何洛教授给我们做报告，一个小时的时间，他的四川口音我楞是一个字都没听清楚。大概两年以后，何老就去世了。何老从陕北公学时就教授文艺学课程，他的报告应该是弥足珍贵的，至今想来都感觉十分遗憾。还有第一学期给我们讲授中国当代文学的马德骏老师也是四川人，他一上来讲“序论”，却说成今天我们讲序“嫩”（论），所以第一堂课我也是基本白听45分钟。
　　在经历了短暂的磨合期之后，我们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同学就十分熟悉了。渐渐的，每个人都有了几个和自己处得来的好朋友，吃饭、上课、去图书馆、看电影，几乎形影不离。

　　　　　　　　　　　　　　　　　　　　　　　　三

　　回想大学岁月，就不能不想起我们的老师。其中我印象较深的是以下几位。
　　首先是班主任潘天强。潘老师人很和善，对我们的学习生活都很关心。我记得刚入学不久，他就请了几个和他同班的、已经念研究生的同学分头到我们的宿舍，和我们进行交流，相当于给我们传经送宝。到我们316宿舍和我们交流的是钱宁。我们那时不会想到，13年后，就是这位钱宁，以一部畅销书《留学美国》而名扬中外。印象中还依稀记得钱宁告诉我们要善于自学，不能限于掌握课堂上老师讲的那些东西，应该说这种平等的面对面交流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我记得1983年到1984年，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刚刚涌入我国，埃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风靡知识界。我也很关注这方面的新知识、新观念。在一次系里组织的教学改革座谈会上，我就在教学中引入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谈了自己的看法，没想到引起了系领导的注意，那次座谈会潘老师也在场。不久以后的一次班会上，潘老师表扬了我，认为我进入大学后通过刻苦学习，开阔了视野，在各方面进步较大。潘老师对我的表扬是对我莫大的鼓励，直到现在也没有忘怀。
　　第二位印象深刻的老师是黄保真老师。黄老师是山东巨野人，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是著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家郭绍虞先生的关门弟子。黄老师教授我们的课程自然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即中国古代文论。我与黄老师结缘还要感谢我们班的王义臣同学。王义臣和黄老师不仅同县，而且同村。因为有这层关系，王义臣经常去黄老师家做客，有时也带我同行，而我对古代文论正好很感兴趣，这样就和黄老师慢慢熟悉了。后来我撰写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都是请黄老师做我的指导老师。我的两篇论文都是探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物感说”即文学发生论的。记得在学年论文中我引用了李泽厚先生的一个观点，黄老师认为李的观点不成立，认为我有些盲从，没有认真研究思考就加以引用，影响了论据的充分性，坚决判给我“良”的成绩。毕业论文我继续探讨物感说，这次我不敢马虎，查了大量的资料，对这一学说的起源、发展和影响做了深入的研究。我在论文中还以充分的论据指出了钱钟书先生所著《管锥编》中评论陆机《文赋》的某一观点存在错误，对此黄老师十分赞赏。最后我的论文被评定为“优”。不人云亦云，不迷信权威，而是独立思考，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这是黄老师通过辅导我做论文教给我的最可宝贵的东西，这使我受益终生。毕业后，我仍和黄老师保持着密切联系。1987年底，由黄老师和成复旺老师、蔡钟翔老师合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五卷本）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黄老师亲笔签名赠送我一套，我珍藏至今。这套著作后来获得教育部评选的高等院校文科研究成果一等奖，可谓名至实归，当之无愧。后来黄老师举家南迁，执教海南师范学院（现海南师范大学），我也多次在出差海南时前去看望。
　　还有一个我不能忘怀的老师是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冯先生作为国内外知名的大学者，亲自给我们讲授《红楼梦研究》这门选修课，不能不说是我辈之幸。上学期间，我还先后两次聆听冯先生在系里所做的学术报告，分别讲述他到美国和前苏联讲学的见闻，冯先生渊博的学识、对国外知识界敏锐的观察和诙谐幽默的谈吐，都给我留下了十分难忘的印象。
　　其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教授我们文学理论的周文柏老师、唐宋文学的吴小林老师、现代文学史的赵遐秋老师、文学评论的王振民老师、现代汉语的金锡谟老师、西方文论的张秉珍老师。从这些老师身上，我感受到了他们严肃认真的教学态度、严谨踏实的治学作风和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这些莫不使我们受益良深。
　　在上学期间，著名作家丁玲先生曾应邀给中文系师生做报告，使我们有机会一睹这位享誉世界的中国现当代女作家的风采。一年后，丁玲因病去世，她那次抱病所做的报告就成为弥足珍贵的绝响之一了。此外，我还记得，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再复和陈骏涛，著名作家邓刚也都曾应邀到中文系做过报告。这些名家的报告对我们开阔视野、活跃思想、增强对文学创作的感性认识都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在此我不能不感谢那时中文系领导所做的正确决策。
　　岁月不居，光阴无情。虽然大学四年生活的很多细节早已或最终被尘封在记忆的深处，但那些沉淀在心中的最深刻的思想和最动人的情感，却已化作永恒，与我们相随一生，永远年轻！

　　（作者系文学院83级本科学生，现为《中国民航报》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