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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 都 的 秋

　　　　　　　　　　　　　　　　　　　——访中文系著名学者陈传才教授

　　故都的秋，阳光慈爱地挥洒向每个角落，繁华喧嚣而又静谧幽然。在这样一个明媚而又深沉的初秋，我们来到陈传才老教授的家，来倾听这位治学一生的著名学者的峥嵘岁月。

　　流光无情，陈教授已在人大教坛上耕耘了半个世纪。“岁月的风雨，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容颜，但是它消逝不了母校留给我的一些精神财富。我对人大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陈教授铿锵的话语把我们拉回到了记忆中的1957年，而在那之前，陈教授还是一名中学教师。1957年陈教授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虽然我的兴趣是中文，但那时还没有中文系，所以就进入了与中文息息相关的新闻系学习。”那时的人大校舍很分散，这迥异于其他高校。新闻系原来在东城区的海运昌，58年又搬到了张自忠路，而校本部则在西郊（今校址），乘坐校车奔波于各个校舍成了学习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也成为了人大独特之处。然而人大更加独特的地方则是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相关课程作为每个专业的主干。人大把解决学生政治方向、学术思想摆在首位，更把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回答现实和学术发展提出的问题视为必修课。“正是人大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氛围，使我们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初步领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并力求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探索研究现实和学术发展提出的问题。”

　　“在我的学生时代，有两件事仍然记忆犹新。”1959年底，陈教授正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在政治理论课的考核中，他用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践论观点分析了当时农村出现的浮夸风，“结果老师不但没有批评我‘右倾’，反而把报纸上报道调查研究浮夸之风的文章介绍给我看，使我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了进一步认识。”之后陈教授经过更深入的思考，并与另一位同学合作写出了《求是与探索精神》一文，此文一经投稿便被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陈教授感慨地说：“那时已经在反‘右倾’了，而人大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原因而批评我右倾主义，而且认为我这样一个青年学生写出这样的文章是值得鼓励的。”另一件事发生在1958年夏到1959年秋，当时文化教育界正处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观点的高潮，一些人发表文章批判巴金小说缺乏真实性，并带有无政府主义思想。作为巴金作品的忠实读者，陈教授无法接受这种对巴金小说的全盘否定的观点。早在中学时代，陈教授就阅读了五四以来诸位名家的作品，而此时，陈教授再一次仔细阅读研究了巴金的《家》《春》《秋》等代表作。“那时，白天要劳动，我就利用晚上的空闲时间。冬天的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把火炉拢上，就在那里读书。”终于，陈教授以马克思主义美学、史学的观点分析研究，先后写成了《略谈巴金作品的真实性与局限性》《也谈巴金作品的真实性问题》等论著，并分别发表在《读书杂志》《文学知识》上。“这些小小的成就得益于人大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也与当时中文系的老师们（何洛、汪金丁、赵澧、冯其庸、吴文治、郑国铨、林志浩、丁浦、余飘等）对我的鼓励和指导密不可分。是这些恩师使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迈出了文学理论批评的第一步。”

　　1961年陈教授从新闻系毕业并留校，最初的几年主要担任人大文学研究班的教务秘书。文研班培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才。他的工作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何其芳、何洛、蔡仪、唐弢、朱光潜、冯至、钱钟书等著名学者，“这使我切身感受到了这些学贯中西的学界翘楚的治学精神和人格魅力。尤其是何其芳，他作为著名诗人和学者对青年文艺理论工作者的培养，既充满诗人的炽热感情又饱有学者的严谨与深沉。他经常对大家说，我们请来一大批著名的专家教授给大家讲课，一方面是让大家获得系统、精深的学科理论知识，另一方面能让大家从中学习如何进行文学的积累、传承与创造，积累是传承与创造的基础。要进行积累、传承与创造，距应该兼容博采，取各家之所长，不能自我封闭。这些治学格言，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人大文研班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能够容纳像朱光潜、周贻白等正在受学界批评的教授是很不容易的。事实也证明了，人大文研班这种兼容博采的治学态度是深受学生欢迎的，并影响了这一代学生的成长。但好景不长，文革爆发，学生停课闹革命，老师下放五七干校，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中断了，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人大才重新恢复了正常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教学、研究的实践当中，深切地感到了人大的精神与时代精神共振。”陈教授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学术得以拓展创新。”陈教授认为，文艺学理论要有突破和创新，应从文艺的发展变化实践出发，体悟艺术的独创性及其意义。文学活动是一个系统的结构，首先要感受形象凝聚作家对人生的独特情感体验，然后深刻品味作家为传达感情所营造的艺术形式，以及由形式的各种因素的统一当中散发出来的风味、韵味和文化的精神。在体悟品味的时候决不能浅尝辄止，而应反复咀嚼、比较、分析，方能领会其异于他人的审美价值。钱钟书先生说：“夫悟而曰妙，未必一蹴即至也。乃博采而有所通。力索而有所入也。学诗学道，非悟不进。”（《谈艺录》）改革开放以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进行了文学、文艺理论的研究，开始挖掘文学自身的艺术独特性。可以说，人民大学的传统使文艺研究与时俱进。“我在90年代对新写实、新体验小说跟现实主义冲击波等理论探索中认识到，应该从艺术的认识论、价值论两重眼光透视、解释文学现象。文学，尤其是小说，既依照社会变革的面貌，又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寻与确证；既追问形而上的人生意义，又关注形而下的生存欲望；既力图反映人与自然、社会、人之间的复杂、浮动关系，也着力思考自身命运与心灵的奥秘，甚至关注探讨人的生存状态，关怀人的生存处境、生命意义。如果这些理性的分析和论证不是建立在对一系列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与个性品味分析的基础上，那将是无法达到符合文学规律的审视和总结的。这时我在文学理论方面感受最深的。”作为一位桃李满天下的大师，陈教授始终认为教书育人是一个教师的天职，不应因学术研究、著书立说而忽视了这一本职工作。谈到这里，陈教授不禁想起了丁浦先生。“丁浦老师虽然连副教授都未评上，但我认为他是有学问的。他把绝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在了教书育人之上，把几乎全部的热情都献给了教育事业。他时常给系里出主意，其中“一个老师包几个学生，指导学生写作研究”就是丁老师提出的建议。他曾背着包、提着热水瓶往返于京城的各个单位为学生们找工作。学生们一回忆起丁老师，便会不由得泪流满面，师恩难忘、无以为报啊！在大学向新世纪转型中，在如何加强教书育人工作方面，人民大学是有传统、有经验的，许多老师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陈教授的动情讲述令我们的无限感慨、向往，不知不觉谈话逐渐接近尾声。“那就以我最近要出版的一本自选集里的一篇题记作为我们这次访谈的结束语吧。”陈教授和蔼温暖的笑容再次浮现在他饱经风霜而又充满慈爱的面庞上，“在我的心中，文艺理论同哲学、美学一样，犹如一座迷人而遥远的奇峰，当你经过一段时间的艰难跋涉而接近它时，它却向着更高更远的天际延伸，使你感到仰之弥高，面临新的难题。正所谓‘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李白的诗道出了跋涉的艰难，也坚定了人们继续攀登的信念！”

临别，陈教授还赠给我们他的论文选，希望我们这些后辈能够在文学的道路上一路走好，“未来是你们的，文学的发展也在你们这些后辈的生生不息。”陈教授平和深沉的学者气质使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大师的深厚学养和高尚人格。在这里深深地祝福陈教授身体健康，并在学术的道路上继续为我们指明方向，让我们在指引下不断前行，为中国语言文学的进一步发展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采访：郑光义 佟郡 史秋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