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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焕东：任中国人民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美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室教授。

对阎焕东老师的第一印象，来源于联系采访事宜的第一次通话，电话那头年轻洪亮的声音，甚至让我有瞬间犹豫——我们要采访的不是一位60级的校友吗？按照约定时间，我们到达阎老师的家，开门迎接我们的正是阎焕东老师本人。虽然已经年过七十，阎老师看起来精气神十足，举止温文尔雅。他十分热情地迎我们进屋，请我们落座后的第一件事是找来纸笔，让我们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并仔细地记了下来。阎老师对于初次见面学生的尊重，令我们十分感动。

阎焕东老师1937年生于河北，195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当时的北大中文系有两个专业——中文专业和新闻专业。在新闻专业就读两年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新闻专业于1958年六月正式宣布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阎老师也因此成为了人大新闻系的一名大三学生。1960年他从新闻系毕业，正是这一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语言文学系，阎老师与其他八位同学选择进入语言文学系的文学研究班学习。3年后，毕业于研究班的阎老师留校成为了人大语言文学系的一名青年教员。

关于人大语言文学系的成立，阎老师是最直观的见证者。他告诉我们，1960年前，人民大学并没有专门的语文系，只有向全校教授功能型课程的文学教研室。1959年，在时任中宣部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的牵头下，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举办了文学研究班和进修班，这便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前身。何其芳先生、何洛先生都是当时语文系的奠基人。而旨在培养一批文学人才、坐落于铁狮子胡同的人大旧址成为了培养基地。由全国各高校抽调人才和人大各院系的研究生组成的三十余人的教学班底，便是语言文学系最初的雏形。当时不到三十岁的阎焕东老师，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回忆起60年代初的人大语文系，阎老师提到最多的词，便是“新”。当时进入语言文学系的师资力量，多为年轻一代，就像一股新鲜的血液一样注入文学学科建设。阎老师说，年轻人都干劲十足，雄心勃勃地想要创出一番新天地，因此于语言文学研究投入了大量的热情与心血。正是这种“新时代”的“新气象”，极大地促进了人大语言文学系的发展。文艺理论研究的成就最为突出，成为了当时语言文学系最强的学科。除此之外，人大语文系的成员亦活跃于文坛，在当时北京地区各大报刊上，来自人大语文系的文章数量极多。在1963年前后，语文系师资班底已扩充至五六十人，其中的二十多人都在之后加入了作协。

提到语言文学系的发展，不得不提及“文革”的影响。1964年迎来了第一批下乡高峰，几百位人大师生离开学校，去往陕西长安县，加入“四清运动”。1965年至1966年，第二批青年纷纷离开城市去到乡村，阎焕东老师作为文三班的班主任，也带领学生离开了人大，投入了乡村，开展了实践教育运动。

“文革”十年时期，人大语文系的发展基本停滞。阎老师提及此事，言语间充满了惋惜。“‘文革’的影响不仅局限于这十年，在其前两三年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它依然影响着学科发展。”阎老师回忆起1976年文革结束至1978年语言系恢复的日子，人大曾在此期间解散，后又重建。这之后语言系的发展，尽管不如初见时那般活力十足，却依然一步一脚印地稳步前进。

阎老师直到1986年调至人大美学研究所前，都在语言文学系工作。作为现代文学教研室的主任，阎老师回忆起当时那一批文学领域的带头人，仍然清晰地记得他们每一位的姓名与当时的职务，甚至研究方向和著作。他提到古典文学界的大家冯其庸先生，现代文学教研主力林志浩先生和文学史教研室的汪金丁先生。正是包括阎老师在内的老一辈文学研究者的不懈追求，鼓励和激发着人大语文系的进步与发展。对如今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阎老师对孙郁院长赞赏有加，认为孙郁老师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品行上都十分优秀，他也相信在孙郁院长的带领下文学院能够取得更好的发展。

提及对学生的寄语，阎老师认为，大学四年是我们人生中很难得的一段时光，他认为应该好好利用这段时间，心无旁骛地学习并认真积极地思考问题。学习是一件苦乐交织的事情，只有下了苦功夫才能从中获得乐趣。他还提到，做学问与做人根本上是一致的，两者最重要的都是需要真诚，不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都要实实在在、一步一个脚印，不做投机取巧、耍小聪明的事情，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得更远更好。阎老师在最后感概道，读书求学时期事情仿佛还历历在目，转眼间就过了五十多年，人生很短暂，他告诫年轻人不应好高骛远，希望我们能够脚踏实地，做好眼前的事情。

采访结束后，阎老师亲切地把我们介绍给了他的爱人，一字不差地叫出了我们的名字。老师还坚持把我们送到电梯口，一再地嘱咐我们路上小心，令我们在寒冷的初冬也倍感温暖。

2013本  余聆睿、姜一柳